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地名就是一个地方的名称，是人类赋予各种地理实体的名称。褚亚平、尹钧科认为地名是“一种专门用于指代大小地域的语言代号”[1].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地名是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属于专有名词。
一、三亚地名的概况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批准三亚市撤六镇设四区，自此，三亚以一个整体的城市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区覆盖的地级市。由于尚未看到新的地名志，因此，笔者以三亚市民政局2009年2月印制的《三亚市镇（区）建制村（社区）名录》（下文简称“名录”）与2010年10月出版的《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下文简称“图集”）为主要的语料来源，并适当以清代《崖州志》中记载的地名为参考。
按照“名录”中“三亚市乡镇（街道办）建制村（社区）、自然村、村（居）民小组统计表”的内容，三亚市下设河东、河西2个区，包括海棠湾镇、田独镇、凤凰镇、天涯镇、育才镇、崖城镇等6个镇，92个建制村、43个社区、492个自然村，890个村民小组，430个居民小组；其中，“田独镇”于2011年1月10正式更名为吉阳镇。从表中可知，除了育才镇没有社区，其他地方都设有社区；河西区管理委员会只有社区和下属的居民小组，已不存在自然村和村民小组；自然村数量减少的还有河东区管理委员会。“图集”记载，三亚有“92个建制村、43个社区、492个自然村，878个村民小组，400个居民小组，南田、南新、南岛、立才、南滨5个国营农场”[2].三亚人民政网“三亚市概览”中“2012年行政区划”显示49个居委会、92个村委会、492个自然村、892个村民小组、430个居民小组。我们从三份数据中可以看到，不断增加的是社区居委会与下属的居民小组，建制村与自然村的数量不变，但村民小组在增加。以上的数据改变与三亚市快速的城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012年末……三亚市的城镇化率为68.32%,比上年提高1.09个百分点。
若将三亚市乡镇（街道办）、建制村、社区、自然村、村民小组、居民小组等所有名称相加能够得到1955条数据；细查“名录”发现，地名中除了数字序列不同，其它没有多少变化，如儋州村社区下辖39个居民小组，名称从“儋州村一小组”至“儋州村三十九小组”.本研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考察三亚地名，因此，下文统计的地名以人文地理实体名称中自然村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为主。
二、三亚地名的音节构成
本研究统计和分析“名录”中三亚市自然村以上行政区划名称的音节构成后发现，其中的单音节地名根本不存在，双音节和五音节及以上的地名有14条，占地名总数634条的3.5%;三音节地名共531条，占83.7%;四音节地名81条，占12.8%.其中，河西和河东两个辖区没有双音节的行政区划名称，这是因为两个辖区尤其是河西区属于三亚市的中心城区，几乎没有村落地名，大多数都是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委员会地名。
双音节地名如田独镇罗蓬村委会的“高村”与“中村”、海棠湾镇江林村委会的“东村”与“西村”,再如田独镇、凤凰镇、天涯镇、育才镇等地都有“新村”.三音节地名占了绝大多数比例，分布在三亚的各个位置，如东岸村、大茅村、落基村、郎典村、乾隆村、城东村、营头村、大灶村、林旺村、铁炉村等等，这些或是汉族村子、或是黎族村落。
四音节及以上的多音节地名如月川社区、藤桥社区、上抱坡村、中文门村、红新一村、红旗街社区等。若将居民小组纳入考察对象，三亚还有更长的行政区划名称，如解放街西一路、胜利路中上段。
需要注意的是，“图集”中的三音节地名大都被记为双音节地名，一般会略去“通名”,如东岸、海罗、抱古、赤草、东京、中和、龙港、雀信等。四音节地名也多是如此，略去“通名”后有双音节地名，如月川、榕根、临春、红沙、红郊、和平、红光、永宁等，因此，“图集”中的双音节地名数量更多。
游汝杰先生曾说，“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占优势的，但是从历史上看却有一个从单音节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历史地名也可见一斑”[3].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和使用的专有名词，也一样遵循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早期的汉语地名一般都是单音节词，如“江”、“河”、“秦”、“楚”等；汉语合成词至秦汉以后逐渐增多，双音节地名随之增多；后因使用者和社会需求的改变逐渐出现了三音节、四音节甚至更多音节的地名，从“名录”上看，三亚行政区划名称也体现出以上规律。
“图集”中的三音节地名也不少，如商品街、下洋田、椰风巷、木工厂等。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能溯源历史的地名，如鹿回头、海棠湾、金鸡岭等，《崖州志》卷二“舆地志二”记“山”之“金鸡岭有二。
一在城东一百一十里，形如笔架……”,附图中标志的金鸡岭与当今的金鸡岭社区位置相当。其次是历史悠久的黎族村落地名，如抱坡、沙塘、那后、文门等，随着经济的发展，黎族村民因人口众多而自然分化，或是一分为二，如上、下抱坡村；或是一分为三，如上、中、下文门村。第三是新兴地名，或是直接说明居住者的经济从业特征，如砖瓦厂、缝纫社、竹器社、理发店等；或是极具时代特色的地名，如红旗街、建设街、群众街、新民街等；或是因单位驻地而得名，如外贸路、建港路、机场路等。这些不见史籍记载的地名多形成于建国后，或者是新时期刚刚命名的社区地名。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的细化深化，对于地域的划分也逐渐细致，这样就增加了地名的数量，“名录”中的多音节地名随之增多。例如，根据道路方向与路段划分行政区，就有了解放西路、胜利路中上段、胜利路南中段等名称。“名录”中的多音节地名数量不大，几乎全都集中在河西、河东两个经济比较繁荣的辖区内。
三、三亚市地名的词汇构成
地名属于词汇系统中的专有名词。现代地名的命名方式一般由专名与通名构成，通常认为“专名定位，通名定类”.“专名”指某一地理实体专有的名称，“通名”则是用来表示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类型、隶属关系和形态、性质的规定性名称。
三亚市地名的专名和通名大致有5种组合方式：
（一）“专名”形式
此种形式的地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只有专名没有通名的地名，暂且称为“专名+零通名”,如东岸、荔枝沟、回辉、马岭、西岛、大东海等；一是前有通名、后面以某些专名结尾，用做结尾的专名一般为方位词“前、后、上、下、东、西、南、北、中、里、外”等，此类称为“通名+专名”,如河东、河西、城东、城西、镇北、水南、拱北等，这类地名一般只在小范围内使用，通常是具有一小片区域中某一标志性的地理特征，人们用此特征加上方位词来辨别更为具体的区域，大多只是起到识记的作用，其中偶有因历史或者文化因素而命名，如市头、庄头、营头等；以海棠湾镇“营头”为例，《崖州志》记载其属于永宁乡上堡，在藤桥东二里，因清朝“兵制”于此设藤桥营而得名。
（二）“专名+通名”形式
该形式由“专名+地名通名”构成，是三亚地名中最常见的组合方式。三亚市的地名通名一般有“村”、“街”、“路”、“巷”、“社区”,如海罗村、红旗街、建设街、友谊路、椰风巷、春园社区等。无论是汉族聚居地，还是黎苗聚居地，“村”在三亚地名通名中的使用频率最高。地名同语言一样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一个地区的地名不仅表现出这个地区的地理特性，还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习俗等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学者大都认同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历史上的黎族虽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语言的形成则是地名产生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的起源几乎和语言的形成是同步的”[4].“图集”所载的三亚市地名大多数属于黎语地名，若以2009年三亚市1955条行政区划名称为例，属于黎语的地名达1202条，占61.5%;清代《崖州志》所记录的黎族村峒及其他名称更多。
在“专名+通名”的形式中，有的是直译黎语，如田独镇红花村委会、凤凰镇立新村委会及扎南村委会等地都有双音节地名bau3pa:n1,黎语意为“新村”;有的是意译黎语地名的“专名”,如将南山村委会意译为“椰子园村”;更多黎语地名的“专名”属于音译，方便后人在史籍中追溯村庄的历史，《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一”之“村峒”记载“洋淋，峒十余村”;卷十三“黎防志二”之“关隘”记载：“中为洋淋峒，黎户数百。环峒，崇山峻岭，素称要害。其出没路径有六……”;卷十四“黎防志三”写到“道光九年十二月，洋淋村黎酋黎那鸡作乱……”,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了解育才镇雅林村的村落发展史和更多的历史事件。
（三）“专名+通名+通名”形式
此结构中出现了通名转化为专名的现象，也就是说，“专名+通名”形式的地名在使用过程中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转化为专名的趋势，原“专名+通名”中部分转换为另一地名的专名部分，原通名的指类功能随之消失，如港门村社区、金鸡岭路、铺仔市村、崖城村、马岭社区等；其中，河东区港门村居民原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渔业、盐业辅之，随着城市的发展转为从事商业等工作，原来的“村”亦变为“社区”;崖城村是原崖州治所所在地，宋以前系土城，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增建、重建、捐修，城池完备，现靠近崖州古城旧址孔庙北为崖城村。
（四）“黎语通名+专名+通名”形式
黎语地名发展至今形成了独特的“黎语通名+专名+通名”结构形式，这属于双语合璧型。三亚市黎语地名的通名有“村”bau3或bou3,记为汉字抱、保、博、布等，如崖城镇抱古村、凤凰镇保导村、田独镇博后村、天涯镇布曲村等；又如通名“水田”ta2或na2,汉字记为大、打、那、三、扎等，如崖城镇大隆村、打帮村、天涯镇那会村、凤凰镇三翁村、育才镇扎盆村等；再如通名“水”nam3,如南进村、南来村、南丁村等；通名另有“山”ha:u3（汉语常记为豪、毫、好等）、“石”tshi:n1（汉字常记为神、亲等）等。
黎语“村”被音译为“抱”、“保”、“博”、“布”等多个汉字，首先因为黎族没有文字，只能找汉语中声音相似的词来记录黎语地名，其次是黎语中存在方言土语差异。黎语的通名音译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如黎语通名“水田”的“三”、“扎”实为闽方言读音，分别为数量词“三”ta1、动词扎腰的“扎”ta4;也就是说，三亚、三作、三娘、扎南、扎逸、扎拉等地名的词汇结构更加复杂，属于“汉语闽方言记读的黎语地名通名+专名+通名”结构形式，这体现出三亚历史上汉族与黎族的频繁互动，属于不同语言接触后的结果。
（五）“专名+通名+专名”形式
此形式多是“专名+通名”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方位词专名，如人民街西段、人民街东段、胜利南西段、梅联社区南、梅联社区北等，这样的多音节地名起到简单区分、便于识记的功能，数量并不多。
由上述三亚地名的词汇构成分类可以看出，“专名”是构成地名要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现代地名如此，在早期的地名中甚至“只有专名，没有通名”[5].通名则标志着人们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同时也体现出行政区划管理的系统。
综上所述，地名以语言为载体，语言是地名的外在形式，地名记录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如果将地名系统分为表层和深层，语音、词汇等构成了地名的外在形式，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历史、生活等内容则为深层。三亚现存地名中六成以上属于黎语地名，这是三亚作为海南黎族聚居地之一的较佳证据，黎族作为先行者在这块土地上的开拓之功可见一斑；海棠湾镇海丰村委会的老苏村、老符村、老林村等地名让人感受移居至此的人们不忘祖宗、不忘本的宗族观念，以上诸种关于地名的文化内涵将另外专题论述。
参考文献：
[1]褚亚平，尹钧科。地名学基础教程[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
[2]国家测绘局海南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
[3]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宋久成。地名文化研究---概念、少数民族语地名及其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5]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