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各国虽然纷纷出台政策进行救助，世界也未能逃脱经济放缓的命运，2009 年以后全球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是政治纷争、军事冲突不断，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互动，国际安全态势扑朔迷离。本文从结构视角观察国际安全态势，通过分析国际安全结构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变化，探讨应对国际安全新挑战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策。
一 国际安全结构的基本内涵
“结构”是用于描述某种事务各个组成要素的分布状态的概念，是分析某种事务的内在运动规律的工具。国际安全是各国和地区在国际体系中得以生存、避免威胁的一种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存不受威胁的衡量指标有多种，系列指标构成了国际安全结构。国际安全结构反映国际体系中影响国际安全走势的各种要素的分布状态。具体地讲，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如果把地区结构、内容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指标分别看作是三个函数，那么国际安全结构复合体随着三个维度上的向量的不同变化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结构形态。
第一，从国际关系主体的活动范围看，国际安全结构反映国家与地区间由于地缘政治安排而形成的安全态势，可称为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国际关系学界哥本哈根学派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把世界分成亚洲、中东和非洲、美洲、欧洲四个地区，并把每个地区的研究分为国内层次、地区层次、地区间层次和全球层次四个层次，每个地区是一个单独的地区安全复合体。
第二，从国际安全的内容看，国际安全结构反映不同种类的安全，可称为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国际安全内容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是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安全，非传统安全是国家保障不受非军事性威胁的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预防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国际安全内容结构是一个有层次的复合体，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从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出发，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结构考虑地区层次间的硬实力，如军事、政治、外交等；自由主义的国际安全结构考虑的是行为体遵循的国际规则；建构主义的国际安全观考虑国家的软实力，如文化、身份、观念等。
第三，从国际关系行为体自身类别来看，国际安全结构反映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安全结构，体现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可称为国际安全主体结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是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体系内国家的数量、国家间能力分配以及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国家的数量衡量国际安全结构容纳的成员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国家间的能力分配衡量国际安全结构的均衡状态，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衡量国际安全结构整体态势。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观点的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宽泛，行为体的数量在扩展，行为体之间的能力更具综合性，安全关系也变得多元，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国家间的排列组合态势，更突出地表现在从人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等四个领域里观察国际安全结构。巴里·布赞在研究国际安全的进程时提出比地区性分层更进一步的观点 :国际安全议题既是大国政治、权力政治，也是国家安全之外的个体安全，传统安全在延续的同时，世界社会分为国家、跨国行为体和个人三种相互影响的行为体。
①在上述三个维度的变化过程中，变化最为复杂并且起到核心作用的是国际安全的内容结构，地区结构与主体结构往往不能脱离安全的内容结构。国际安全内容结构中核心要素包括以下几种 :
第一，军事、政治等安全因素。现实主义理论依据国家能力大小，把国际体系划分为不同的单元或地区。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国家能力主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国际安全结构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基本要素。首先，可以根据各国军事力量的大小判断国际安全结构的基本框架，如果各国军事力量均衡，那么国际安全结构则呈现多极状态。其次，军事力量是各国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依托。军事力量包括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人素质、军事体制和军事思想等内容，体现国家在领土、国防等传统安全领域的综合实力。
第二，环境、资源、科技、网络、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和威胁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安全，具有多样性、区域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比如，能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其生产与供给对于世界市场和各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与全球政治密不可分，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能源大国、国际能源组织对国际安全结构影响重大，甚至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文化、宗教、民族等安全因素。这些因素涉及一个国家的精神取向和价值判断，代表着国家的软实力，也在国家安全观之中得以投射。民族相近、文化相通、宗教相同的国家，容易在各种理念和价值观上促成共识，从而结成相对稳定的安全结构体。因此，当各国在文化、宗教上形成尽可能多的认同时，国际安全结构将会稳定 ;国家间、民族间文化差异越大、文化认同越低，宗教冲突越明显，相互间安全感就越弱，国际安全结构越不稳固，由宗教冲突、民族冲突导致的军事行动、政治报复、经济制裁等手段则会多发。
第四，金融安全因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相互依赖使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显得非常重要，经济问题往往会溢出到其他领域，从而影响国际安全格局的走向。金融在现代经济领域中处于核心位置，对国际安全结构的影响极其重要，货币战争被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争”.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会产生大量经济泡沫，带来连锁反应，引发市场巨大波动，严重的会造成经济崩盘，直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当金融危机爆发，从金融市场扩展到整个世界市场，使资本投资链条受到影响，传递到国际经贸领域，会影响各国进出口市场，特别是使国家出口商品严重受阻。为了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各国不惜采用以邻为壑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产生大量贸易摩擦和冲突，出现经济政治化倾向，进而影响国家的外交战略选择，引起国际安全结构排列组合状态的变化。
二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的变化特征
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结构比较单一，东西方两大阵营依靠军事能力、经济实力等因素形成对峙，国际安全态势主要表现为地理结构，军事实力占据安全内容的核心地位。冷战后，国际安全结构已经不是单纯由国家行为体的军事实力决定分布状态，而必须考虑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安全内容多样性因素的影响。九一一事件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扩大，非传统安全内容占据理论研究的重点，成为全球化时代最为重要的安全要素。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安全势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世界市场、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都暴露出来，致使国际安全结构复合体特点得以充分表现。
（一）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发生的两大变化是美国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在 2012 年末发表的关于 20 年后世界局势展望报告--《2030 年全球趋势 :不寻常的世界》①中指出 :始于 1945 年的美国霸权时期的“美国治理之下的和平”将很快结束，美国可能失去霸权地位，结果是多个大国互相制衡的格局。①在这种制衡的过程中，美国意欲继续维护大国主导地位。比如，针对东亚地区局势，美国于 2009 年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借助已有协议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通过全方位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在国际事务中尤其是在亚洲事务中重新建立主导力量。与此同时，英国、日本等旧有大国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事务中扩大影响力，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突出主导作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潜在的“极”.某些国家借助原来的地缘关系或新地缘关系，通过政治、外交等传统手段来维系国家形象与控制能力，巩固传统的地缘关系，势力范围不仅在本地区，而且波及全球。国际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多竞争伙伴的系统，多国间的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主要方向。
（二）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经济问题解决的过程，各国面对的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缘于一些国家在国内出现经济、政治、社会严重危机时，通过强调主权、领土、外交、军事等传统安全事件，向外转嫁矛盾，在地区内与国际范围内挑起冲突，造成国内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缘于美国等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在传统安全方面的优势，继续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巩固扩大自己的联盟体系。这与冷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以及九一一事件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基本态势明显不同，说明传统安全因素再次抬头，成为导致国际安全结构产生新变化、新矛盾的关键因素。
首先是各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军事力量是国际安全结构的基础性因素。金融危机之后 , 尽管各国经济受挫，但军事力量并未减弱，军事现代化的主张再一次被提到各国的重要议事日程。这说明传统安全的内容在增强，有可能被强化。美国处于传统安全的中心层级，军事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并且通过重返亚太战略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投入，彰显其军事优势。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2011 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 17 380 亿美元，美国占首位，达 7 110 亿美元，占世界军费总额的 41%.②与此同时，各国紧随其后，形成新一轮增强军事力量的态势，从 2011 年军费开支看，俄罗斯 719 亿美元、英国 627 亿美元、法国 625 亿美元、日本 593 亿美元、印度 489 亿美元。同时，军事演习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已列入各国的议事日程。
其次是地区性冲突更具有全球性特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对国际安全领域产生溢出效应，造成地区合作带有全球性参与的特征。东亚地区岛屿、领土之争，南海地区安全问题集中爆发，地区冲突更常见于中东、西亚、非洲北部，这些地区冲突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地区本身的历史性因素，更是由于这些地区已经成为各大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地区冲突较以往不同的是，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本地区，而有向全球性质延伸之势，成为某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运动的变量，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功能性进一步增强。
（三）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安全问题的暴露，非传统安全范围扩大，危害国际社会健康与稳定发展的因素在国际间传播，比如信息与网络、粮食生产与销售、能源开发与利用、水资源的保护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这些内容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跨国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通常遵循国际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来处理这些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然而近些年，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却被更多传统安全因素干扰。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国内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国内经济、贸易、食品、环境等问题激发了社会矛盾，国际安全的任何动作都会在国内产生相应的作用，各国国内政策的调整也不得不顾及国际安全问题。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下，非传统安全内容普遍带有传统安全色彩，表现为更加复杂多样。
2008 年之后，多次的能源价格异常变动给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带来不断的冲击，继而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得国际安全层面的问题转嫁为国内能源需求危机。比如粮食安全问题。粮食价格上扬的影响造成全球饥饿人口总数上升，而粮食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粮食生产国的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外，普遍存在着世界市场的投机行为、粮食出口限制、控制粮食价格等情况，使世界粮食的流通带有明显的传统政治因素的影响，由此而引发的国际政治冲突增多，严重冲击着国际安全结构。
非传统安全范围与内容的扩大和复杂化进一步表明，非传统安全背后是国家利益的诉求，从国际安全合作转移为更加依赖于国家自身的安全保障。因此，在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全球市场经济问题大暴露的时代，市场经济自由无序发展的一面得到凸显，各国政府宏观干预政策不断出台，使全球生产要素与配置置于政府掌控之中。
在现有国际安全结构布局中，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常态，各国在世界市场与国际关系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渐表现为全方位的外交关系，使国际安全结构处于多元胶着状态，成为一个容纳了世界市场不同主体的全球复合体。
与经济政治化相似，在传统安全态势增强的同时，多样化的非传统安全也表现出政治化趋势。当各种国际安全问题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时，国际安全的问题就渗透进国内社会，成为国内安全问题的影响要素，解决国内安全问题，必须把国际安全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家间的争端增多，国际安全问题渗透到国家安全问题层面，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债务问题、财政问题、就业问题、社会思潮问题等都会对国家安全结构变动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国家安全危机 ;另一方面，国家间在解决争端问题时，也对国家间的合作充满诉求，于是国家安全战略又与多样的外交形式紧密结合，表现出多边合作的意向。
（四）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严重下降，表明国际安全结构的主导力量不再是美国单极。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的全面爆发。首先是货币融通和货币体系产生危机，然后是市场需求与供给出现断裂，继而是全面的社会问题爆发出来。世界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世界经济增长率不超过 3%,贸易增长率稍稍高于 3%,其低迷程度是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来极为少见的。从表象上看，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链条出现问题，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领域的危机把世界各国拉到同一个平台上面对问题。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欧元区陷入衰退。欧盟统计局 2013 年 5 月数据显示，欧元区商品零售额在 2013 年 3 月环比下降 0.1%,表明债务危机阴影下的欧元区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传统货币政策功能渐失，财政政策调整空间狭窄。各国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步伐相应放缓，全球经贸联系受阻。
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受挫的情况下，美国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严重影响到它在国际安全结构中的位置。曾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全球有五大力量中心的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冷战后指出，“冷战结束，制造出观察家称之为‘单极的世界’或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但是，美国实质上并没有比冷战开始时更能单方面独断全面问题。”①这种状况在 21 世纪初表现得更加明显，九一一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已经使美国的实力受挫，而金融危机又使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全面受到打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2030 年全球趋势：不寻常的世界》，指出美国将退出“单极”统治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承认未来世界将没有任何“霸权国家”,②这表明美国“一超”态势出现危机，元气大伤，实力下降，尽管仍居综合实力之首，但在全球事务中的超然地位已经严重受损。
（五）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在传统安全问题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减的态势下，国际安全结构深刻变动。一些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五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逐渐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2 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达到 20%,①基本和美国、欧盟相当，这些国家与欧美老牌企业共同开发新产品，技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的游戏规则。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预言说，“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国力日益强盛，国际社会正趋于势力均衡，在未来十年内将形成没有超强大国的‘G0’体系”.
②欧美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力量相对衰落的状况，不断推动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新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形成对自由贸易活动的阻力。这一方面影响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发展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使国际安全结构出现不稳定因素。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等逐渐不明朗。这种形势下，各国纷纷从务实角度出发，形成合作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等不同的安全关系。
三 应对国际安全结构变化的战略思考
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时代终结并不一定是与一个时代的开端同时发生的 ;在两个时代之间可能经历（事实上已经经历）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发展时期。”
③目前的国际安全结构的演变预示着国际安全态势正在酝酿新的变化，新的国际安全走势必将影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在行为主体激烈竞争、建构秩序的过程中，个体的思想、民族文化、国家文明、社会思潮等发生着变化，话语权的争夺日益激烈。人类最伟大的任务是协调，能使国际安全的结构要素和谐发展，就需要人类的智慧。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探讨应对国际安全结构变化的战略对策。
（一）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自身安全进行的全局性、宏观性的设计和安排。它的实施，决定着国家在国际安全、区域安全、自身安全和人的安全等层级上的效果和趋向，也会对国际安全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多重考察视角。从内容结构来看，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军事、外交等传统安全战略，以及金融、能源、信息等非传统安全战略 ;从地区结构来看，包括本土战略、区域战略、全球战略等 ;根据行为体奉行的安全理念来看，可分为多边战略、单边战略等。就国家战略实施的效果来说，“谁的安全”是问题的关键。联合国强调，“不仅要让人民拥有和平，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①无论哪种国家安全战略，都是要使本国人民得到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安全等更多可靠保障。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复杂多变的总体态势下，中国的战略将成为各国处理与中国安全关系的直接指标。“假设人们不清楚中国想要得到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象征意义，他们将如现实主义所警告的那样，倾向于最坏的结果而恐惧。假设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将伴随着其政治、社会向更具侵略性的形态转变（如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也将会有同样的结果。”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应当统筹把握国内国际大局，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在战略的理念层面上，中国应坚持和发展一贯奉行的多边主张，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并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制定内政外交的各项战略和大政方针，努力让世界各国认知中国，为国家和人民创造生存和发展的安全保障。
在战略的内容层面上，应该综合考虑各个领域如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环境、资源、文化等领域的安全，明确各个领域在国际安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挑战，做好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不同领域的战略目标、步骤和措施，确定重点任务，更好地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二）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
在国际安全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国家仍然是主要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交织互动所形成的一切活动，离不开国家主体的作用发挥。国家所具备的应对国际安全威胁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结构性安全能力是指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统筹考察国际安全影响因素、应对国际安全结构变化的能力。包括政治与外交能力，这是国家政治制度影响力的体现，也是国家广泛参与地区与全球事务、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能力 ;经济发展能力，即国家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和物质条件，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基础 ;国际体系中的话语能力，即一个国家在全球与地区层面上建立与维持威信和凝聚力的基本能力，体现为国家的软实力。总之，国家结构性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其中单一方面的能力虽会一定程度影响国际安全结构，但国家在国际安全结构中的总体地位和影响力，要凭借整体竞争力的优势才能实现。
提升结构性安全能力的核心，是根据国际安全结构的变化态势建立主动应对的国内机制，避免由于突发因素而产生被动局面，保障国家在应对国际安全威胁时处于安全境地。中国应当培育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应对当前国际安全结构变化带来的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第一，应当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中国在2013 年底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统筹维护国家安全。这标志中国安全新体制的建立，体现了外交与安全决策协调和实施能力的提升。第二，提高安全应急、应对能力，有理有节地处理中国的周边安全事务以及国际法框架内的地区安全事务、全球安全事务等，及时应对突发国际安全事件，消除各类紧张局势，最大限度为中国谋求国家利益以及有力的国际支持。第三，提高综合实力。国际安全结构中各主体之间的较量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国家安全战略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中国应当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努力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发展，加强内政、外交、国防建设，不断提高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从不同范围、不同层面增强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
当社会、环境、资源、科技、经贸和文化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被纳入国际安全的内容时，国际安全结构就一直存在着极易动荡的因素。而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一定的原则和规范，各国在这个框架内能够按照某种承诺加强合作，共同解决国际安全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参与国际合作是避免军事冲突和对抗、外交争端，保证国际安全和国内社会稳定的有效渠道。
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关注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进展。目前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性质和功能不同，大致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由联合国主导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及各类国际机构、国际公约、国际规则，二是由于共同重大安全利益而深度缔结的区域性国际性组织，三是由一些国家倡导的、以地缘政治为依托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模式，四是由政府或民间就一些安全领域具体问题如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反恐合作等形成的国际性合作平台。现有的国际安全机制还不尽规范，全球安全合作进程遭遇着许多阻碍。联合国主导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尚未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一些国际性安全规则、公约的制定与实施受到个别国家左右 ;一些地区性安全合作机制受到地区外干扰因素尤其是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较大影响 ;一些国际合作机制排他性明显，与机制外的国家和组织形成比较明显的利益冲突、安全冲突。因此，建构符合大多数国家地区安全利益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步伐加快，我们要树立新的国际安全观念，准确把握国际安全合作时机。一方面，广泛参与各种层次的国际安全合作，有效利用既有国际安全机制的积极因素。在始终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深入了解不同行为主体在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利益和安全诉求，尊重、遵守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与相关国家、组织、机构进行战略协商对话，增加互信，化解区域合作及全球多边安全合作中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新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扩展多边合作，尤其重视加强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合作，增强在全球安全体系中的话语权 ;扩大国际合作范围领域，从经济合作扩展到全方位安全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应对各类安全问题。
四 结论
国际安全结构变化反映国际安全状态及走势。国际安全结构中单一要素的变化、孤立事件的发生通常不会触动全局发生重大转折，但不排除任何一个因素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波动，从而产生“蝴蝶效应”,使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根本性的破坏，最终导致国际安全态势发生变化，给各国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当前，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政治冲突、军事对抗、宗教事件、地区摩擦、贸易纠纷增多，网络攻击、环境恶化、能源危机进一步凸显，各种冲突日趋多发、频发与升级，都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面临的现实问题，使国际安全发展趋势表现出不确定性。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问题非常严峻。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国际安全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的新思路、新办法、新途径。一方面，加强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构想、战略设计和战略调整，培养适应国际安全结构变化的能力，有效应对挑战，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富有和幸福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安全问题治理，推动国家、地区间的安全战略对话，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调，扩大务实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国际安全条件，共同维护世界的繁荣与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