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治疗：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功能语境
回忆录写作的治疗与复原功能是创伤回忆录发生的内在驱动力。弗吉尼亚·伍尔夫童年时代曾遭受同父异母哥哥乔治·达科沃斯的性侵犯，这一“创伤余悸”对其影响深远[21]14.迪沙佛（ Louise deSal-vo） 通过对伍尔夫自传的研究指出，伍尔夫的全部自传都是由这一事件决定的，她的自传听起来像是一部自助教科书，然而“像很多其他女性的自传一样，也是一部描写战胜各种困难获得生存和成功经历的自传”[22]13.亨克（ Suzette. A. Henke） 在对女作家回忆录的研究中也指出，杜丽特尔（ Hilda Doolittle）反复重写的自传与她童年时代和战争带给她的创伤有关（ 如兄弟的死亡，丈夫因为战争精神失常等事件） ,通过一次次的重写，她的自传“将一个破碎的自我逐渐塑造为一个能够抵御各种创伤的前后一致的主体”[23]xix.伍尔夫与杜丽特尔的例子似乎从个体受创者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写回忆录”的问题：治疗创伤。
“创伤是对不可承受的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经历，经历此事件的人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是事后的，无法控制地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方式重复着。”[24]11换句话说，“创伤事件在发生之时未能被充分理解或体验，但是在事后，该事件却反复纠缠事件的经历者。准确地说，遭受精神创伤就是被一个形象（ im-age） 或一个事件所控制”[24]4 -5.尽管创伤记忆挥之不去，但却是“沉默而不变化的”[25]175; 它“不会像成人的普通记忆一样以语言和线性的叙事方式被编码”[25]37,而是会像婴儿的记忆一样以“强烈而栩栩如生的感觉和视觉图像”铭刻在大脑中[25]38.根据病理学的解释，创伤记忆构成了一种前叙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只是保持原有的模式，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以图像和视觉的形式不断重复地侵入受创者的意识之中，这种闪回有时每天会出现几百甚至几千次，反复困扰受创者的意识，直到最后变成一种执念。
卡鲁斯认为，创伤经历造成的后果是“大脑对时间的经验发生了断裂”[24]61,经验的断裂严重地扰乱了个体的心理、阻碍了个体的记忆、损坏了其用语言表达事件的能力、使个体的自我产生分裂，进而导致主体的情感和记忆成为碎片。创伤造成的这种碎片“破坏了以完整的方式正常运行的复杂的自我保护系统”[3]34,“打碎了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的建构”,“将受害者置于生存危机之中”[3]51,使其像地球引力一下子失去了对我们的控制一样，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原来的自我，失去了身份。
为了打破这种折磨人的重复循环，将受创者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受创者必须将创伤经历引向意识层面，从而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演和重新解释，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生命的意义。赫曼认为，创伤复原过程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 建立安全感、重构创伤故事、恢复幸存者与社会的联系[7]11.而写作，尤其是自传/回忆录写作是受创者重构创伤故事并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最为安全的方式之一。斯塔罗宾斯基也指出，“一个人只有在生命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足够的动机来写自传”[26]78,“危机是自传的种子”[27]4,自传源于生活中的变化或断裂，成为对生活的反思，处于人生经历中连续与断裂的张力之中。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基本前提是谈话治疗，即通过交谈将压抑的记忆引导到意识表层，通过语言和想象宣泄情绪，但前提是需要一位具有耐心、同情心并认同讲述者的倾听者。回忆录写作过程犹如谈话过程，也是一个讲述过程，在写作过程中作者面对的是一位想象中的、富有同情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耐心倾听其讲述并认同其故事的倾听者。回忆录作者没有顾忌，可以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这种讲述过程比谈话方式的讲述给创伤故事讲述者更多的安全感，使其更自在和舒适。因此，回忆录写作是个体情感宣泄的最安全的方式之一。
对于受创者来说，有了安全的情感宣泄的环境，要想走出创伤，还需要将无意识创伤经历即“把故事，包括故事中的图像，转换成语言”[3]177,并对历史事实和情感反应进行重演。创伤回忆录文学走向繁荣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就是将一直困扰作者而作者几乎无法言说的、延迟的情感危机清楚地表达出来。
创伤回忆录写作为受创者提供了安全自在的环境，在此环境之中，无法言说的伤痛至少可以写出来---在虚构的掩饰下或在重述这一保护性空间中，重述将作者/叙述者与自传作者塑造的主人公/人物区分开来，将其与她所想象的无名读者/听者区分开来。作为证词的回忆录可以使作者通过话语媒介分享那些痛苦的、违反道德的或受伤害的故事，而这种利用话语媒介的讲述可以针对任何人，或不针对任何人---针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个人证词看作是准确的历史见证或稍加掩饰的小说。不论哪种情况，“都是通过对心理创伤的重演，创伤叙事实现了情感的宣泄”[24]xix.因此，亨克指出，“被压抑的创伤和心理碎片的一个重要模式常常毫无预料地大量出现在 20 世纪的女权主义自传中”[24]xii.当然，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男性作者的回忆录中。这些回忆录通过人物的身体、感官、心理和情感细节生动而真实地重演了创伤事件及受创人物的恐惧反应。弗雷泽的回忆录《我父亲的房子》多处重演了其身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和“身份错乱”表征，真实地呈现了主体破碎的心理和情感。在任何自传文本中，叙述者既是分析师，也是在无意中表露自己情感话语时接受精神分析的人。
呈现主体破碎的记忆、心理和情感的过程，就是主体将与创伤相关的思想和感受记录下来的过程，社会心理学家彭尼贝克（ James Pennebaker） 认为，这一过程“迫使个体将极为复杂的事件的很多方面统整起来。一旦复杂的经历被提炼，可以理解，个体就可以超越创伤”[28]193.弗雷德（ Jennifer Freyd） 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个体“通过交谈或书写自己的创伤记忆，自然而然地形成对先前断裂的感觉和情感记忆的情节阐释和整合”[29]170.回忆录的见证“不仅仅是对私生活的见证，而且是文本与生活的结合，是一种文本见证，它可以像现实生活一样穿透我们”[12]4.如前所述，弗雷泽在书写其被压抑的乱伦创伤、宣泄真实情感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证词---她的回忆录，最终将心理碎片即拉康所说的破碎的想象主体清晰地表达出来，恢复了破碎自我在心理的主体地位，使之重新成为其生命戏剧中的主角，重新获得了自由。回忆录作为个体创伤的证词，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看到的“治愈仪式”[25]181,“使受创者处于英雄的位置---因为他是无法言说的真相的承载着”[30].弗雷泽的回忆录不仅是其成为一名女作家经历的历史见证者，也是治疗其童年创伤的一种有效策略。弗雷泽不是回忆录治疗功能的特例，很多回忆录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回忆录写作的治疗功能。
新西兰作家珍妮特·弗雷姆（ Janet Frame） 在接受艾黎（ Elizabeth Alley） 的采访时说： 正是大萧条时期的极度贫穷导致的“失去”（ loss） 感激发了她的《自传》写作[31]44.非裔美国作家罗德（ Audre Lorde） 声称，《扎米》（ 1982） 是她在患乳腺癌接受乳房切除手术之前对书写治疗进行的一次实验。不难看出，创伤经历对于受创者主体性的建构影响深远，很多经历过强奸、乱伦、性侵害、意外怀孕、意外流产等不幸事件的女性和经历过极度贫穷、严重疾病、残疾等身心创伤的男性都本能地转向自传写作，通过将个人的证词公开化使创伤治愈成为可能，这就是写作创伤回忆录的内在驱动力。
4 结语
文化的创伤转向、见证的政治需求及治愈创伤的内在驱动力三者合力引发了创伤回忆录的发生、发展和繁荣。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西方批评理论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变得越来越抽象，难以应对和解决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耶鲁大学人文学者对犹太大屠杀心理层面的研究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范例，人文研究转而关注各类创伤现象，为这些现象提供理论阐释，为创伤回忆录的发生提供了合宜的文化语境和理论支持。创伤回忆录作为真实记录和再现创伤经历的一种文类，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或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严重疾病患者等提供了见证其受压迫和被忽视的生存状态，这一政治目的是创伤回忆录发生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同时，创伤回忆录作者在遭受创伤之后本能地转向回忆录写作行为本身与其宣泄情绪、重整自我、重构被剥夺的自我身份并最终治愈创伤的内在动力也是密不可分的。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文化、政治和功能语境揭示了创伤回忆录的写作动机、写作范式及其发生的理论基础，为创伤回忆录的整体研究和具体文本研究提供范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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