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国土开发利用空间格局的重要类型区， 也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均衡增长的核心区域。在此背景下，通过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平衡增长、 增强城市群竞争力已成为理论界和决策层的重要选择。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城市群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如成渝城乡统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广西北部湾、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等等，这些规划和政策对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和城市群内部经济增长差距都产生了明显影响。
随着城市群逐渐成为全球新的空间竞争主体单元， 国内外学术界针对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平衡增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平衡增长概念与度量、经济政策的促进机制和促进效果等方面。论文的目的即在于从多个维度对研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在此基础上就调控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政策取向及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为决策层解决城市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1 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概念和度量方法
“平衡增长”概念最早是由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 -Rodan） 和拉 格纳·纳克斯 （R.Nurkse）提出，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中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增长问题， 后来该概念逐渐渗透进入经济增长收敛研究领域， 导致其内涵不断扩大，“区域经济平衡增长”和“区域经济均衡增长”没有特意区分，被我国学术界引入用来描述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动态状况。
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兴的、特殊的区域单元，已经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但是学术界对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缺乏普遍认可的、清晰的界定。其中较有影响的城市群概念由姚士谋（1998）所界定：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 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 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 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 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而探索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问题是基于理论研究和现实推广的需要：第一，我国经济增长在地区间突出地表现出非一致性， 地区差距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影响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Wei,1999; Demurger,2001）。第二，城市群这一“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经成为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平衡增长的核心区域，目前我国城市群已发展到了 74 个，基本覆盖了全国国土。 在“十二五”时期，新增城市人口将主要向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的城市群集聚，城市群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第三，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市群空间结构调整的步伐，使城市群内部区域差距逐渐拉大。
目前学术界关于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概念的精确界定还没有出现，但是考察其提出的背景，不难发现该概念同时关注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状况，第二，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缩小状况。 因此在测度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问题上可以借鉴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研究中描述增长分布演进的方法。 Quah （1996）、Henderson 等（2002）利用 Summers-Heston 数据库，运用 Kernel密度函数考察了世界经济增长分布情况，此后徐现祥和舒元（2005）利用 Kernel 密度函数构建了增长分布演进函数， 用该函数同时考察区域经济增长及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贾俊雪与郭庆旺（2007）和安康等（2012）利用类似方法根据中国省域层面数据考察了中国区域经济趋同与差异，郭腾云与董冠鹏（2012）也利用类似方法考察了京津冀都市圈内部区域经济分布演化。 因此可以利用该方法针对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 定量测度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动态状况。
2 影响要素流动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研究
目前还没有文献系统研究影响要素流动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机制。 而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影响要素流动来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如下：区域经济政策→要素流动性（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集聚的外部经济性→城市研发创新效率→城市群经济增长。 这一机制与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城市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紧密联系，理论基础是以 Fujita（1999）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的要素流动驱动模型。
在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聚具有正外部性前提下，如果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能加速要素的流动，优质要素向大城市集聚、普通要素向小城市集中，这种集聚会提高城市群要素集聚的外部经济性， 增强各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研发创新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增长 （Ottaviano 和 Thisse,2002）；另外， 要素在城市间的快速流动能导致城市间生产率收敛，从而缩小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但是部分空间经济学研究却发现要素在城市间的快速流动将扩大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安虎森和徐杨,2011）。 如果单个城市内部加快要素流动， 如企业快速向城市集中、人口向城市迁移等，能更好的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促进资本积累， 从而加速城市的经济增长（Baldwin 等,2003）。 但是要素流动往往受到交通成本和市场保护政策的制约， 因此大量区域经济政策从加强市场一体化、打破户籍流动限制、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增强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性，以期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
在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效果方面， 大量研究通过数理模型推导或者数值模拟， 认为加强要素流动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但是在部分条件下却拉大了城市间增长差距。
Poncet（2005）研究了贸易与中国省内以及跨省（29 个省）劳动力迁移之间的关系，发现减少市场分割程度和省际贸易壁垒的区域经济政策， 要素集聚过程会进一步加强， 但是经济增长差距会增大。
Rappaport（2008）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边缘城市劳动力的外流会降低边缘城市的资本收益， 从而减缓总资本投资、扩大城市间增长差距。 安虎森和蒲业潇（2010）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对比中国宏观数据发现，沿海地区工业部门不断吸纳内陆地区高学历、高技能人才， 这种要素流动扩大了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 陈良文和杨开忠（2007）通过建立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发现， 地区间要素流动会不断扩大区域差异。 王红霞（2011）发现通过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 有助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增长差距的缩小。
3 影响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研究
目前还没有文献系统研究影响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机制。而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影响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来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如下： 区域经济政策→政府间 “蒂伯特选择”→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例→循环积累效应和投入－产出联系→城市群经济增长。 这一机制与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协调机制紧密联系， 理论基础是Venables（1996）的投入－产出联系模型。
在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存在产业关联的前提下，如果增强城市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就能获得城市群范围内的规模经济， 从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增长（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另外，根据地方政府间竞争理论，为获取更多的企业再迁入与产业转移，城市政府间会进行税收与公共物品投入竞争 （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会加大城市内和城市间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的比例， 并且加大对城市群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例 （Hindriks 等,2008），这样通过降低城市群内部货物运输和市场交易成本强化了需求关联的循环积累效应， 从而加速城市群经济增长。但是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往往受到区域保护政策的制约， 因此大量区域经济政策从加强市场一体化、注重法律等软环境建设、促进企业间合作兼并等方面入手增强城市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以期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
在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效果方面， 大量研究通过计量检验或者数值模拟， 认为加强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 但是政府间竞争扩大了城市间生活性基础设施水平差距， 并且中心城市支出膨胀的状况难以限制， 发现城市功能的异质性差异使政策实施对城市间增长差距的影响难以确定（Fenge 等,2009）。
Bucovetsky 和 Haufler（2008）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更难限制大区域政府， 大区域将部分税收实现资本化以容忍更高税率， 这样会缩小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 Keen 和 Marchand（1997）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了地方政府利用基础设施投向吸引资本流动问题，其将基础设施分为生产性基础设施和生活性基础设施， 由于生产性基础设施能够提高资本的生产率而生活性基础设施则不能， 所以均衡情况下将导致前者提供的过量和后者提供的不足， 这样会阻碍边缘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扩大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
张军等（2007）认为地方政府间充分竞争促使各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以期吸引更多区外资源并减少了资源浪费。 徐现祥和李郇（2005） 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 1990-2002 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增长差距进行研究， 发现实施促进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政策削弱了市场分割对城市间增长差距缩小的阻碍作用。
4 影响城市间技术扩散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研究
目前还没有文献系统研究影响城市间技术扩散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机制。
而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影响城市间技术扩散来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如下： 区域经济政策→技术扩散→地方化知识溢出→人口集聚和人力资本积累→城市群经济增长。 这一机制与城市间知识溢出、技术追赶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紧密联系，理论基础是 Black 和 Henderson（1999）的城市增长模型。
在技术知识具有正外部性前提下， 如果城市群内部落后城市能快速模仿、 吸收和应用领先城市所拥有的技术，会减少研发成本和风险，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领先城市经济增长速度， 缩小城市间增长差距， 并且通过调控城市间的知识溢出强度和方式可以影响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 进一步促进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 （Duranton 和 Puga,2000;Berliant、Reed 和 Wang,2006）。 如果单个城市内部能加速知识集聚并促进知识在产业、企业等组织间扩散，会增强地方化知识溢出的效应， 这些溢出效应又能强化人力资本外部性（张玉明和李凯,2011）和促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城市群和单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但是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效果往往受到接受方吸收和利用先进技术的社会能力（工人受教育的长短，可利用的合格科技人员，基础设施等）以及技术壁垒的制约， 因此大量区域经济政策从加强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打破组织间技术壁垒（如构建知识交流平台（汪涛等,2010）等）、加强组织间连接和互动（如加强产学研合作（刘和东等,2010）、城市间技术交流（赵伟等,2005）等） 等方面入手促进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还有部分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投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 （Geenhuizen, Nijkamp,2006）。
在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效果方面， 大量研究通过计量检验或者数值模拟， 大多数认为加强城市群内部知识创新和知识溢出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 但是同一种知识创新和知识溢出政策对不同功能城市的作用效果迥异； 而加强区域教育发展政策对城市间增长差距的影响难以确定（Berliant, Kung, 2010）。
Evans 和 Karra （1994） 对美国 48 个州 1970-1986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的教育性支出显着提高了生产率。 Glaeser 和 Saiz（2004）将大学毕业生份额作为技术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 认为受教育群体比例增大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 但是Pritchett（2001）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教育增长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 Pereira 和 Aubyn（2009）发现，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城市发展阶段而异， 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城市存在负的影响效应，中等收入城市存在正的影响效应，而低收入城市只有在贸易自由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人力资本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 彭国华（2007）发现中国平均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显着为负， 只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才对技术进步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而张 璞（2009）却发现提升普通中学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缩小呼包鄂城市群内城市间增长差距有正向推动作用。
5 影响城市间转移支付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研究
目前还没有文献系统研究影响城市间转移支付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机制。
而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影响城市间转移支付来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如下： 区域经济政策→竞争力空间分布、转移支付→要素价格、人力资本积累→城市群经济增长。这一机制与产业、投资空间调整、政府间转移支付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紧密联系，理论基础是 Forslid 和 Ottaviano（2003）提出加入税收和城市间转移支付的自由企业家模型。
在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存在财政转移支付前提下， 如果更高一级政府能加大对城市群内部边缘城市（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会补偿边缘城市融入城市群分工的损失， 理论上能够削弱市场分割和财政收入之间的联系（陆铭等,2004,2007），促使边缘城市放弃市场分割的努力， 从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增长；另外，增加城市间转移支付会调整城市群内部的产业与投资空间布局， 一方面通过提供给边缘城市以尽可能同等水平的公共产品， 减少中心城市的集聚力，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接受转移支付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 这样同时促进了城市群经济增长也缩小了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 但是增加转移支付往往会受到中心城市的抵触， 因此大量区域经济政策从加强区域空间规划、 改变转移支付结构等方面入手促进竞争力空间分布和提升转移支付效率， 从而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
在促进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效果方面， 大多数研究认为加强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转移支付的区域经济政策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 但是因为城市间产业分工程度不同而对缩小城市间增长差距的影响难以确定。
De La Fuente 和 Vives（1995）通过估计地区生产函数，认为欧盟的欧洲地区发展基金（FEDER）对西班牙受援地区的产出具有较小但显着的效应。
Cashin 和 Sahay（1996）利用 1961-1991 年印度 20个邦的数据， 发现越贫穷的地区得到的人均转移支付越多， 认为印度的转移支付政策缩小了地区间收入差距。Garcia-Milà 和 Mcguire（2001）研究西班牙中央政府和欧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班牙 17 个地区的转移拨款， 通过比较转移拨款项目实施前后这些地区的经济绩效， 发现转移拨款无助于刺激私人投资和改善落后地区的经济状况。 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利用中国分省数据，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反而扩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刘玉 和刘毅（2003） 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1995-2000 年中国省级区域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控效应， 认为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低于发达地区， 而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提高起到了较大作用。 李永友和沈玉平（2010）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地区间平衡增长方面作用较弱， 财政资金流入并没有显着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
6 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仿真研究
目前针对城市群经济增长进行仿真的文献一般采用系统动力学和元胞自动机等方法， 大多将城市群内部城市视为仅存在规模差异的质点， 研究所设计政策组合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为利用仿真方法深入考察多项区域经济政策对城市群经济平衡增长的综合作用提供了模型基础和技术支持。
Bok（2009）根据企业层面的数据，廓清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空间集聚扩散机制， 构建仿真模型较好地估计和验证了城市群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 Puliafito（2007）利用元胞自动机构建了城市群结构演变的传输模式，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较好地解释了城市群空间增长演变过程。 Tian Guangjin 等（2011）利用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s）分析美国菲尼克斯城市群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动力演进过程， 并模拟和预测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城市群景观变化的影响。 Shen Tiyan 等（2007）整合系统动力学和元胞自动机，构建包含地形、邻近网格和自然增长特征的时空动态模型 （spatiotemporal dynamic models），很好地模拟了北京都市圈的交通、人口和经济增长。
Lee 等（2009）构建合成社会经济代谢和土地利用的空间系统模型，借助 ArcGIS 软件仿真研究台北城市群的资源消耗、资产积累、废物排放和土地利用变化过程。 艾华等（2006）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多方案动态仿真模拟， 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各模拟方案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定量评判， 对比仿真方案优劣为山东半岛城市群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Long Hualou 等（2009）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 1990-2006 年苏锡常城市群内农田和农村居民点时空动态变化模式，而且在此基础上仿真分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列政策的作用效果，为更好地实现城乡统筹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决策借鉴。
赵璟等（2012）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关中城市群经济增长与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之间的关系， 调整政策仿真发现降低生产要素迁移障碍、 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共享、提高城市间贸易强度、扩大政府支出等措施能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但会阻碍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而扩大城市间地价差距、增强风险投资、提高教育投入、 增强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知识溢出等措施能同时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和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7 评析与展望
随着中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城市群平衡增长不仅成为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 而且对缩小中国区域发展差距至关重要。 大量文献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现有研究表明：首先，城市群平衡增长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平衡增长是城市群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可以利用增长分布演进的方法定量测度城市群平衡增长的动态状况；其次，通过加强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性、城市间投入-产出联系、城市间的知识溢出和城市间转移支付等政策的实施都能促进城市群整体经济增长；再次，各类区域经济政策对缩小城市间增长差距的机制尚不明确， 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较多因素的调节作用，对城市间增长差距的影响难以确定；最后， 各类区域经济政策作用到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 但是复杂的交互作用机制与效果目前还没有学者系统研究， 而系统仿真方法为模拟政策的交互作用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技术支持。
展望未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1）区域经济政策对城市群平衡增长影响研究中的中国特色问题。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群无论在制度特征和运行态势上都与欧美城市群有很大差异， 比如大量国外研究都建立在自由土地市场假设下，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实际，因此未来研究中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特色， 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而只是替换中国数据进行实证。
2）多项区域经济政策对城市群平衡增长的复合作用问题。 现有研究大多是从空间经济学或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展开单项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缺乏多项区域经济政策对城市群平衡增长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 因为区域经济政策的促进效果不仅取决于单个城市自身，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城市间联系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从微观主体互动的角度构建一个统一分析框架， 在整体上把握区域经济政策组合促进城市群平衡增长的作用机理将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
3）借助政策仿真方法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平衡增长效果问题。 现有研究在区域经济政策缩小城市间经济增长差距效果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原因可能是相关研究选取实证样本上城市间产业分工程度、城市功能差异较大，这些差异使得政策实施效果迥异； 也可能是因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在使用中还存在空间数据权重矩阵确定的难题；并且在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增长仿真研究方面， 现有研究大多将城市视为仅有规模差异的质点， 也忽视了城市功能异质的特征。因此，将城市间产业联系与城市间功能差异因素纳入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城市群平衡增长研究， 并通过系统仿真平台进行政策调控实验研究政策综合实施效果，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4）区域经济政策对城市群平衡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区域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 评价其实施效果也不能缺少对政治过程 （特别是城市内部及城市间利益集团角力）的讨论，但是现有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展开的却很少， 未来展开区域经济政策对城市群平衡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可能会为廓清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冲突与合作的机理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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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仲林. 收敛抑或发散: 来自中国区域经济非平衡增长的经验证据 [J]. 现代财经, 2008, 28(7): 40-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