摘要：现行的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是非生产性的福利制度安排，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维持消费所需的收入，供养了弱者，却无助于使他们变得更富裕。以资产建设为理论研究视角，提出“资产型社会救助”这一新型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提出通过设立家庭发展账户提升贫困者的金融资产，通过提供个案管理服务提升贫困者的社会资本，通过提供社会工作精细化服务提升贫者群体的人力资本。希冀对资产建设理论进行创新，以适应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贫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资产建设; 资产型社会救助; 金融资产; 个案管理; 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何振锋，男，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救助、社会工作。;
一、研究缘起与概念厘定
（一）研究缘起
20世纪90年代初，为应对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变迁、单位体制变革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社会因素造成的贫困问题，我国开始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救助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安全网”网底不破。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救助工作中的问题逐渐突显。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是非生产性的福利制度安排，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维持消费所需的收入，无法使贫困群体摆脱贫困，无法激励贫困群体产生脱贫动机，无法积累资产，无法实现贫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低保制度建立的时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彼得·桑德斯教授就曾指出，社会救助制度具有三个“与生俱来”的缺陷：一是这类制度并不能真正帮助救助对象脱贫；二是这类制度是高成本的，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三是这类制度的结果往往对“真正的穷人”不利[1]。
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城市低保对象488.9万户805.1万人；农村低保对象1985.0万户3620.8万人[2]。4400多万低保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劳动能力和脱贫潜力的，如何通过政策激励，引导他们彻底摆脱贫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迈克尔·谢若登教授在《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一书中提出“资产建设”理论，核心观点是：资产积累和投资而非收入和消费，是脱离贫困的关键，福利政策应当促进穷人的资产积累[3]351。资产社会政策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从只关注维持收入转而通过资产积累直接关注个体、家庭和社区的发展[4]。资产建设理论对我国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有哪些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主要的社会救助项目，以资产建设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资产型社会救助。希冀对资产建设理论进行创新以适应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实现贫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概念厘定
1. 资产建设
谢若登认为，资产是关于财产的权利或要求，可以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他将资产限定在有形资产，主要是金融资产。主要原因：一是通过这种限定使理论推断能更直接地联系传统经济学，使理论建立在已知的和可接受的基础之上；二是从更实用的方面考虑，强调金融资产可使社会政策发挥最好作用，使科层组织最小化[3]121-128。
本文采取的资产概念介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之间，将资产划分为金融资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划分原因如下。
一是基于能力贫困的理论视角。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5]。他提出通过重建个人能力避免和消除贫困。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和权利，个体可以凭借这种权利实现他们有价值的功能，即他们不仅具有选择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自由，还具有过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6]353。在反贫困过程中，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既要靠经济手段，也要靠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教育、健康等发展机会，通过促进个人能力提升减轻贫困，而这些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发挥作用来实现。
二是基于福利供给体系的完整性层面。现行的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只关注现金和物质救助，忽视对贫困家庭的服务救助。贫困群体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实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非常重要。因此，在考虑为贫困家庭构建家庭发展账户提升金融资产的同时，考虑到福利供给体系的完整性，应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一并纳入这一体系，给予整体考量。
三是基于学术界的研究与讨论。邓锁将资产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认为实物资产、金融资产、住房资产以及其他的可拥有的自然资产等是有形资产；贷款可及性、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属于无形资产[7]。他认为，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还内含着社会服务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常常为研究者所忽视。资产政策强调个体在资产积累和行为改变中的积极参与，鼓励个体和家庭的长期发展，实现能力的提升。资产建设项目不单是积累资产的工具，也内含着增能和发展性的社会服务。资产发展导向的社会服务注重增进个体及家庭的经济参与机会和能力，强调长期发展的目标规划与辅导，并积极地进行政策倡导[8]3。钱宁教授指出，将资产建设限制在金融资产的范畴内，是资产建设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9]。
2. 资产型社会救助
资产型社会救助是社会救助发展的一种理想类型，是指整合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资源进行资产建设，通过家庭发展账户的设立、个案管理服务以及社会工作精细化服务，提升贫困群体的金融资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逐步摆脱贫困，最终实现贫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资产型社会救助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无论是救助主体、实现方式还是救助目标都与现行的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型社会救助更加强调福利输送的多元供给、服务对象的参与和自身能力建设、目标达成的有效性与长期性，是一种发展型社会救助。
二、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无法积累金融资产
2010—2020年，全国低保年人均补助有两个特点。一是整体上，我国的低保人均补助水平偏低。全国城市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68%—18.55%，全国农村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4.76%—34.80%。二是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均有一定比例提升，实现可持续增长，而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从绝对数量到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均有上下波动。虽总体趋势是上行的，但增长速度远不能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甚至某些年份还出现负增长情况。
此外，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单一，贫困家庭缺乏家庭发展资金。一方面，贫困家庭缺乏抵御风险的资金，在面临自然灾害、重大疫情、重大变故时，贫困家庭完全暴露于风险之中，家庭发展韧性和可持续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家庭发展资金缺乏严重阻碍了贫困家庭的自主发展，只能依靠政府持续供给的转移支付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被动地陷入“贫困—救助—持续贫困—持续救助”的怪圈。
（二）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忽略了社会资本建设
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一些着名的研究贫困现象的学者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将贫困归因于权利、资源、能力、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匮乏或不足[10]。对于“多重弱势”和“非物质性致贫因素”，现行的社会救助模式过于单一，容易产生“福利依赖”。服务救助更关注服务对象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救助理念是积极型、发展型社会救助，有利于协助服务对象实现“自助”。
社会支持网络在反贫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薄弱，获得物质援助、服务、信息与社会接触机会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贫困家庭摆脱贫困。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多是现金或实物的形式，社会救助存在“叠加效应”和“悬崖效应”的问题，对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考虑不足。
（三）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不足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实践、服务等方面的投资而凝结在个人身上的知识、能力与道德素质。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
人力资本是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它在摆脱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更积极稳定，是防止返贫的重要因素。现行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在设计上并没有对救助对象就业能力提升给予制度支持，就业培训、就业指导类的服务救助严重不足，贫困家庭就业能力提升乏力，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成员的就业动机激励不足，对救助对象自主创业等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非常不足，在财政、税务等方面配套的政策明显缺失。
三、资产建设理论及嵌入社会救助的可行性分析
（一）资产建设理论形成的背景与主要内容
1. 资产建设理论形成的背景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福利国家范式面临首次冲击。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责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不足”思想，认为经济乏力和失业与微观的经济结构失调和工作动机有关，而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需要对此负责。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的福利支出造成依赖福利的文化，扭曲了市场结构，妨碍而非促进了经济增长[11]。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开始进行福利制度改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由普遍性福利向选择性福利转变，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逐渐淡出，提供福利的责任逐渐向个人及家庭转移。
谢若登教授于1991年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以解决福利国家面临的危机，强调“资产积累和投资而非收入和消费是脱离贫困的关键”[3]351。资产建设理论正是对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世界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与回应。
2. 资产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穷人是可以积累资产的。以收入为基础的福利政策的前提假设是穷人没有财富，也不能拥有财富，政策制定应当促进资产积累在经济和社会福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资产建设理论认为，穷人是可以积累和拥有资产的，社会政策的设计应当促进穷人的资产积累。
第二，资产具有积极的福利效应。资产建设理论认为社会政策是发展性的，是对福利对象的长期社会保护，不仅满足福利对象的眼前收入和消费需求，更加强调了资产积累对于贫困个人及家庭的积极福利效应。福利效应有促进家庭稳定、创造未来取向、刺激其他资产的发展、促使专门化和专业化、提供承担风险的基础、增强个人效能、提高社会影响、增加政治参与、增进后代福利的作用[3]181-202。
第三，穷人的福利模型应该是收入加资产。谢若登提出应当为穷人构建收入加资产的福利模型方案，如图1所示。短期内，这种模型将产生同样的低消费。从长期看，这种模型将产生更多的资产和更高的消费水平。最重要的是，最早的资产积累会产生初步的资产福利效应。经过一个相当时期，收入加资产会产生比单一收入模型更积极的福利后果[3]216-217。
图1 穷人的福利模型方案：收入加资产
注：在这一模型中，消费在较长时间内有所增加，而且资产的积累开始产生了资产的福利效应。
第四，资产建设有助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能够创造出有责任感的国民，有助于个人与社会的连接，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资产的积累和投资，特别是对穷人的救助，可以促进国家长期经济竞争能力、社会凝聚力和民主政治制度活力。资产社会政策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人资产的积累，国家给予一定的干预和支持，从社会的角度看，虽然暂时是一种给予，但从长远看更是一种投资，更多地体现了储蓄的意义[12]。
（二）资产建设嵌入社会救助的可行性分析
1. 救助和金融体系为资产建设嵌入社会救助提供了可能
(1）救助体系及服务能力为贫困家庭资产建设提供了前提基础
我国现有的救助服务体系包括了对贫困、医疗、教育、自然灾害、流浪乞讨等困难情况的救助，涵盖范围较广。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城市低保对象488.9万户805.1万人，全年支出城市低保资金537.3亿元，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1985.0万户3620.8万人，全年支出农村低保资金1426.3亿元。我国的社会救助工作是在街道（乡）和社区（村）进行申请的。截至2020年底，我国有乡7693个，民族乡962个，街道办事处8773个，区公所2个，乡级行政区划单位38741个[2]。我国救助体系日益完善，社会救助提标扩面，惠及人口越来越多，制度基础稳固。民政事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为资产建设的嵌入提供了前提条件。
(2）普惠金融体系为贫困家庭资产建设提供了运行保障
普惠金融是指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微观层面包括各类能够为需求客户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负责管理贫困家庭发展账户可分为三类：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13]；中观层面是指各类基础设施、金融相关服务等，具体包括支付结算体系、网络技术支持等；宏观层面包括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监督机制等[14];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力求通过普惠金融的“普惠”消除贫富差距。普惠金融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Claessens[15]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金融机构发展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对于减少农村贫困、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2. 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是资产建设嵌入社会救助的有效保障
(1）经济实力是贫困家庭资产建设的物质保障
有学者作过统计，中国农村脱贫返贫率最高可达30%，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返贫率会逐步上升[16]。笔者对上海、广州、成都，以及浙江忂州市、江山市，江西宜春市万载县，甘肃酒泉市、嘉峪关市的贫困家庭生存现状进行调研，从调研情况看，医疗、教育、住房支出是贫困家庭的重大支出项目，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构建家庭发展账户时，应设立教育、医疗、住房三个具体项目，根据政府财政能力和贫困家庭自身能力，家庭月投入资金可以设定为50元、100元、150元、200元、250元、300元六个档次。根据世界各地政府为贫困家庭进行的资产建设配比情况，可以将教育项目政府资金配比比例设定为1∶1、医疗项目1∶3、住房项目1∶5。
从政府财政能力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2473.9万户4425.9万人，其中，45%即1991.7万人约1113.3万户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2]。如果按照每年家庭发展账户参与者全部选取住房投入项目来计算，政府每年为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提供的住房匹配款为2003.9亿元，2020年全年GDP总量为101.36万亿元，政府提供资金匹配为GDP的0.20%。如果每户家庭可以选择两项参加资产建设，按医疗用户的上限300元/月，则政府每年为一户家庭补助10800元（社会捐助除外），政府每年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提供的医疗匹配款为1202.4亿元，政府提供资金匹配为GDP的0.12%。两项共计需要政府提供资金匹配约为2020年GDP的0.32%。
如果资产建设扩展到所有低保家庭，则政府投入资金约占2020年GDP的0.7%。如果将资产建设扩展到低收入家庭，则需要推算低收入家庭的具体数量。本文将低收入家庭界定为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但低于低保标准2倍的家庭。关信平教授认为，如果按照现行低保标准的200%为低收入家庭标准的话，城市低收入家庭大致占城市总人口的10%左右[17]。2020年，我国有城镇人口90220万人，则低收入人口约为9022万人。同时，农村低收入人口无法准确掌握，如果按照关信平教授推测的城市低收入人口比例，从实际的情况看，农村低收入人口占农村总人口应是高于10%,2020年我国有农村人口50992万人，则低收入人口约为5099万人。经初步推算，全国有低收入人口14121万人，《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平均规模为3.35人[18]，则我国约有低收入家庭4215万户。如果按照每户家庭选择两项资产建设项目，即住房项目和医疗项目，则政府每年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资金配额为1.2万亿元，约占2020年GDP的1.19%。两项合并计算，政府投入资金约占2020年GDP的1.9%，政府完全有能力承担家庭资产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2）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是贫困家庭资产建设的服务保障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9.4万个，吸纳1061.9万人就业[2]。多数社会组织来自基层，活跃在基层，他们更容易接触、了解贫困群体的真实需求和想法。他们的运行方式灵活，活动形式多样，能根据贫困家庭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提升服务效果。
四、资产型社会救助构建策略研究
（一）资产型社会救助的模式
1. 资产型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及与现行社会救助的区别
新时代对社会救助供给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着眼于解决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本文提出了“资产型社会救助”模型，如图2所示。
资产型社会救助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福利的多元供给。包括家庭自身投资、政府社会救助与资产建设投资、企业和社会组织捐赠等多元金融资产积累主体投入、社会组织提供的直接和间接服务。二是现金救助与资产建设相结合。对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政府给予传统的救助，如低保金；对愿意参加资产建设的家庭，给予资金配比，支持他们积累金融资产。三是在重视金融资产建设的同时也关注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和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构建。
如表1所示，与现行社会救助相比，资产型社会救助以“资产—发展”为理论视角和价值取向，关注贫困群体的资产积累，认为资产积累和投资才是摆脱贫困的关键，强调福利供给的多元主体，是一种发展型的社会救助供给方式。在资产型社会救助供给方式下，福利具有正向的福利效应，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得到激发，主动参与救助。
图2 资产型社会救助模型
表1 表现行社会救助与资产型社会救助的区别
2. 资产型社会救助的基本要素
(1）供给主体
资产型社会救助是一种福利多元的供给模式。在政府层面，一是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提供低保救助；二是设立家庭发展账户，并按照贫困家庭投资的情况进行资金配比；三是针对服务救助不足的情况，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包括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在贫困家庭层面，资产建设主要针对的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贫困家庭需要积极主动承担和投入，主要通过“工作脱贫”为资产积累储备一定的资金，进而进行家庭自身投资。只有家庭进行投资，政府才能进行一定比例的资金配比，构建家庭发展账户。在工作单位（企业）层面，一方面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按时足额为付出劳动的贫困群体提供应有的工资和福利，以便使其积累一定的资金投入到家庭发展账户中；另一方面是为家庭发展账户提供资金捐赠，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配比，推动实现家庭发展账户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组织层面，一方面通过捐赠等方式为贫困家庭的家庭发展账户捐赠资金或提供资金配比，弥补政府注入资金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提供个案管理等间接服务为贫困家庭进行资源链接和社会融入，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并通过社会工作者的精细化服务为贫困家庭提供有针对性、专业化、系统化、人性化的嵌入服务。通过上述四种供给共同作用，提升贫困家庭的金融资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使贫困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
(2）救助对象
资产型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是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无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是指家庭人口中有处于16—59岁且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目前，低保家庭中有45%—50%有劳动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以打零工为生，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无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是指家庭人口均不处于劳动适龄范围，或即使处于劳动适龄范围，但由于重病、重残等原因而不具有劳动能力。这部分群体以政府救助作为家庭的主要或是唯一生活来源，也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是指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但低于低保标准2倍的贫困家庭1。
将低收入家庭纳入资产建设范围，一是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救助应该是一种“大救助”，从关注绝对贫困到关注相对贫困、从关注贫困群体的生存到关注贫困群体的发展，实现从“安全网”到“助跳网”的转变。二是现行的低保制度存在“悬崖效应”和“捆绑效应”。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超出低保线，但实际生活水平较低，无法得到救助。三是资产建设更为重要的功能是预防贫困发生，使贫困群体在因突发状况陷入贫困时有能力抵御风险，防止脱贫后出现返贫现象。
(3）资金来源
一是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其中，中央财政可以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全额补贴；二是企业对家庭发展账户提供资金捐赠，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配比；三是社会组织捐赠资金。根据对家庭发展账户需要的储蓄项目和资金配比的初步估算，为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设立家庭发展账户，每年所需要的资金配比不足我国全年GDP的0.4%。
（二）设立家庭发展账户，提升贫困家庭的金融资产
1. 家庭发展账户的设立
鉴于家庭发展账户对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重要性，应成立资产建设管理委员会，承担全国贫困家庭资产建设家庭发展账户的管理工作。目前我国现有的救助体系或救助系统比较完善，国家层面有民政部社会救助司，省级层面有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地市层面有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街道（乡镇）层面有民政办，为贫困家庭设立家庭发展账户要依托这一完善的社会救助系统进行。以市为单位进行建设，由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作为具体执行单位，选取国有大型银行作为提供存取款业务单位，由该类银行以定期存款的方式为贫困家庭设定储蓄账户，储户不能提前提取资金。
从储蓄项目和储蓄时间看，应设立教育、医疗、住房三个储蓄项目，并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根据自身需求选择1—2项参加，项目建设周期为五年，五年内不得提取项目建设资金。如果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确需使用资金的，只能提取家庭储蓄的基础资金，政府提供的配款不得提取。从灵活性看，可以通过存款额度、配款比率、账户用途、参与者条件等的设定进行调整。灵活的设定可以提升项目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项目执行的效率。
2. 家庭发展账户参与对象的选取、资金来源及配比方式
在对象的选取方面，家庭发展账户主要面向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参与发展账户的贫困家庭在最近半年内有就业经历，在参与家庭发展账户五年期间一般不能失业超过半年，如果失业，必须接受个案管理员的就业咨询与资源链接等服务。符合上述条件的低保家庭可以提出参与家庭发展账户的申请，由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的个案管理员进行评估，符合条件的准予进入家庭发展账户，并根据需要选择教育、医疗、住房等三项储蓄项目中的1—2项，每月定期向账户存入储蓄款，根据相应的配比，享受政府的配款。构建资产型社会救助可以在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先行试点，逐渐推广到所有的低保家庭，进而扩展到低收入家庭。
在资金来源与配比方式方面，一是贫困家庭每月向账户存入一定基础资金。二是政府根据家庭投资参与项目情况进行资金配比，企业、社会组织可以向家庭发展账户捐赠资金，并按有关规定享受捐赠优惠待遇。根据家庭发展账户设置教育、医疗、住房三个项目以及相应的六个储蓄额度，储户与政府资金配比比例为教育1∶1、医疗1∶3、住房1∶5，政府为每户家庭发展账户的单项配款数额每月最高1500元、最低50元。
3. 参与对象的能力提升
贫困家庭教育投资不足，缺乏金融知识、理财意识和理财能力，可以定期组织他们参加理财培训。参考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的做法，贫困家庭五年内参加的定期培训课程应不少于300小时，缺席不得超过1/10，政府部门将参与者参加培训情况作为后续继续提供配额的重要依据。通过培训，提升家庭发展账户参与者的能力。同时，参与对象在持续五年的上课中与其他参与人发展支持性的社会网络，不但扩展了原来较为稀疏的人际网络，更实质地建立信任的朋友关系，相互勉励，感受到被增权的经验[19]84。
（三）通过个案管理服务，提升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
巴鲁和明克（Ballew&Mink）认为，个案管理是提供给那些正处于多重问题且需要多个助人者同时介入的案主的协助过程[20]3。他们认为除了增进案主使用资源的知识、技巧和态度外，强化取得资源及运用资源网络的能力尤为重要。
贫困家庭在陷入贫困代际传递的境遇时，由于自身能力不足，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化方式为贫困家庭链接资源，提升社会资本。例如，针对吸毒刑满释放且生活困难的服务对象，在前期阶段，个案管理员要了解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如果符合条件，进行接案并建立专业服务关系，对服务对象进行评估并设定服务目标。明确评估需求后，拟定服务计划并确认相关资源。在计划执行阶段，根据需求转介到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辅导、就业能力提升、家庭关系修复等服务，联系街道、社区为服务对象提供就业的岗位，与街道司法所、社区居委会、社区志愿者组织共同为服务对象提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治疗等服务。如果具备相应能力和意愿，个案管理员可为服务对象联系相关金融机构，提供小额贷款让服务对象进行创业等。符合条件的，个案管理员可协助服务对象参与家庭发展账户，在督促完成固定储蓄的同时，监督服务对象按时参加家庭发展账户理财培训。
（四）通过社会工作精细化服务，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
能力发展是反贫困过程中重要的因素，甚至是根本性的因素。在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方面，社会工作的精细化服务将对贫困群体能力提升起到重要的辅助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精准把握服务对象的需求，设计有针对性的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对贫困群体的需求是经过科学评估作出的判断，社会工作者用科学的方法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第二，提供多元的服务，社会工作既开展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服务需求分析等救助服务事务，也开展心理疏导、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救助服务。第三，社会工作注重救助对象能力的提升，并倡导政策变革。社会工作通过教育和服务，提升贫困群体的就业能力，进而推动贫困群体积极就业。倡导政策变革，推进救助和就业之间的有效衔接。
五、结论与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收入转支为主的生存型救助供给方式只能缓解贫困，无助于使贫困群体脱离贫困，资产型社会救助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资产贫困比收入贫困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更大，应该允许并协助贫困家庭积累资产。二是通过政府设立家庭发展账户以及多元主体共同向家庭发展账户注入资金，可以提升贫困家庭的金融资产，帮助贫困家庭真正摆脱贫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通过个案管理服务和社会工作精细化服务，提高服务救助质量与水平，帮助贫困群体提升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激发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内生力量。四是构建资产型社会救助，通过提升贫困家庭的金融资产、社会资本以及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实现贫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研究也存在不足，在构建资产型社会救助的过程中，未将社区这一要素涵盖其中，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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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信平.关注城市贫困问题提高城市反贫困行动力度[N]中国社会报, 2019-02-11.
[18]人民网2015家庭发展报告: 空巢老人占老人总数- -半[EB/OL].(2015-05- 13)2022- 06- 27]. http://pliticis.people.j.gou5juan.com/n/2015/0513/c70731-26995290.html.
[19]郑丽珍贫困户的储蓄诱因、理财教育与储蓄行为:以”台北市家庭发展账户“为例[C]//高鉴国,展敏.资产建设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0] BALLEW J R,MINK G.社会.工作个案管理[M].王蚧开敏， 陈雪真，译台北: 心理出版社，1998.
注释
1当前，我国并未有统一的低收入家庭划分标准，由于各地经济条件不同，低收入线也不尽相同，有些地方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划定低收入线，有些地方按照低保标准的1.5倍或是2倍划定。考虑政策的前瞻性和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本文使用低于低保标准2倍进行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