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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李彦中文小说的女性价值观探讨
【第一章】
李彦小说中的女性观念探究绪论
【第二章】
历史反思：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
【第三章】
现实观照：海外女儿们的个体觉醒
【第四章】不断发声：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
【结语/参考文献】
李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四章 不断发声：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
从“红色中国”到海外加拿大，地域的变化，身体的迁徙所带来的新型困境也对女性的价值观和思想激发了极大的变化。在前两章分析中，笔者从历史反思和现实观照两个角度，既剖析了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又探讨了海外女儿们的个体觉醒。本章则综合了这两个异质文化空间（红色故土与海外新家园）的女性群体，挖掘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和呈现的文学意义，以展现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其女性观的表达。
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有典型的三点：第一，重复手法，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延续相似的主题和情节，使得女性的发声在重复之中蕴涵新思考，呈现出递进的叙事高度。而这种写作手法也容易呈现出单一性和局限性；第二，多重叙事声音53（主要是作者型叙事声音和个人型叙事声音），强调了女性为自我发声的必要性。只有真正地阐明女性意识，认知自我，女性才能以“人”和“平等”的衡量标准自立于人世，做到反思历史，崛起于现实绝境；第三，对照形塑不同的女性形象，主要体现中国女性的内在对照，华人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对照，以鼓励女性勇于发声，树立性别自觉的女性意识。
第一节 重复手法
李彦的女性书写策略之一在于重复手法的运用。李彦小说有明显的重复手法，即在新作中重复过去小说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并作出了新的诠释。这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于作者的自身经验。从文本角度上，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认为文本之间存在吸收和转换的互动作用，并将此定义为“互文性”54.然而，互文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一般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所谓狭义，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55.李彦的女性书写侧重于狭义的互文性，即在自己创作的旧作和新作之间进行互文，虽然有相似的情节和主题、叙事等等，这使得女性的发声在重复之中蕴涵新思考，呈现出递进的叙事高度。笔者将这种重复手法主要归纳为三点：
（一）母女形象的重复
《红浮萍》的雯和《嫁得西风》的陶培瑾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尽管《红浮萍》没有提及雯后来的生活，但《嫁得西风》却写出了赴加生活的陶培瑾，犹如是拼接了雯在老年时的生命历程：陶培瑾在高中时期的生活和初恋，实际复制（小部分改写）于《红浮萍》中雯的经历--两人都曾在校刊担任主编，因稿件质量不合格而赌气制作了一期文稿全是署名自己的刊物。除此，她们在年轻时都是爱上英语教师，并最终因为基督教的隔阂导致恋情无疾而终。
除此，《嫁得西风》在简写陶培瑾赴加前的中国经历时，也是按照雯的生活模式描述。《海底》中珊瑚的母亲形象，也与雯和陶培瑾的过去如出一辙：珊瑚在早年为政治理想奉献，忘却家庭和其他，和女儿江鸥留下了巨大的代际鸿沟。此外，珊瑚和陶培瑾又有相似的“赴加拿大探望女儿”以及“追寻年少初恋”的经历。不同的是，在《嫁得西风》中陶培瑾和女儿的冲突是略写的，更多表现出陶培瑾的婚恋悲剧；《海底》中珊瑚和女儿江鸥的冲突和和解是贯穿全文的，其追寻初恋的情节则成为其形象的辅助性书写。
作者在塑造女儿形象时，则重复了相似的保姆经历。《红浮萍》的平在富孀汤姆森太太家当保姆，《嫁得西风》的小敏则在富孀西斯姆太太家当保姆。两个老太太皆有酗酒的陋习，皆有与之相伴的狗，名为麦克。对麦克的过分宠爱，使得老太太和保姆之间形成一定的对峙关系。比如，平和小敏都因为麦克吃到了廉价的骨头而被老太太责骂；老太太隐藏的酗酒癖好而造成的生命危险，也在两本小说中得到了共同的体现。不过，尽管是重复的保姆经历，作者仍作出了一些区别性的背景辅助，比如平是单独在汤姆森太太家打工的，而小敏和丈夫老高一起。在作者的笔下，两段保姆经历尽管重复，却有了不同的意义指向：《红浮萍》借用保姆经历侧重表现出平的独立坚强，坚守梦想的美好品质；《嫁得西风》则表达出小敏对贵族西姆斯太太（财富奴隶）的怜悯与同情。除此，《海底》中也描述了江鸥和陛下曾经在富孀富洛森太太家做保姆的经历。两人的关系也和《嫁得西风》中小敏和老高的关系如出一辙。但作者略写了富孀富洛森太太的情况，将这段保姆经历细化为女主人公江鸥和陛下感情冲突的导火索。
（二）母女关系的固定表达
李彦的女性书写也重复了对母女关系的固定表达，主要针对革命母亲和新移民女儿的相处模式。其中，《红浮萍》强调的是母亲与女儿在“红色历史”中产生的情感隔阂，主要以平的个人型叙事声音作为叙述者，道出母亲在家庭责任中的失职，而母亲仅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无法介入叙述；《嫁得西风》强调的是母亲与女儿在海外新家园所产生的育儿理念和事业观等方面的冲突，主要以作者型叙事声音展现母亲陶培瑾与女儿的对话以体现二者互为反差的生活态度；《海底》则综合上述两者，利用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视角，既展现了母亲的革命观和女性观对新移民女儿的控制，又细化了母女在育儿理念和事业观等问题上的矛盾。不过《海底》最终成功地化解了代际危机--对比国内掀起的人人追逐物质利益的经济大潮，母亲经常固执地与江鸥产生冲突，但她逐渐被女儿渴望追求的理想世界所感染，不再坚持世俗认可的“成功”标准。如果说女儿江鸥走出国门后立志于活出真正的自我，坚持个人的理想，那么母亲珊瑚走出国门后，则逐渐卸下了自己的历史负担和爱情伤痕，得以重新认识和理解女儿。
（三）新移民女性的成功模式
李彦女性书写的重复手法还在于新移民女性的成功模式--为实现理想而艰苦奋斗。如《红浮萍》塑造了华人保姆平的底层女性形象，她虽然在富孀汤姆森太太家担任保姆工作，却一心向往“文学梦”,渴求在西方文坛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不管平遭受富孀汤姆森太太的冷眼和嘲笑，还是在作家聚会中遭到冷遇，她仍然坚守理想，誓不罢休。最终平的小说初稿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意味着平拥有了实现理想的平台；而《海底》同样塑造了坚忍的底层女性形象--江鸥，小说中江鸥的困境更为多重，不管是生活、职业、代际危机还是精神信仰，统统化为江鸥沉入“海底”的阻碍。然而，江鸥并没有一蹶不振，她仍然在生命的迷失中寻求真谛，并将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奉为圭臬，以此渡过种种难关。此外，江鸥同样拥有“文学梦”,其激发着她不断用文字记录人生和外界，也理解了母亲的历史伤痕。最终，江鸥完成了小说初稿并寄给诸多出版社审阅，踏出了“文学梦”的第一步。
上述三种重复手法的女性书写策略脱离不开作者的亲身经验--李彦曾担任华人保姆，并在工作期间修改回忆录，将其改编为小说《红浮萍》。随后其作品的成功出版意味着李彦踏进了写作圈。这种真实的个人经历便化作小说素材被作者有意地反复书写，强调了女性个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梦想，而不依附男性生活的女性观。但笔者也认为，过于强调、重复个人自身的经验往往会使得作品单一化，带有极大的局限性。这也是作者这种写作模式的缺憾。
第二节 多重叙事声音
李彦的女性书写策略之二在于多重叙事声音的运用。小说鼓励着女性应当勇于发声，夺取女性话语权威。其间作者型叙事声音和个体型叙事声音相互贯穿于文本中，指向女性群体的迷失与成长。如果说处女作《红浮萍》中的叙事声音仅由平和雯贯穿始终。到了《嫁得西风》和《海底》，李彦构建了海外加拿大的文本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自由网罗几乎全部女性的叙事声音。“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显现出来的。因此，通过考察其文本，就能发现其反叛男权的‘声音',建构一种女性的叙事权威。”56正是借由作者全知性的叙述以及女性人物对自我的发声，才能够真切地反映出海外华人女性的困境和女性对自我的体认。
在《嫁得西风》中，为了描述夏杨坚强独立的女性气质，叙述者道出：“女性不是应当被保护的、被照顾的。什么地方危险，什么地方困难，都应该有女性出现。这就是她在大陆几十年生活所培养出的观念。”57此处暗示了夏杨在大陆中被潜移默化的女性观是消灭女性气质。除此还有《海底》也用作者型叙事声音讲述出 “不仅是姚翠螺，江鸥她们这一代中国女性，经过大风大浪的洗礼，来到海外后，几乎个个都游刃有余，凸显出女性强大的生命力”58.可见，在女性书写中，作者拥有无所不能的文本权威，控制着整个文本世界的故事走向，在理性和感性的交织中描述女性命运。李彦小说中的作者型叙事声音深化了华人女性在海外的形象，帮助女性发声。
其次，《嫁得西风》中元慧和乔丽的婚姻境遇也由作者型叙事声音推向结局。小说中她们原本共同拥有一个丈夫，相处在同一屋檐下，却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反目成仇。因为她们不能独立生活，在海外只能依赖男性的经济能力。但是当丈夫林子雄遭遇意外，成为永留病榻的植物人时，结局却趋于明朗化：
一切明争暗斗、斤斤计较，在吉凶莫测短暂无常的人生面前，都显得那么无聊、那么不值。她们忽然发现，在这陌生无助的世界里，原本只有她们两人，才是可以相互倚赖的家里人。元慧与乔丽摒弃前嫌，齐心协力，商量对策，共同照料病人。在不知情的外人眼中，她们现在确像一对亲姐妹般无间。59
在此，作者型叙事声音在无形中弱化了男性地位，权威地表述女性话语：当女性彻底丧失对男性的依赖时，并不至于走投无路。女性个体自有生活方式去度过难关。除此，这种叙事声音也帮助强化了“浮萍”们的互助理念：在生离死别面前，即使是仇人，“浮萍”们并没有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坚忍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度过难关。这些一体两面的女性形象，不仅阐释了截然不同的结局，也是洗涤了迷茫的心境。
如果说作者型叙事声音以权威性控制文本，那么个人型叙事声音则针对女性个体表述女性话语。这种叙事声音是多样性的，具有独特的女性气质，使得小说的女性群像各具魅力。李彦的作品更多使用个人型叙事声音，让女性个体讲述自身的故事，完成自身的成长。
《嫁得西风》最典型在于八种个体型叙事声音。其代表着八个女性（夏杨、元慧、胡太太、陶培瑾、小敏、叶萍、傅丹心、白雅芬）的生命体验，以此展示出不同女性（台湾女性和大陆女性、华人女性和西方女性）的价值诉求。这说明了个体型叙事声音能够相互交织，呈现出不同女性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态度。而在《海底》中当江鸥获得去英国广播公司面试的机会时，江鸥的母亲珊瑚认为女儿应当化妆打扮再出门。而江鸥心里掠过一丝悲凉：
大多数女性，无论平时如何声称要提倡平等，保持自信，可是一旦面对男性，就总是忘不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母亲和自己，也未能免俗，岂不令人沮丧？女人只有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而只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时，才能平等地待人、待己，摒弃不公正的期望。60
这种典型的个人型叙事声音在发声时，作者并不加以干涉，而是借由她们各自的声音，诠释着女性要过幸福的生活，应当将自己放置在“人”的标准里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自由的天地里实现理想、不依附任何人，从而才能平等自信地经营自我和他人的关系。由此可见，个人型叙事声音也体现了女性对自我的审视和反思。
第三节 以对照手法形塑女性
李彦的女性书写策略之三在于对比形塑不同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中国女性的内在对照，华人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对照。前者透过反差性的代际危机和海外境遇凸显了作者肯定女性个体奋斗的女性意识和价值立场；后者则透过东西方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隔阂与共鸣，凸显作者的多元文化认同理念以及对各族女性的理解与关怀。
（一）中国女性的内在对照
首先是母亲与女儿的对照。李彦的女性书写都有相应的母女形象，以母亲的失败和女儿的成功形成对照。母亲形象往往浸染着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浪漫气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竭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政治/男权对自我的认可却走向失败；而女儿则激发个体觉醒，在海外新家园中追寻个人理想，以个体实践完成历史反思。如《红浮萍》和《海底》的母女形象都是通过典型的对照，以母亲成为理想主义的牺牲品，而女儿真正实现了理想为结局表露出了历史回望的意义：它“在于描述了人性的扭曲，更在于剖析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机制……西方读者正是从这几代女性的蕴含丰富的沉浮故事中，感受到中国妇女自我解放的艰难，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动力及未来走向。”61对此，作者在其自述中也曾自白过：
因为性格坦诚率真，在中国这个文化十分古老，需要耗费心思才能顺利生存的环境里，我时常会感到不易被人理解，活得很“累”.倒是在北美这块年轻广袤的土地上，我感到与人的交往十分轻松，活得也自如。62
这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方生活经验无形中强化了作者对母亲悲剧的排斥和规避，对政治话语/男权的反感与批判，从而肯定新移民女性的生活价值观以及性别自觉的女性意识。
其次是华人移民女性之间的对照。同样在加拿大的“海底”生活，作者通过“迷失者”和“觉醒者”的两类女性形象，肯定了女性个体觉醒的意义。《嫁得西风》和《海底》都描述了华人移民女性群体的不同困境。前者描述了两对完美和谐的夫妻--蔡玉媚与向日葵、胡太太与胡家棠的婚姻模式，并与其他女性如陶培瑾、小敏、夏杨、元慧等婚恋境遇作出对照；后者则描述了江鸥的个体觉醒意识打破了生存、理想和婚恋等困境，走向新的人生，也与银鳗、姚翠螺、珊瑚等女性的生命状态作出对照。可见，作者以同样是浮萍式生存的海外女儿们的不同境遇相互形塑，意义在于：一，女性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往往影响着自身在社会、婚姻上的地位。作者暗示着遭遇婚恋危机的女性个体向江鸥或胡太太这般的理智女性靠拢；二，确立新移民女性价值观，即女性只有自我救赎，将自己赋予“人”的独立和自由，才能真正地实现理想，走向幸福。而其他女性或多或少还沾有传统女性的观点，需要通过婚依赖男性、捆绑婚姻来拯救自己，最终只能悲剧收场。
（二）华人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对照
李彦的女性书写也有所侧重地加入了华人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对照。其小说通过异族交往叙事使得异族女性形象产生了“想象诠释”和“镜像折射”的效果，反衬出在异域空间的华人移民如何在被凝视的状态中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当作为“他者”华人被异族凝视时，异族相对地在“自我”的眼里也蜕变为“他者”的存在。李彦的海外书写紧扣女性，通过女性之间的异族交往产生了“互看”的对照效果：异族女性形象是对华人女性形象的一种反拨，以形塑那些拥有个体觉醒意识，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华人女性。其中，异族女性形象分别有贵族白人女性和底层异族女性群体。
首先是底层华人女性与贵族白人女性的对照。《红浮萍》的汤姆森太太是身份尊贵的加拿大人，完全用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来自第三世界的平。汤姆森太太对中国人的歧视，正是来自西方的种族主义对新移民华人女性在精神上的“额外压迫”.这正告诉了我们，“中国移民女性，作为来自’东方‘这个第三世界的’女人‘,她们的身份具有其特殊性：对于第一世界而言，她们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民族；对于男性（不管是中国男性或西方男性）而言，她们是性别的’他者‘;而对于同一性别不同种族的第一世界的西方妇女而言，她们是低人一等的女性，因此还要遭受西方妇女的压迫。可以说，相对于民族、性别以及民族与性别相互交织而成的权力网中，她们是’多重的边缘人‘.”63如此一来，华人女性和西方女性虽然都是女性，但在东西方的差异下，她们之间的异族交往仍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隔阂。异族形象促使华人女性对自我的反观和形塑，凸显她们在加拿大顽强地实现理想的决心。因此，《红浮萍》的“我”作为新移民华人女性，又是地位卑微的保姆，遭遇着东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时，也承受着同性间的压迫。然而，当“我”面对汤姆森太太的误解（嘲笑平的“文学梦”和种族歧视等方面）时，不仅深化了“我”对西方贵族女性的虚伪面的认识，也激发了“我”在异域中的心态变化和思想觉醒。最终，“我”成功地跳出故土记忆带来的伤感和迷茫，通过个人坚持不懈的奋斗实现了“文学梦”而走向了成长；而汤姆森太太只能在一次次的酗酒中逃离现实，堕入迷失的深渊。这种从迷失走向成长的过渡，在其他小说中也有了延伸性的理解，如《嫁得西风》的华人保姆小敏反而试图理解孤独的富孀西姆斯太太，认为财富和虚荣或许是她唯一可以炫耀的，用来维护其尊严的东西。小说还用全知视角描述了异族之间的惺惺相惜，当小敏递交辞呈时，西姆斯太太先是震惊，后又抽泣的神情中，作者有意展露出了异族之间的惺惺相惜。而这份不舍，冲淡了二者的隔阂，解除了异族之间的心结。
其次是同样身处底层的华人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对照。《海底》以女主人工江鸥为中心，辐射出来自大量底层阶级的异族女性形象--牙买加女工黑鹮、白人女工水母、模范清洁工乌克兰、俄罗斯新娘莲娜……作者有意设计了不同种族的女性形象，共同聚集在酒店工作，心中怀揣着在加拿大落地生根的家园愿景。然而异族女性群体却听天由命，沉于海底。比如黑鹮，她是酒店的资深员工，负责新员工的训练。面对江鸥的到来，她深知：“你们中国人，个个都精明能干。酒店只是你们临时混饭糊口的跳板。你们早晚都会另谋高就的。不像我们黑人，命中注定，只能老死一隅。”64黑鹮的话起到了两面的作用，一是肯定中国人的艰苦耐劳，二是贬低自我，丧失进取心。小说中借由江鸥的视角，道明黑鹮属于黑人中的高知（大专学历），都不愿跳出困境尝试往高处走，更何况其他无学历的黑人工作者。后来黑鹮的话得到了印证--数位高学历的中国医生很快跳脱了困境，离开了酒店的清洁队伍，最终江鸥也通过努力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离开酒店。剩余的异族女性如水母和乌克兰仍然蹉跎生命，安于现状。这似乎说明，相对于来自提倡男女平等理念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女性，其他底层的异族女性缺乏自我反思和改变困境的意识。
不过，作者对异族女性形象往往表现出人性关怀，而非歧视和躲避。《海底》的江鸥尊重着那些苦中做乐的异族女性，在与她们的工作中又时常伸出援手。比如白人女工水母，因肥胖而遭受配偶的遗弃沦为单身母亲，江鸥便常常帮助她完成工作，尽管两人之间由于文化观的差异，并没有太多共同的话题，但还是相互宽容，理解对方；俄罗斯新娘莲娜远嫁加拿大，却因丈夫的贪婪和无赖不得不来到酒店打工养家时，江鸥也为莲娜感到深切的同情。为此，江鸥还保护着莲娜的钢琴爱好，让她能在休息时间可以在酒店里弹琴……在此可见，作者的女性书写策略中通过华人女性与异族女性的对照，形塑了独立坚强的华人女性形象，深化个体觉醒的女性意义。这种对照还包含着作者的多元文化认同理念，反映了作者的女性观：人人平等且需要得到尊重，而女性也应当有个体觉醒意识，将自我救赎视为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