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强调翻译的社会性，关注译文的意义传达而非形式表达，从而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和描述力。文章在梳理社会语言学翻译观的起源、探讨国内外研究的关联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后认为，社会语言学的5个分支学科，即变异研究、语言社会学、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心理学、互动社会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仍有大片空白亟需填补。文章建议，未来研究可多关注翻译与社会语言学的“社会层面”，进行系统研究。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翻译理论; 起源; 关联; 展望;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 emphasizes the sociality of translation by focusing on meaning conveyance rather than formal representation,thus harboring much stronger explanatory and descriptive powers. Based on discussing the origin of transl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inguistics,relevance between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and prospect of study from this perspective,this paper argues that five sub-disciplines of sociolinguistics,namely,variation studies,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social psychology of language as well as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 wait for more efforts to fill their gap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suggests that future study should focus more on systematic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social side”of sociolinguistics.
Keyword： sociolinguistics; translation study; origin; relevance; prospect;
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将社会学、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超学科”特点。社会语言学翻译理论，起于现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病理根源”，长于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千里沃野;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仍有大片学科空白亟需填补。本文拟梳理社会语言学翻译观的起源，探讨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关联，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
1、 起源:结构、解构、建构
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重视“等值”“忠实”，将翻译抽象成逻辑程式。该学派建构了翻译科学，但也逐渐显示出“现代主义的病理特征”，夸大语言的结构性对应和译者人格的均质化，把翻译活动变成纯语言的操作，却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译者和翻译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翻译学者们逐渐破除结构主义的怪圈，更多地将目光转向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强调言语交际的本质在于信息传递，迎合了多元社会的发展趋势，部分解构了现代主义翻译观，逐步建构社会语言学翻译观。莫里斯·贝尔尼埃出版《翻译的社会语言学基础》(1978)，开译论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之先河。奈达出版《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1996)，堪称对自身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系统总结。作者在第1章明确指出现代语言学翻译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不同，确立了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的重要地位。之后，让·皮特斯(1999)、古昂维奇(1999)等学者或从社会语言学基本原理出发，或从分支理论出发，逐步完善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框架。
2、 关联:继承与发展
社会语言学在学术方面兼收并蓄，学科范围不易界定。纵观国内外研究，据其基本原理，目前可归纳出5个主要分支———变异学派、语言社会学、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心理学、互动社会语言学[1]。
国内外研究的关联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多由国外学者建构，中国学者多将之用于翻译研究，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联。在基本原理方面，社会语言学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的语言性、社会性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突出译者的作用，框架已经大体完成。5个分支虽然基本特点类似，但各有侧重点，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在国内外仍处在起步阶段。
2.1、 社会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本原理
上世纪70年代，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开始登上国外译论神坛。社会语言学认为，交际的本质在于信息的传递。翻译作为语际交流，实质也在于信息的传递，研究对象在于话语而非语言。话语的关键在于意义。因此，理解原文时，识别语义关系比语法结构更为重要。由此，贝尔尼埃认为，信息的传递过程，就是发送主体通过发送媒介将发送客体传达给接收人的过程[2]。而翻译过程，就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信息传递。
社会语言学还认为，语言与社会互相补充。一方面，语言被视为统一的社会文化构成;另一方面，各种语言变体的存在反映群体之间的诸多社会文化差异。因此，语言既是交际行为的媒介，也是交际行为的阻碍。科米萨罗夫认为，这恰恰是翻译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语言的统一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的相异性决定翻译必须存在[3]。而译者的使命就在于跨越不可译的鸿沟，实现两种社会文化的交流。
陈忠华作为国内最早进行该类研究的学者，将“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信息传递”进一步细化，归纳出影响翻译过程的5个因素———语言形式，语言所荷载的信息，言语活动的参与者，社会文化语境，译文的价值，并提出，翻译过程中要关注词语的理性意义与非理性意义，句子的可接受性和得体性[4]。林巍、王心洁根据奈达关于译文的“得体性”和“可接受性”的论述提出，社会语言学翻译观的评价标准就是“地道”，即符合译语读者的需求。“地道”就要注重原文的意义，以及译文的语言结构规则和社会文化规则。“地道”之下，译者有意的误读与误释也可原谅，甚至在文学翻译中成为达成“地道”的一种必要手段[5]。
综上，由于国外起步较早，对于该方面的研究非常透彻，部分学者建构了宏大的理论对此进行阐释。国内多是对国外译论进行引介，或将其应用于翻译策略、文本分析、读者接受等。因此，基本原理方面已经没有太多的挖掘深度，但仍可用来指导各种类型的文本翻译与译文分析。
2.2 、社会语言学的5个分支与翻译
变异研究、语言社会学、交际民族志学、语言社会心理学、互动社会语言学这5个分支学派，侧重点各有不同，但研究重点均强调社会中的语言。
2.2.1、 变异研究与变译
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主要揭示语言变异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个体语言的任意性。而译者利用其个人语言，依据原语和译语社会的语言规约进行翻译，不免涉及到语言变体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变体与翻译的结合最早起于国内。朱达秋依据Hudson关于变体的分类，探讨了原文中的语言变异对翻译过程的影响[6]。之后，刘卫东、田贵森针对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变异提出使用常规语言和使用语言变项进行翻译的策略[7]。蔡粤生提出，面对原语的语言变异，译者可根据读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选择变异保留、变异转换和变异创造[8]。
黄忠廉是国内首位进行变译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翻译有翻译的变体，具体表现为变译，即“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取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9]。语言变体的翻译和译者的变译，此二者关系密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仅要根据原语和译语的语言变异现象选择合适的语项传达原作意图，还要对原语文本进行变译，以符合译语读者的需要。曹顺庆、王苗苗认为，变译是当今文学翻译的一大趋势。忠实原文应当与译者的创造性改编相结合，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准确传达原着精髓、可读性强、受市场青睐的译本”[10]。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才可使译本真正被译语社会所接受。
目前，国内该方向的研究逐渐与翻译过程中的译者风格、译文研究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变译程度与译文交际效果的关系，变译后的读者反应和译文社会价值之间的对比，也值得研究。再者，也可对此进行系统的描述，建构出变异理论翻译观的范式和方法学。
2.2.2、 语言社会学与语言景观中的翻译问题
社会语言学研究有两大分野:其一，把“语言”作为一种研究内容，考察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变异研究就属此类;其二，把“社会”作为考察起点，将语言看作一种社会问题或者社会资源来研究，这就是社会学派，也就是语言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与翻译相关的具体课题是语言景观的翻译问题。
“语言景观”最早由Landry和Bourhis两位学者提出:公共设施如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一个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语言景观的翻译问题，为国家语言政策提供了表达场所，为民族语言身份之争提供了战场[11]。单语制国家的双语语言景观中，非母语语言的形态与翻译除了受到原语和译语的语言结构影响，还会受到国家政策、标牌所有者的目的、目标受众的语言倾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全译、半译、语码转换等现象，值得研究。
国外学者多是从语言社会学角度探讨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鲜少涉及翻译问题。从国内来看，黄玉明对我国城市街道交通指示牌的翻译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后，进一步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城市街道罗马字母拼写法的法定统一规范和国际上认可的中国地名拼写国际标准[12]。田飞洋、张维佳指出，双语路牌的问题是语言符号背后的超多元性的社会文化问题，是具有不同层次和不同特征的标准性问题[13]。由此，语言景观与翻译正逐渐受到关注。
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内语言景观翻译问题的重要性正逐步显现。然而，国内外对此研究均尚少。笔者在此提出，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当前的研究还可从国家政策、标牌功能、标牌所有者、监管者以及受众间关系等层面，继续对各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实证调查，进一步完善、深入该方面的研究。
2.2.3、 交际民族志学与翻译研究
交际民族志学，由美国人类学家海姆斯于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强调交际环境的结构分析，主要描述因社会文化因素不同而给社区语言带来的不同限制。
交际民族志学和翻译有很大的互文性。翻译界认为，翻译是各种陌生语言达成妥协的权宜之计，而交际民族志学者则认为，交际民族志研究的，是交际环境中群体内语言与其他文化变量达成妥协的权宜之计[14]。因此，交际民族志学与翻译在社会语言学的背景下互证、互涉、互补、互融，研究空间非常广阔。
相较于陈忠华提出的社会语言学翻译研究的5个因素，海姆斯基于交际民族志研究提出的SPEAKING交际分析模式，对于交际环境的描述更为细致清晰，对于翻译过程的考察，尤其是译者调停、译文质量控制等，颇有借鉴意义。然而，国内学者可能出于跨学科的担忧，还没有从交际民族志的整体学科入手进行翻译研究。此外，原语和译语社区内的文化、语言如何被译者开发利用?译者据何进行开发利用?翻译成果如何对特定社区的社会和文化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
2.2.4、 语言社会心理学与翻译研究
语言社会心理学，即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交际中语言的使用问题，以及交际者对语言变体的态度问题。言语适应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出于自身心理动机，表现出言语趋同或趋异或保持的特征。之后的适应理论修改模型认为，适应的有效性应从说话人评估和相互适应两方面来考察，同时要注重交际过程中的可理解策略和人际控制策略，逐渐建立起其解释性模型的地位。
国外鲜少将言语适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国内学者粟进英、李经伟对交际过程中的身份建构进一步阐发，认为说话人通过言语趋同、趋异或保持来建构自己的新身份或维持原有身份[15]。翻译同样可看作译者与原作作者和译语读者对话的过程。言语调节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可用来解释翻译实践中翻译策略的选择问题，是以原语为导向还是以译语为导向，为何如此选择以及选择结果的社会影响等等，这些点上大有文章可做。
2.2.5 、互动社会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互动社会语言学运用语言学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观察会话过程中的语言、非语言信息，强调在会话层面把握交际的合作本质。
甘柏兹认为，会话者需要在具体的语境里，通过对双方的交际行为进行推断，选择恰当的交际方式，给予对方语境化提示，推动会话顺利进行[16]。要理解对方，就要注意对方表达方式的特点[17]。因此，互动社会语言学非常适合研究具有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交际活动[18]。
翻译过程是一个译者不断与原文和译文进行协商的过程，而翻译成果就是原语和译语根据原文内容进行合作的结果。这一双向交际过程中，成功与否取决于译者能否与作者和读者在信息传递上顺利合作。王盛、李慧将之运用于口译过程分析并指出，译者作为中间者，不仅需要遵循交际规律、较为准确地传递信息，也需要主动地对会话作出调停，促进会话顺利进行[19]。除此之外，国内外鲜少有人将之运用于翻译研究。
3 、展望:社会层面、系统研究
将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有助于突破把翻译定性为单纯的语言行为的藩篱，揭示以往被忽视了的翻译活动的社会层面，对现有的翻译理论进行补充[20]。社会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支学科，对翻译而言都有一定程度的启示作用。目前来看，翻译研究仍集中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层面”，其他与“社会层面”相关的理论，诸如语言景观、交际民族志、语言社会心理学和互动社会语言学等，基本上仍是空白。另外，虽然社会语言学对翻译研究意义重大，但因其学科范围难以界定，还没有学者对其作出系统性概括总结。因此，本文在此简要梳理社会语言学翻译观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不免挂一漏万，但仍妄作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此方面的专着问世，以促进译学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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