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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苏小说《夜》的叙事特点分析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5-11-26 共3073字
标题

  在土耳其作家卡拉苏(BilgeKarasu)的小说《夜》(一九八四)中,一个无名城市上演了恐怖一幕 :

  被称作“夜工”的某个暴力群体在街头肆意捕杀年轻人,原因不明,真相莫测。“那些夜工突然从墙边蹿出,从墙角和门道那儿跑过来,聚到一起,在人群里攫住那个年轻人,将他团团围住。夜工们四散离去之后,留在那儿的只是一团血淋淋的肉体。据一些目击者说,落到暴徒般的夜工手里之前,那是一个漂亮迷人的小伙子,等到被抛尸街头时,剩下的血肉甚至不足他原来躯体的一半。那几乎就是溅落一地的带血的肉酱,上面落着干枯的树叶。”

  那些“夜工”昼伏夜出,只为杀人而杀人,从人群中随机抽取猎物,草草处置,并在城市各个地方刷上神秘标语,预告“长夜将至”……一个噩梦般的世界。

  谓之“噩梦般的”,非独见于杀戮之残暴血腥,也见之于孩童式的嬉戏和颤栗,从肉体残害中汲取欢悦。他们“携带的工具,有铸铁制成的,有取自鞣制的皮革,有上等木料雕件,或是用适于加工的松脂塑形而成。这些玩意儿用于捶击、撕扯、穿刺、凿孔、搓捻或击断”.有时他们也玩弄招数 :纹丝不动伫立街头,一连数小时保持沉默,装作不在场 ;“胡狼般的耳朵捕捉着门闩轻轻落销的声音”,“眼睛偷偷左右逡巡”,“揣摩着人们的内心煎熬”……此即获取愉悦的方式,诚乃施加恐怖的一种“更奇妙的恶作剧”了。

  “夜工”隶属于名为“太阳运动”的组织,这个由官方暗中操纵的组织被赋予生杀大权。据说,他们除了从“被打断骨头的人身上”公开传播“暴虐效应”,还将那些“留有一口气的受害者”带到研究所测试,研制一种不同于传统逼供手段的新技术,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在何种情况下、采用怎样的手段能使人们被迫交待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只在审讯者大脑中出现的事情”.这是由“夜工”的技术骨干负责的一个高难度攻关项目,用来检测“人的抗力”的一套“科学流程”.

  我们看到,伴随“长夜将至”的末日预言,这座无名的城市充斥暴力、猜疑、流言和恐惧,笼罩在无孔不入的黑暗中。

  《夜》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的写作方式颇为别致。读者阅读这部小说,对其叙事风格的扑朔迷离不能不留下印象。

  该篇出现四个人物,分别是自由派作家、“太阳运动”负责人以及名叫塞文思的男特工和名叫塞维姆的女特工。人物之间的关系逐渐交织成一个故事 :自由派作家受到“太阳运动”负责人的监视和调查,而他们俩是小学同学 ;塞维姆是负责人的前妻和助手,因为良心发现而遭杀害 ;塞文思在充当密探过程中成了作家的情侣,陪同作家出席一个境外国际会议,这是“太阳运动”暗中策划的项目,他们派遣刺客将作家刺伤,制造了一起政治新闻,于是这场境外旅行以欺骗开始,以灾难收场。

  小说由四个部分构成,由四个人物的独白讲述故事。我们知道,多个第一人称独白讲述故事的方式已不算特别,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便是这样做的。而《夜》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其情节的展开是由不确定叙述所支配,除了讲述作家的故事,还讲述这个故事如何制作成书的故事 ;换言之,这是一部“进行中的作品”(thebook-in-progress),像乔伊斯一度为《芬尼根守灵夜》命名的那样 ;读者分明是跋涉在不确定叙事的流沙中,被迷雾般飘忽的声音所包围。

  作者在叙事流程中不时插入脚注 ;在脚注和旁白中,作者决定所要采取的叙事策略,又质疑之,然后采取另一种叙事策略,让故事朝着难以预料的结局行进。

  起初是作家的笔记,一边讲述见闻,一边加以评论;然后加入“太阳运动”负责人的笔记,然后是塞维姆的笔记,塞文思的笔记 ;作者变成四个,在脚注中对此书的创作发表意见或进行争论。我们遭遇的已非多个第一人称独白,而是多个作者混合叙事 ;也可以说,这些“拆散的笔记本”将权威作者的身份消解了。

  这部风格诡异的后现代作品,其碎片镶嵌的马赛克拼图,那种大杂烩式的结构让人想起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和库切等人的探索。

  在卡拉苏笔下,不仅是作者声音及其权威性被销蚀,而且故事的地点、时间、人物和结局也是悬疑不定的,有时连角色的性别也不甚明确。毫无疑问,不可靠叙述和碎片化结构强化了混沌和悬疑的气氛。尤其是到了此书结尾,不同声音碎裂并混合起来,融入梦魇的高潮 -“他、塞文思、塞维姆和那个耳聋的金发男孩都朝我大笑,好像他们都长着同一张脸,脸上带着血,也许是从镜子里看着我,或是在地上,或是在我的意识中”.读者似乎不再是踩着流沙行进,而是陷入错乱的镜像中了。作者借此将常规叙述解构,把故事的讲述还原为一种不同寻常的书写。我们不禁要问,此种书写的意图是什么?

  《夜》作为“超小说”(或“元小说”)作品,归属于文学中的后现代创作范畴,其文类性质虽不难判别,但后现代标签仍难以说明单个作家的具体创作。将卡拉苏与贝克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库切等人相提并论,也只是就类别的属性而言。有关《夜》的形式问题,不妨从两个层面略作阐释。

  首先,《夜》所要构筑的是一种论题式小说。它在集权政治的总题下细化为若干分论题,诸如历史、权力、秩序、语言、自我、他者、童年创伤和自卑情结等,而这些分论题衍生出枝蔓话题,密密缠绕于整个文本。传统论题式小说(伏尔泰、狄德罗)以叙事的样貌出之,其内在的逻辑焦点总是清晰的,等待读者去破解其观念的辩证性意图。相比之下,《夜》的论题式展开显得即兴、无序、跳跃,是一种散射状的布局 ;有时是理性化论断,有时是隐喻性论述 ;某些总结性话语闪烁启迪之光,本身却不能被当作结论看待,而是引导我们去质疑片面的视点和描述的真确性,触及事物有待领悟的深层意蕴。如此看来,作者为何总是陷于言语不当的窘迫中,叙事何以缺乏可归纳的动机,多个文本何以造成叙事目的的分裂,这些问题也就显得不难理解了,因为,在思想悬疑的总体气氛中,叙事的抵达(如果存在着一个核心情节的话)也必经历迂回、扭结、分叉和解析的过程,甚至像现象学所做的那样,叙事的子项被置于括弧中,以便进行还原式观察。

  因此,言语不当的窘迫和调试,伴随着多角度的刺探、钩沉、截击、拆分;叙述虽不断发生偏离,却始终维持内在张力。这是一种渗透性极强的思想的警觉状态所形成的张力。显然,卡拉苏的论题式小说不仅试图阐述极权话题,还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思维的象征性宇宙。

  其次,《夜》追求一种叙和议的高密度结合。不仅叙述是以感性的样貌呈现,议论也是以感性样貌呈现,这和库切《凶年纪事》以分栏排列的方式将叙和议分割是不同的。传统小说遭人诟病的一个现象是议论和故事间距比较远,人们甚至认为,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果去除议论,叙事的效果会更好。这其实是一个小说的常规问题,并无传统和现代之分。如何协调理性思辨与感性效果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越是到十九世纪后期便越是受到关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试图缩小议论和故事的间距,将两者纳入幻觉性气氛的叙述中,达到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就此而言,卡拉苏的《夜》继承了卡夫卡的衣钵 ;它不愿放弃形而上论题的宏观框架,又想达到日常情境的仿真效应 ;其结果呈现为一种部分地清晰、部分地模糊的状态,理性和感性紧密交织的状态,而其主题的内核不再有一个遮蔽性外壳,干脆被抛撒到表层,在轮廓线、断层和罅隙中流溢。康拉德《黑暗的心》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孔雀羽毛般的变幻色调。《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求一种幻象闪烁的艺术,以其诗意的诱惑和复调的言说,试图照亮一个幽暗的精神宇宙。《一九八四》中的奥布莱恩,其邪恶和智慧虽说让人害怕,可我们也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属于良知和正义的另一类。我们牢记温斯顿的宣言 :“文明是不可能建立在恐惧、憎恨以及残暴上面。这种文明是不会长久的。”至少,我们应该在心中保持这样一束信念。

  然而,《夜》的作者提醒我们,那面渴求同一性的镜子矗立在我们面前,即便镜子碎裂,那成百上千个碎片折射的依然是那个“我”,而在“我”与任何对立的他者之间,似乎并不存在那么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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