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于美国的 2008 年次贷危机，经过不断演化逐步从金融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深陷其中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力远超过 1929 年的那次大危机。时至今日，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普遍乏力的客观现实和并不乐观的前景预期，众多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危机的原因进行探究和解读。
对他们的有关经济危机研究的新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这次经济危机，还可以为身处全球化中的中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
1．“实际工资停滞”和“消费水平上涨”之间产生缺口
2008 年以来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无论是强化“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去调节化”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这两个学派的政策主张并未根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阶级分析学派的代表学者，史蒂芬·莱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认为，要想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恰当解释需要引入阶级分析，在他们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阶级结构反复诱发了经济危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就必然要求转变阶级结构。
对此，这两位学者从分析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实际工资和个人债务三者的变动及其关系入手，为经济危机提供了一个代替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解释。
在他们看来，透视美国资本主义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能拘泥于现实而必须从历史的阶级根源入手进行分析。在 1890 年至 2007 年长达 100 多年的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关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现了分水岭般的逆转。此前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此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差距日益扩大，实际工资的增长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对此，这两位学者以美国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为例，通过比较实际工资与生产率的增长描述了这种关系的变化: 19 世纪90 年代初到20 世纪70 年代末，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以2． 3%的年增长率稳步提升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为1． 8% ; 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007 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以 3． 26% 的年增长率继续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停止上涨，甚至以－ 0． 37% 的速度在下降，两者之间的缺口有显着扩大的趋势。
工人实际工资停止上涨，标志着一个劳资关系均衡时代的终结，工人阶级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宣告了工人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协同增长的时代已然落幕。相对于美国产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后，剩余价值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涌向资本家手中，而剩余价值的多种分配形式( 如用于资本积累、研发投入、管理投入，支付商业利润、银行利息、股份分红等等) 也在降低资本家成本、提高剥削率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资本家以更快的速度获取剩余价值，说明无论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上涨还是停滞，剩余价值率都在持续地稳步提高，劳资矛盾也日趋紧张。显然，美国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资本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工人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削减，但是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却在不断上涨，这可以从美国经济分析局 2012 年的数据中看出: 在 1979 年至 2007 年，美国 GDP 的增长率为 3．0%，消费支出增长率为 3． 3%，消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从 1979 年的 62． 1% 增长到 2007 年的69． 7% 。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工人实际工资停滞的前提下，社会消费水平却能够不断上涨呢?
2． 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是工人阶级抵抗实际工资下降的被迫选择
无疑，对于身处“消费主义”社会的美国工人家庭来说，实际工资停止上涨意味着家庭灾难的到来，为了不陷入危机的漩涡，工人家庭需要重新调整行为: 一方面，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等办法增加其收入，以追赶上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如男劳动力兼职两份以上的工作，妇女走出家庭作为劳动力投入到市场中，但是这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家暴、离婚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当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止上涨，劳动生产率仍然持续提高时，工人阶级迫于适应“消费主义”社会的新要求，不得不接受美国异军突起的金融行业所提供的金融产品。
只有当工人债务的上涨弥补了实际工资的停滞导致的收入的降低，工人阶级已有的消费水平才能得以维系甚至提高。此时，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债务形式，而工人对消费信用的需求则是美国剥削率上升的必然结果。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82 年的 59． 2% ，增长到 2007 年的峰值 125． 5% ，此后稍有下降，2011 年为 106． 3%。
由于美国历史上已经形成“消费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为了赶上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不断上涨，不得不增加“劳动支出”和“信用支出”，这是工人阶级抵抗实际工资下降的被迫选择。
当然，如果剔除中国廉价商品( 特别是生活资料) 的进口对美国工人家庭支出的影响，上面的家庭债务所占比重的数值还会增大。这些廉价的进口商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工人的生活费用，是其实际工资能够持续走低的一个重要条件。倘若没有中国廉价商品的供给，美国工人阶级家庭要想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
3． 劳动和资本关系失衡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表现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21 世纪资本论》，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皮克提将“收入”分解为两个部分: 一是劳动收入; 二是资本收入。
他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者来源于“劳动收入不平等”，或者来源于“资本收入不平等”。
皮克提进一步根据收入水平的高低，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群体。越富有的社会群体其收入越更多的来自于资本收入，而不是劳动收入，这一现象在最富有的 0． 1% 的人口中更为显着。
不仅如此，贫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也日趋严重，最富有的10% 的人口的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重由 1928 年的49． 3% 上升为 2007 年的 50． 4% ，特别是 1970 年以后，最富有的 10%的人口的收入显着增加，主要是由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收入的扩张所导致。
由此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长期偏向资本进行积累的必然结果。
在皮克提看来，资本主义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在于私人资本回报率( r) 显着性地、长期性地高于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 g) ，即不等式“r ＞ g”，这意味着相对于产出和工资，财富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了积累。这一不等式揭示了一个基本逻辑矛盾，即企业主必然趋向变成食利者，而更多的人会沦为劳动力出卖者。
皮克提预言，如果资本平均回报率保持在 4% -5% ，全球长期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1%-1． 5% ，不等式“r ＞ g”将成为21 世纪的常态，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状况颇为相似。虽然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降低了资本回报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者间的不平等，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矛盾( r ＞ g) 并没有消除。
在他看来，伴随长期的经济发展，收入不公平并不会通过自我调整而趋于好转。
二、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
1． 新自由资本主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的一个具体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