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文学指华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发表的作品，也包括用华文书写的在美的生活、经历或用英文创作的有关中国内容情节的作品。华裔美国作家由于独特的中美文化背景，使其作品呈现出既不同于美国主流文学，又不同于故国本土文学的独特视角，成为两种文化观照下的特殊生成语境。由于受到语言与意识形态等影响，华裔美国作家在创作中常常借梦想和回忆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想象和创作。这一文学想象下的“中国形象”虽然无法折射最真实的“中国形象”，却可以折射出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作者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构建。
笔者以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形象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梳理归纳出现实中国、伦理中国、虚幻中国、英雄中国四种“中国形象”，并从写作语言、时代语境以及作者身份三个维度分析美国华裔文学里中国形象的历史流变、形成机制及功能效用，从而解读华裔美国作家回应主流文化的叙事策略和生存策略。
一、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形象
(一) 唐人街叙事中的现实中国
唐人街作为底层华人的聚集地，其实质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海外移民史。因此，唐人街常常是华裔作家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场景。唐人街叙事是对都市民间文化的再现，是唐人街外的作家带着研究和观察的心态对唐人街进行的文学想象，是唐人街内的作家带着亲历性的生存体验，是华族移民在异族强势文化中实现本土性转换的一个标志和特征。早期华裔作家所营造的唐人街是人际和谐而又极具文化底蕴的传承和发展故国文化的原发点，其功能主要在于抵御主流文化的强势入侵。
1． 林语堂笔下的温馨唐人街
林语堂作为在美的华人知识阶层，他的《唐人街》(1948 年) 以高雅恬静的笔触描述了唐人街的华人生活，阐述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林语堂笔下的唐人街不再是排解千愁万绪、抗拒压力的地方，而是老少咸宜的宜居空间。冲突、对抗、压抑和愁绪都隐没于安闲的叙事策略中，所以林语堂的唐人街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这整个地区本身就是个缩影，……． 到处都可以看到生老病死的足迹。蛰居在城市的人，可以像只寄生蟹一样，一辈子也不用离开这些街区。这里就有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这片华人小天地里，邻里和睦，欢乐祥和，既是他乡又是故乡。冯老二一家定居纽约，却很坚守中国传统。女子是文静温柔的，男子是坚韧折中的，就是自己的洗衣店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小说中林语堂通过上海女孩上的中国文化课将自己对中国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对道家思想的坚守体现得淋漓尽致。唐人街中的和谐恬淡足以使异乡人如沐春风，是对故土思而不得的早期移民的真实写照，也是海外华人安放身心的妥帖所在。
林语堂的《唐人街》是一种充满文化意象的历史叙事，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亲中策略的时代背景暗合，也与西方的历史典律一脉相承。
2． 伍慧明笔下的阴冷唐人街
尽管唐人物质形态上日新月异，但从故国传承的中国文化却得以保存，这种饮食、语言、风俗、社区四维构建的中国文化版图，对二代华裔的故国想象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一些二代华裔作家以现实主义视角审视唐人街的过去和今天。
伍慧明《骨》(1921 年) 中的唐人街阴冷不已。她笔下的老一代移民“到处瞎转悠的，随地吐痰的，走哪坐哪的，还有广场捉虱子的”。老一代移民的颓废折射了两种异质文化沟通的无望，而作为他们的子女，就必须历经阵痛找到化解之法。因此《骨》中利昂三个女儿的选择凸显了三种对待唐人街的态度，大女儿即叙事者我，采取变通的方式选择有所保留的离开，将唐人街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性和过去与美国性和未来有机融合。而二女儿安娜则拒绝外面的世界，选择自杀，让自己永远留在唐人街。小女儿尼娜则选择做空姐，远离唐人街，飞来飞去却又不作任何停留。
3． 雷霆超笔下的“原声”唐人街
唐人街这一华人社区内，主要语言是粤语，这一特点在华裔小说的作家文本中得以体现。雷霆超的《吃碗茶》(1961 年) 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注视下，细节丰富地展现了唐人街夫权父权制上的半封闭社会的运行机制，真实再现了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忠实采用唐人街英语，以四邑方言为原型，将谚语、俗语等直译成英语，真实记录了最原生态的语音状态，传递了唐人街移民的最初始声音，酣畅淋漓地控诉了由于排华政策造成的唐人街单身汉社会的老一辈男性移民的悲惨际遇。
4． 谭恩美与汤婷婷笔下的 “他者”唐人街
谭恩美与汤婷婷笔下的唐人街却是饮食文化层面的他者。《接骨师之女》在描写华人聚餐时，以白人对海蜇的厌恶，凸显华人饮食习惯的另类。汤婷婷在《女勇士》(1976 年) 中，以母亲讲述猴脑宴的方式，揭示中华饮食习惯对于动物的残忍，而且在汤婷婷等人列举的家庭食材中，如浣熊、黄鼠狼、老鹰、蜗牛等，一些原料和菜谱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子虚乌有的。而这种被夸大的饮食差异表述的却是华人原始、野蛮、残忍、奇怪的“他者”形象。
综上可见，从林语堂的温馨唐人街，到雷霆超的华美感性的现实主义唐人街叙事，再到谭、汤笔下阴森苍凉的唐人街，折射的是创作机制与文化历史诱因的流变。早期华裔作家对自己的华裔身份具有较少的忧虑，文化乌托邦的构建映射的是作者对故国文化的眷恋和归属。然而第一代华裔作家文本中唐人街的语言文化符号到了二代华裔作家笔下却大相径庭。唐人街不再是漂泊身心的栖息之地，而辐射出压抑、腐朽、绝望的气息，使困守其中的年轻一代对故国文化产生疏离与恐惧。两代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异，源自于作家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出生于美国的二代华裔作家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更接近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在崇尚个性与自由的价值观的观照下，更多地着墨于唐人街的阴暗面。然而较之林语堂，第二代华裔作家对华人社会所承受的苦难和伤害有着更亲历性的体验。因此，能更为精确理性地捕捉唐人街华人的生存体验和情感状态。他们与唐人街文化这种既抗拒又根植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情感，折射的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难以抉择。
(二) 华裔女性叙事中的伦理中国
“伦理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习惯，包含风俗、习俗、品质、德行等概念”。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构建了成熟的伦理道德体系。华裔作家处于美国主流文化，其伦理观念深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以自我和他者的双重身份，在作品中以崭新的伦理叙事视角，构建多维度中国形象。
1． 凝和与离散中的家庭伦理
“家庭是人类文明和伦理关系的起点，家庭的产生是人类最早创立的一种制度文明，其实质是一种伦理文明”。家庭文化是由有关婚姻、亲属认同和责任、儿童社会化、居住以及家庭稳定的规范和价值构成的。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差异，在华裔文学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曾获美国戏剧最高奖的华裔作家黄哲伦在其戏剧《金童》开场伊始安排安德鲁被母亲的鬼魂叫醒。母亲苦口婆心教育儿子要牢记中国家庭传统，传宗接代，勿忘家族。在故事尾声，家族故事里承载的族裔文化，强烈地冲击安德鲁的心灵，使之决心延续香火，“为下一代留存家庭的故事”。这段心路历程的转变体现了家庭伦理在海外华人家庭的凝和效应。
而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 年) 则展现了家庭伦理的离散效应。小说描写了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四位女性的生活，以及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里隔膜与感情冲撞。其展现家庭伦理观念的视角投射于长辈的际遇、思想观念、言行举止以及对子女的教育和期许上。她笔下的父母并不要求子女将故国根植于心，而是希望子女能挤入美国主流社会中，扎根美国。母亲以子女的成绩为荣，将自己未尽的梦想转嫁给下一代，以铺天盖地的中国式母爱与子女同呼吸共命运。然而子女的身体里奔流的是自由的血液，他们无法理解家长制的孝文化，就像吴精美的誓言“我将不会让他来改变我，我发誓，我要做我真正的自己”。
中国家庭本位的伦理，一方面具有凝和与守护的作用，培育了血脉相亲的情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个体的萎缩和压抑，伤害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窒息了家庭生活的气息。因此，家庭伦理的守护与桎梏也成为华裔美国文学呈现的一个常见的主题。
2． 面具后面的社会伦理
“社会伦理以权力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理论”。心理学家荣格提出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原型，最主要的原型有人格面具、暗影等。荣格进而把人格面具定义为个体和社会的一种折中产物，暗示着集体也应包含文化维度。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既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定位与描述，又是社会规范，这一普适性与心理学范畴的人格面具的追求遥相契合。美国主流人群是白种人，海外华人无法改变刻在自己身上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印记，便只有戴上面具，让自己的价值观更趋向于白人，亦或是站在西方主流的立场，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族裔。
在汤婷婷的《孙行者》(1989 年) 中，主人公阿新路遇一家华人新移民散步，评价道: “新来美国，在公共场合露面，尚不知该怎么样在一起散步。像撒种子，如此土里土气。”在这种土气背后，横枝蔓延的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二代移民隐约的优越感，以及华裔作家双重身份的困惑和无奈，当导演盛赞华裔女孩漂亮时，竟然说的是看上去不像东方人。然而就这位看上去不像东方人的漂亮女孩，也依然得不到主要角色，而是被丑化为扮演东方蠢妇。故而处于文化夹层中的华裔不得不戴上白色面具，欲疏离排斥故国文化，却找不到得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于是出现了典型的后殖民心态。
久而久之，面具固化为面孔。华裔的主体性在“自我”与“他者”的再现中磨蚀。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许多华裔移民真实身份缺失或因非法得以隐瞒，沉默与谎言成了一种特定的华人形象。也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常见文体。如伍慧明的《向我来》与《骨》都是围绕“契纸儿子”展开情节。特定历史时期造就的特殊家庭关系，让几代华人都牢记不可说。然而这一外因造成的不可说，后来却演变为一种华裔美国人的集体属性———沉默。大家不约而同地戴上了哑巴面具。
其实这种揭示家族秘密的华裔叙事揭示了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神秘怪异的东方家庭，实则归因于美国政策。沉默、哑巴的中国形象是适者生存的无奈之选，隐藏在哑巴面具后面的是被恶劣生存环境压榨下的扭曲。
3． 灵与异中的生命伦理
处于异质边缘的海外华人常常承受美国种族主义带来的精神创伤，历经沉淀，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种族的忧伤。中国传统生命伦理中的善恶、自省、因果轮回等重要资源，常表现于华裔美国文学中，以消解这种难以言说的忧伤。汤婷婷、于思美、黄哲伦均擅长讲鬼故事，但因文化语境不同，鬼的形态和作用均承载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汤婷婷小说《女勇士》的副标题即为“生长在群鬼中的女孩的回忆”。在落寞的唐人街里，华人女性屈从于种族歧视和男权统治的双重压迫，他们被迫与主流社会绝缘。因此，在母亲勇兰的眼中到处是鬼: 姑妈是淹死的孤魂野鬼，白人是的士鬼、剪树鬼、警察鬼、公车鬼等。在这个群鬼乱舞的世界，华人女性艰难度日，通过用鬼来命名陌生人，以平衡心理的失落，对抗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对各种鬼的描述是汤婷婷消灭种族歧视和男权压迫的一种叙事策略，从而试图为华人女性成功地找到自我与话语权。
谭恩梅的小说在塑造故国时，以讲故事的方法将历史幻化成一个鬼怪出没的空间维度，原始与超自然的因素弥漫其中，如《接骨师之女》叙述者露丝是在美国生长的华裔，她发现母亲茹玲的精神支柱是外祖母宝姨的灵魂，在母亲眼中，身边所有都具鬼魂的先兆，“破了的碗，吠叫的狗，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端却是沉默和沉重的呼吸”。谭恩美的幽灵叙事在 2005 年的《沉默之鱼》中一改大力凸显超自然元素的策略，讲述了一群美国游客的故事。故事的叙述者陈壁壁在出发前突然离奇死去，却以幽灵的形式与朋友如影随形。
文中桂林的原始淳朴的异域风情、原生态场景对于现代文明进程的疗伤效应都给西方读着带来无限的神秘与期待。华裔美国文学中，以鬼魂展开生死叩问，以渲染哥特式效应体现文化冲突，这种生命伦理视角下的幽灵叙事，展现了华裔族群处于自我和他者边界的恐慌与焦虑，是讲述不可言说之事的一种形式。
美国华裔小说中，华裔作家借助家庭伦理、生命伦理、社会伦理塑造了父权制中国和家长制唐人街，塑造了沉默阴郁、神秘怪异的中国形象，批判了华人社会的弊端所在。但同时中国人重亲情、讲伦理的特点也在其小说中若隐若现。尽管汤婷婷、谭恩美也常希望自己的白色面具得以幻化为面孔，让人们忘却其华裔身份，但深植于血液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作品里潜滋暗长。尽管华裔作家利用东方的灵异之说迎合美国主流人群的期待视野，但是依然可以在作品中发现对于苦难和压迫的消解，其复原之地大抵都是中国。
(三) 神话与语言中的虚幻中国
早期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是基于自己的亲历，是原乡记忆的投射，然而在美国价值观注视下成长的二代华裔笔下的中国，是基于父母的传承，是间接得到的支离破碎的中国影像。确切来讲，他们笔下呈现的应该是一种文学想象或者文学影像。二代华裔作家拾捡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枝一叶，通过艺术想象，构建出与东西方均相异的虚幻中国。然而这种基于他们生活亲历的文学影像，映射的是他们独有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由于中国的这种不可知性，他们时常用神话寓言形式叙述中国。
1． 汤婷婷的神话中国
在汤婷婷的《女勇士》中，将神话传说与现实有机融合，构建一个神话乌托邦的空间。通过叙述语言上时态的转变，叙述者我幻化成想象中的花木兰，并缔造了仙境白虎山。在小说中，汤婷婷将岳母刺字移植于花木兰身上，让一个女孩子重振门楣，以对抗现实社会的男权压迫。并安排花木兰除恶扬善，嫁夫生子，丈夫抱儿还乡，自己继续前线杀敌。从汤婷婷的改造看，白虎山是汤婷婷期盼的理想社会空间，没有性别种族的边界; 女子承担家庭仇恨是对现实男权社会的对抗; 妻子杀敌、丈夫还乡是对男女社会分工的颠覆; 除暴安良是对家长制度的挑战。这个及其虚幻的中国形象折射出了作者最真实的欲望与追求，也体现了作者的自我意识，一个以消解性别、阶级、种族为己任的女勇士。这种奇特的文学想象是作者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创设的理想中国，旨在消除界限，融合边界，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现象，而是一个虚幻了的“他者”形象。
2． 谭恩美的灵异中国
谭恩美也善用中国的传说、迷信、寓言等营造奇特的灵异中国形象。如谭恩梅在 1995 年创作的《灵感女孩》，围绕着谜一样的中国女子琨，以及他的鬼魂世界展开叙事。琨勤劳肯干，但又因她的鬼魂之说显得蠢笨怪异，这一刻板形象十分暗合西方世界关于中国迷信落后的套话，折射了中国形象的非理性与美国形象的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权利模式。相异于喋喋不休的琨，叙述者奥利维亚在貌似正常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人格的裂变，而在理性的美国社会，这种非理性的裂变则显得格外突兀。而奥利维亚时常发现在理性世界遥不可及的东西在琨的非理性世界均可触及。最终当奥利维亚接受了琨的鬼魂之说与思维逻辑时，“她从悲伤里渗出了快乐”。作者借琨所阐释的阴间深深地暗示了其对民族融合与多元共存的期盼。
中国形象在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中在“他者”与“自我”的二维空间流变，但在二代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就更接近“他者”形象维度。据此，固然神话传说的运用可以增强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华裔作家有意无意为了暗合主流文化，迎合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阈，会扩大“他者”的相异性，使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扭曲，从而形成虚幻的中国形象。
(四) 美国梦关照下的英雄中国
1． 刘裔昌《虎父虎子》笔下华裔父子的美国梦
20 世纪初，刘裔昌的《虎父虎子》讲述了父子两代人的生活，是讴歌美国梦的一个典范。父子二人都强烈认同美国文化，故意隐瞒自己的族裔身份，刻意追逐心中的美国梦。老刘虽千方百计要求儿子守住中国文化的根，但却极其认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儿子在美国公立学校英语语境中如鱼得水，对汉语则感觉艰深晦涩。最终父亲接受了儿子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的美国媳妇，实现了十足的美国化。
虽然刘裔昌被指责缺少对族裔特性的认识以及对华美感性的坚守，但考虑刘裔昌所处的时代，是华裔群体沉默失语的年代，就不难理解华裔作家为融入主流社会而迎合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付出的努力与艰辛。
2． 华裔女性的美国梦
1912 年水仙花的短篇小说《春香太太》中名为苦力的女英雄与白人一样有着高尚的情操，是清除白人偏见，提高女性地位的有力驳斥。《华女阿五》的作者黄玉雪依靠美国给予女性的宽松环境，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作者的奋斗历程，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捍卫异族妇女权益层面功不可没。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塑造了母亲勇兰、无名姑姑、花木兰等女战士形象。尤其是经过改造的木兰，已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温顺谦卑的古典女性，转换成为勇敢积极且既有女性特征又有男性力量的英雄形象。而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亲都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因抗争悲惨命运而获得重生，并指引女儿成功找回自我。在1991 年的《灶神之妻》中，谭恩美笔下的主角温妮更为勇敢，敢于冲破重重戒律与藩篱，直接挑战灶神，大胆鼓励女儿与命运奋起抗争。
华裔女性作家安排处于失语状态中承受男权压迫下的静默女性，以言语和行动冲破种种制度与约束，成为作者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在完成其女性自我形象构建的同时，也是解构男权主义和东方话语的有效叙事策略和生存策略。
3． 华裔男性的美国梦
北美主流文化的男性华人形象始终流变于邪恶狡黠的伪满洲模式与模范裔族陈查理模式之间。他们都是缺乏男性阳刚气概的被阉割的刻板华人男子形象。而华裔女性作家对男性角色略带成见的消音或丑化，也暗合了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男性的偏见。20 世纪中期，以赵健秀为代表的男性作家对华人男性形象进行全新重构，从而颠覆主流文化中的刻板华人形象。
赵建秀积极挖掘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男性象征符号，以重塑男性阳刚形象为己任，对抗主流社会偏见以及被定格的扭曲的华人形象。与此同时，也对华裔女性作家如汤婷婷、黄玉雪、谭恩美等笔下阴柔、专制、腐朽的男性形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驳。赵建秀的作品《甘加丁之路》(1994 年) 、《鸡笼中国佬》(1972 年) 、《龙年》(1983 年) 均有选择地摘取了中国古代关公的某些特质，如本领高强、忠肝义胆、除暴安良等文化符码，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建构，从而有效消解美国白人社会在东方主义视角下形成的种族刻板印象。
赵建秀的《唐人街牛仔》在外形上混搭了牛仔与嬉皮士的风格，在气质上与美国式的硬汉传统一脉相承。其作品中以急促的语气、断裂的句式、激烈的言辞、挑战的意象以及大量的鄙语，塑造了“一个众口相传的英雄，一个不屈不挠，毫不掩饰自己的男人。一个古老的西部精神孕育出的孤独的中国佬，一个中国侠客式的人物，一名战士”。
赵建秀依据自身所需理梳象征中国华裔男性传统的重要文化符码，凝练出笔端的英雄形象与英雄主义。通过描写消音的过去重构美国华人的英雄形象，以及未被种族主义阉割的华人男性的最初形象。为华裔男性在主流社会中英雄形象的建立提供了有力依据。
华裔美国作家将底层人民书写成具有超强本领、刚健生命活力的英雄形象。在危难中沉稳，在困境中进取。他们虽然已经清晰看到美国梦真实与虚幻的一体两面，但丝毫没放慢融入主流的步伐，一方面对抗种族歧视与社会的种种不公，一反面以生生不息的坚韧面对生活。只有悲剧没有喜剧的生活是一种局部的真实，悲剧与喜剧共存，才是海外华人的生活全景。英雄的华人形象极大地丰满了海外华人形象，对抗了东方主义套话以及行为怪异、软弱无力的刻板华人形象。
二、美国华裔文学中国形象的形成机制
文学文本中一个具体形象的构建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笔者梳理了美国华裔文学里现实中国、伦理中国、虚幻中国、英雄中国四种不同类型的“中国形象”，综观其发展与流变，厘定以下几个因素影响其形成机制。
首先，美国华裔文学由于目标读者是西方社会，写作语言为英语的前提必将直接影响其意图传递的“中国形象”。因其叙事结构与文学动机多为迎合美国主流文化的期待视野，使得华裔作家常以“他者”的眼光审视故国，建构形象。
其次，“形象研究与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家、心态与情感史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相交汇”。美国文学中一个阶段的“中国形象”也往往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毋庸置疑，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白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比较贴近主流社会集体想象，而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既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又要想方设法与之对抗，因而呈现出“自我”与“他者”流变的多元态势。
最后，如果写作语言与时代语境是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国形象的着色，那么丰富多彩的中国形象的定型则源于作品的创作者本身。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种族、族裔、性别等个体因素都将影响作品中形象的创建。处于种族主义蔓延的 19 世纪后期，西方作品展现的中国形象多为“黄祸”，是格格不入的怪异。20 世纪30 年代是海外移民从异族到少数族裔过渡的时期，中国移民不再满足于做边缘化状态的侨民，渴望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因此许多表现华裔族群自我奋斗的作品应运而生，如形形色色华人形象的美国梦。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盛行，华裔女作家与许多白人女作家一样，在作品中涌现一批不屈不挠的为自由而战的女性华人英雄形象。
三、结语
中国形象就像一面三棱镜，折射出美国社会、中国文化以及创作者本身的三维面相。美国华裔作家鉴于个人性格、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的差异，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有着较大的个体差异，呈现出多元、流动、开放的文化影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求多元文化与建构族裔文化身份的范例。如今，曾经作为“他者”的中国已然崛起，本民族作为“他者”被观察和投射，对认清自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中国形象的流变，我们可以发现曾经是盲点的部位，有助于以开拓的视野探索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生存和发展，对中国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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