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金融危机时代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对策
1.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
目前，虽然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摆脱了“低水平”困境，但实际增长幅度并不显着。在国民财富分配格局没有重大调整的环境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小幅提升并不足以支撑我国消费水平进一步的提升。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制度调整，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 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含金量，使居民手里的钱更值钱，在改善个人生活和扩大消费上发挥更大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再分配结构的调整。我们要立足基本国情，发展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着力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体制环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此外，还需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通过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管，加大反腐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实行社会监督，加强基础工作，提升技术保障，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 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消费水平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促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我们需要:
一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
二是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林业、牧业和渔业扶持政策。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细化和稳步扩大农村金融奖补政策。
三是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流转收益。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四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3. 控制通货膨胀，降低价格波动
控制通货膨胀是当前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降低物价水平，促进消费有效需求增长的重要措施。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效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是目前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十分巨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隐患，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从本质上来看，通货膨胀是由超额的货币供给所产生的，因此控制通货膨胀的最基本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使其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就现阶段我国而言，应当控制货币投放，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给总量，将其保持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范围内。同时还要特别加强银行信贷的关注度。
其次，可以考虑通过逐步放宽资本及外贸管制减缓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出口价格并降低进口价格，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并消除由此而带来的 “流动性输入”，最终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进口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下降，从而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品的相应降价，可以有效地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虽然近几年人民币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但是由此带来的对通货膨胀的缓解作用并没有体现，因为在我国的现行外汇体制下，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而外贸企业也不能完全自由进口国外商品与服务，从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利益相当于补贴给了拥有进口权力的特别是拥有进口原材料权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对民众而言享受到的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购买力的提升十分有限。
4. 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当前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及住房开支上的预期都较高，这就直接影响当期居民个人及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社会总需求增速。目前我国居民对上述消费预期较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公共服务建设不完善，居民没有很好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上的免费或低成本效益，反而需要随着通货膨胀等因素支付更高的成本，这对于我国社会总消费需求的提升十分不利［14］。
改善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公共事业改革的意义，积极推动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所谓市场化改革也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利用竞争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明确政府在公共事业中的辅助引导地位，并将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允许市场公平自由竞争存在。
5.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消费顾虑
首先，提升城乡综合社会保障能力，重点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及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相对落后于城镇地区，我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农村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应该着力强化梯级保费征收机制建设，进一步扩大保费浮动区间，形成在自愿参保基础上更高水平的保障。同时，政府需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补贴比率，更好地形成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降低农村家庭消费压力，释放部分需求［15］。
其次，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管理机制建设。全面强化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透明化管理建设，在权责明确的管理机制基础上，引入社会监督等，确保专款专用，降低道德风险。同时，要特别注重提升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进一步优化资金投资结构，形成在有效的风险管理基础上，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更好管理，进一步强化其社会保障能力。
最后，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相关的其他配套机制应该不断完善，例如异地就业问题的改革，进一步改善异地就业的同等补偿机制，以居民第一时间满足就业需求为主，更好地服务于居民生活。对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等问题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确保居民在任何国内任何地区都能够及时地得到社会保障，进而消除其消费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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