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研究理论和研究假设
一、研究理论计划生育政策
在家庭层面的影响中，最直接的是影响孩子数量。汉族只生育一个孩子，最多生育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生两个，或者三个，甚至四个。兄弟姐妹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中，我们采用以下两种理论。
（一）资源稀释理论
（Resource Dilution丁henry）资源稀释模型最初由Blake于1981年正式提出‘,但Downy在2001年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是探讨家庭资源约束、家庭资源分配与孩子智力发展以及学习成就之间的关系23.资源稀释模型的基本主张如下：（1 /在家庭中父母的资源是有限的。Blake将资源分为三种：场景资源，如房子类型、生活必需品和文化产品（书、图片、音乐等）；心理资源，如父母的关注、关心、干预和教诲等；机会资源，主要是指孩子和外界接触的一些特殊机会。’（2>在一个家庭里由于资源约束或者预算约束，孩子越多，每个孩子所能享受的资源会相应减少。（3>父母的资源对孩子教育成就的取得具有重要的影响。孩子数量与教育获得的负相关被认为是不容争辩（inarguable）和确证无疑（virtuallyunequivocal）的（Steelman et al. 2002:248）。资源稀释理论提出后有许多学者做了证明和补充（Guo &VanWey, 1999;Shavit&Blossfeld, 1993;Hauser &Kuo, 1998;Chu &Xie,2007;郑磊，2013）。
家庭中孩子的出生间隔时间短，那么在他们同时上学的时候，面临家庭经济资源约束。如果孩子的出生间隔时间长，家庭资源随时间发生变化，家庭资源稀释则不会太明显（Powell & Steelman, 1990）。朱敬一根据台湾的文化环境，认为如果把家庭成员的资源都集中起来，家庭更可能牺牲年长的孩子的教育机会（尤其是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话），并把她们的资源用来支持年幼的、尤其是男孩的教育。除了孩子数量影响教育获得之外，孩子的出生顺序和性别比也会有影响Cteelman et a1.2002）。出生越早的孩子教育获得越低，在家庭中处于性别少数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的特别宠爱，其教育获得越高（Rosenberg, 1965）0这些对资源稀释理论的修正和补充说明了在家庭中，资源不仅仅是父母流给子女，在家庭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兄弟姐妹间流动（主要是出生早的孩子流给出生晚的孩子），同时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方式有差异，受到父母偏好等的影响。
（二）量质权衡理论
在对兄弟姐妹数量和教育获得的研究中，对孩子的支出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偏好、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投资会考虑投资回报，即收益率，因为父母想把较高的家庭收入用于自己的消费。贝克尔认为，贫穷国家的父母对男孩子的教育投资较多，杀死女婴比杀死男婴现象更普遍‘.贝克尔（1976 , 1981）在生育理论中第一次引用了“量质权衡”（Quality-Quantity Trade-Off）的概念，认为家庭为了提升子女质量，进而选择减少生育，维持较低的子女数量，尽可能使每个子女获得最高的资源总量，因而导致生育率下降。贝克尔（Becker, 1977, 1992, 1998） z34等人在新家庭经济模型中将孩子视为类似于家庭其他消费品的经济产品，微观生育主体在家庭收入约束下，对孩子质量、数量及其他消费品进行组合，以最大化家庭效用。该模型认为，孩子质量的提高会增加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价值（数量的影子价格），而孩子数量增加将提高追加到每个孩子质量上的成本（质量的影子价格）；因而，孩子质量提高会通过数量的影子价格上升而引起孩子数量需求下降。虽然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收入效应均为正，但由于后者收入弹性更大（类似于耐用消费品），收入水平提高的最终结果是孩子质量替代数量。宏观经济等因素既会通过提高家庭平均收入引起孩子质量替代数量，也会通过提高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在数量影子价格，包括机会成本（父母的时间价值）、较高的质量收益率等的作用下，实现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易斯（Martina A, 1996）5、盖勒与韦尔（1998）6等，他们均认为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妇女接受教育与参加经济活动更为普遍，孩子质量替代数量将更为突出。
埃劳德一安尼尔格（1994）`认为父母通过确保子女中至少有一人能顺利升迁，以促进家庭的整体社会升迁；家庭出于社会升迁的需要，以孩子质量替代数量成为其理性选择。考虑到孩子升迁机会及投资收益率的差异，父母往往模拟比较各种投资方案，以最大化收益或最小化风险；资源稀释理论是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做出的解释，也得到了很多的实证检验（Martina, 1996）'.但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孩子数量与教育获得的关系是，遇到了一定的局限性（黄乾，1999;李建民，1999;尤丹珍，2000）0量质权衡理论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是：量质权衡是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即父母降低生育率以最大化孩子的教育获得。新中国刚刚成立，为响应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前共产主义时期是鼓励生育政策，提高了劳动的需求和价值，也提高了对孩子的需求和价值。“大跃进”期间（1958-1960.在整个狂热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个人做出内生性的生育决策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孩子数量和教育获得之间没有关系，因此量质权衡不适用（Lu & Treiman , 2008 ） o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是“一孩政策”最严格的时期，整个人口数量受到国家的严格调控，个人和家庭无法做出决策。因此，许多研究认为中国受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的限制，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关系并没有真正发生。
综上所述，对孩子数量和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实证检验都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检验与发展西方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适用性、更好地解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拉大还是缩小了教育地位获得的族群差距的问题，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要使相关理论更好地解释实际情况，现有理论框架有待逐步改进与完善，减少不必要的假设，消除各理论中假设相互冲突的现象。
其次，在现有理论和模型中对我国人口政策的独特作用不容忽视；再次，描述与解释计划生育政策在族群的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既应看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也不应忽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变的高速性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和区域差异性。
二、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理论和文献综述，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收敛型假设
刘精明认为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运作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制度，有较为稳固的合法地位，因此制度本身有惯性作用，是它具有了抗拒外在制度变迁和突发性历史事件干扰的能力（刘精明，1999）。即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的影响是有限的。
假设1: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拉大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差距。
2发散性假设
在给定的家庭经济收入条件下，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汉族家庭的子女数量比少数民族家庭的子女数量少。根据资源稀释理论，汉族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少，则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上越宽裕，汉族子女的教育获得越高；少数民族的子女数量越多，则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上越紧迫，少数民族子女的教育获得越低。故计划生育政策拉大了差距。
假设2:在给定的家庭经济收入条件下，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兄弟姐妹数拉大了汉族和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差距。
3阶段性假设
计划生育政策在每个阶段都会做出调整。中央政府和人口司根据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执行情况和具体人口数量，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以适应我国人口正常发展。根据每个阶段的生育政策，家庭会相应的调整生育计划，这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个人的教育获得产生阶段性的不同影响。
假设3: 1949-1988年，汉族和少数的教育获得差距会出现阶段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改变少数民族落后的教育文化和极低的入学率水平，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因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在原来的净差别的基础上不会拉大，会缩小，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3a: 1949-1970年，兄弟姐妹数量没有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的差距；1971年的“晚、稀、少”运动是针对汉族实行的生育政策，但少数民族地区除外（王有星，1998），那么在这一阶段，汉族家庭的子女数量小于少数民族家庭的子女数量。
假设3b: 1971-1980年，兄弟姐妹数量影响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二者的差距变大；1980年9月“公开信”’的发表，标志着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1980-1988年，生育政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实施标准、实施内容都进行了小幅度的调整，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一阶段，汉族子女数量大于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子女数量得到控制。
假设3c: 1981-1988年，兄弟姐妹数量没有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二者差距变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