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三不朽”人生价值观是党员干部坚守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养料，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助推剂。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儒家”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毛泽东的改变”的人生价值观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论“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毛泽东的影响及启示
摘要：传统儒家的“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毛泽东影响较深。无论从他青年时代走出乡关、创立新民学会、接受马列主义、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晚年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中都能探寻到儒家人生价值观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三不朽”人生价值观是党员干部坚守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养料，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的助推剂。
关键词：“三不朽”;人生价值观；毛泽东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作用、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以及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穆叔（豹）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豹回答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1〕传统儒家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价值的定位和人生最终的追求目标。在儒家看来，崇高的道德、不朽的功业与伟大的学说三者都具有真正的长久价值，而三者当中以立德最为重要。概括地说，“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了三点基本的人生价值追求：首先是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人生要追求精神的不朽；其次是族群的利益重于个人利益，把对族群的贡献以及族群对个人的评价做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第三是要追求青史留名。考察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儒家的“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评价
传统研究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杰出代表，自他童年开始，对于儒家的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是很不喜欢的。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全国上下一致打倒了孔家店，毛泽东本人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毕生信仰。从此以后，毛泽东被很多研究者定位于是一个激进的反传统儒家思想的共产党领袖，特别是在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多次表示了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蔑视和反对。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中，毛泽东写道：“孔学名高实秕糠，莫从子厚返文王。”〔2〕在他看来，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3〕他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国，采用集权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搞世袭。〔4〕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明确表示自己反对儒家的治国思想，并且在随后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一贯是崇法反儒的。
然而，毛泽东在其着作中却喜欢大量借助中国古代名言来表达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在他论及的中外古今名人中，孔子的次数远远高出其他人，在他所引用的中外古今的言论中，孔子的话最多。〔5〕这充分表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很多人囿于毛泽东晚年批孔反儒言论的影响，看不到毛泽东的思想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重庆方面大搞“尊孔读经”〔6〕之时，毛泽东并没有完全予以否定，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之针锋相对，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而且需要从中国的革命现实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来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当刘少奇说孔子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时，毛泽东在读刘少奇的信时直率地写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8〕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评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时，也更多的是肯定。〔9〕只是在“文革”开始后，毛泽东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全盘否定的意味。但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猛烈批判和全盘否定主要是从政治角度上讲的，首先是反对儒家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10〕的诸侯制，赞成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其次是反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1〕式的复古思想，赞成法家主张的今胜于古思想；最后是肯定施行法家思想的秦始皇创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这点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物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毛泽东是主张批判地继承，对儒家的政治思想他是以批判为主的，而对儒家思想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对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毛泽东是肯定、赞成多于否定、反对的。关于这点，可以从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中看出端倪。
二、“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诞生的时代，作为国学的儒家思想尽管已经式微，但仍然还居于正统地位，因此毛泽东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毛泽东走过了很长一段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历程。直到24岁知道马克思之前，他所读的书主要是儒家的经典，接受的基本上都是旧学的传统教育加上少许的西方文化教育。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氛围中，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的文化心理并且深受儒家传统人生理想的熏陶。从他17岁时留给父亲的一首诗来看，毛泽东无疑具有儒家典型的人生功利色彩。他改写近代一位日本名人的诗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的“三不朽”人生价值理想。在这一价值理想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就一直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并把这种追求简化为“自我实现”,到最后演变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准则，这种自我价值实现后体现的人生追求，蕴含着昂扬亢奋的进取精神。毛泽东把它接受过来，立志做圣贤、豪杰的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12〕这与他对“自我实现”的解释---“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13〕“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14〕这是他在《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在毛泽东看来，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只有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实现“内圣外王”“君师一体”,才能最终实现圣贤理想。毛泽东认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逃脱出在权力中打转的怪圈，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创造人间理想世界！为此，早年的毛泽东邀集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根据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箴言，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一进步团体，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根本宗旨。要通过改良人心和风俗来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目的，新民学会成立后，演变成为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并且发展成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影响当时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革命团体。后来毛泽东从新民学会当中走出，投身于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即便是毛泽东本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自己的信仰之后，他仍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讲演：“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15〕因此，他要求大家要学习白求恩精神“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6〕。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儒家“三不朽”人生价值观的现代阐释，人生的价值首在立德，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不要为个人私利而奋斗。其次立功，只要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无论能力大小，都可以立功。至于立言，毛泽东没有做这方面的要求。立言在“三不朽”当中也是分量最轻的，分量最重的是立德，这也是毛泽东所看重的。毛泽东后来终其一生，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不变宗旨和信仰。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深受传统儒家强烈的立德观念所影响的，并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这种“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后，始终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当中发扬和推行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挥“愚公移山”精神来感动全中国人民大众这个上帝，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具备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物资、装备、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硬实力远逊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情况下，依靠自身无比强大的人生价值观软实力，最终带领全体中国老百姓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挖掉了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百年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两大根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中国长达百年的战乱，再加之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过手的其实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一穷二白，经济社会已全面崩溃。毛泽东这时反复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硬是靠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短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创造性地完成了三大改造任务，很快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当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和艰苦奋斗、勤俭节俭的优良道德品质，不断铸造出新时代具备崇高精神的道德榜样，并以此来引领和教育人民去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实现新中国迅速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宏伟目标，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自始至终不断反复思考的根本问题。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时，毛泽东写下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句，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借助于儒家亚圣孟子说过的“人皆可以为尧舜”〔17〕典故来阐释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平会有一个大的提高。这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立志于“立德、立功、立言”这一崇高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情怀，在完成了“立功”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言”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后，还要把“立德”的崇高事业继续进行下去，这就是改变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人心和风俗的伟大事业，这表现在晚年的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把全体中国人民培育成像儒家所赞扬的尧舜那样的圣人，如同其早年创立新民学会所总结那样，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真正改造了人心和风俗，才有可能开创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才可能真正实现。为此，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历史经验，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现实要求，先后推出了好战士雷锋、好工人王进喜、好干部焦裕禄等时代楷模和道德榜样，并向全社会发出号召，要求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人民解放军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模范团队。因为毛泽东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人民要向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学习，学习他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种公而忘私、乐于助人、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生价值理念，学习他们在生活中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高尚精神和生活作风，学习他们始终坚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永远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他投身革命开始，就始终高度注重人的“立德”,在革命成功开始建设后，他仍然把“立德”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所以他要树立像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这样的品德高尚的普通干部和群众作为典型和榜样，并亲自书写“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脍炙人口的口号，借此来提醒并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率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人民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晚年致力于在中国土地上首先实现“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为了达到他在《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世界图景，毛泽东认为发动一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必须的和经常的，核心是要求人人都以接近尧舜的人生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事实上，这恰恰是毛泽东深受儒家人生价值观影响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从五四运动开始就立志于搞“新民”以转变人心和风俗的改良运动后的又一场全民族的大规模的人心、人性改造社会实验。毛泽东不顾党内大多数人反对而坚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产物，他始终认为只有造就“一心为公”的无私新人，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邓小平晚年评价毛泽东时曾讲到“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8〕邓小平这里指出了毛泽东建国后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当然不是毛泽东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毛泽东始终认为发展生产力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相比，应该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这其实也可作为他一直以来深受“三不朽”人生价值观的影响的直接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