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文献中，学者们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派观点： 第一派观点认为推普工作与方言保护是矛盾的， 普通话的盛行会导致方言的逐渐灭绝，于是在政协、人大会议上提交了“保卫方言”的提案；第二派观点认为普通话推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消除隔阂。 他们大多从政治、国家层面上考虑， 认为推普工作必须继续进行； 第三派观点认为既应该推广普通话又应该保护方言传统， 综合了前两派的观点。
普通话和方言在语音、 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有差异：普通话简单的四声，在福州话里则变成了八声；简单的“再见”一字，在客家话中，读作“zai ji”. 普通话和方言的差异决定了在推广普通话中所带来的阵痛。 方言的独特语音正在被年轻人所遗忘， 有些方言的文字体系也正在消亡，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减缓推普的工作进度。 中国逐步开放的步伐必然会带来地方文化传统的破坏， 这是不可能避免的， 不能因为要保护方言传统而取消普通话这一标准。 所以现在的关键是怎样尽早保护这些传统， 怎样将即将消失的方言进行记录。
某些方言正处于衰微的态势， 相反某些方言却发展地很好，诸如北京话、粤语、东北话、四川话等等。 这些方言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标志。 方言在这些地区的较好保留， 反映了这些地区的人们对本地方言的认可程度， 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为什么反映了发展水平呢？ 我认为强势的方言必然代表着这个地区文化形态的统一， 文化的统一折射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的“自傲”心理，即对本地区的某方面优势的自豪感， 促使当地的人群主动学习当地方言。 而那些衰微的方言大多使用人群较少， 社会交流的动力不足以促使人们主动学习这门语言。 那么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方言正在消失的地区的人民意识到方言的重要性， 同时认清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方言与普通话没有高低之分， 普通话只是国家规定的标准语言，并没有强制性地推广；而对于方言强势地区， 让他们意识到普通话对于交际的重要性是必要的， 他们往往会排斥普通话， 甚至会出现极端的保护方言的想法。
但是某些方言的衰微仅仅是因为人们不重视吗？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我们注意， 那就是这种濒临灭绝的方言的实用性的确在逐渐减弱，不得不承认，除了极少数人群以传承传统为己任， 主动学习这种方言， 大多数人都没有兴趣或是动力来学习。 普通话在全国的通行使得他们只需要学习普通话就够了。 即便如此， 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反映了人们对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错误认识。 首先方言所代表的地方文化是非常珍贵的，是“接地气”的；普通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抽象化了的， 代表中原文化的一种语言， 远没有方言那么有着强烈的地方性， 那么学习方言也正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个标志啊， 为什么排斥呢？ 其次， 方言与普通话在很多层面上有着相似性， 在 《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讨论-“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中 , 作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山东东营的方言中描述“早晨”用“勤早恳”,乍看没有什么联系，其实“勤”与“恳”指早晨是应该勤勤恳恳干农活的时候，“早”指一天之始，这样在原有的意义上还增添出了 “勤勤恳恳”的义项，反映了当时农民的一种生活样态，这样来学习不是很有意思吗？ 方言中的地方文化说到底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子文化，学习方言了解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社群，传承当地文化，这才是学习方言最有用的地方。
总体来说， 要想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从文献整理这方面来看，首先，应当从搜集出来的文献分出一个类别。
有的文献研究方向是将某个地方的方言作为参照物， 从微观层面探讨当地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 有的文献则是从整体角度来看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有的文献重点在于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 而有的文献则探讨方言怎样影响普通话或者是流行语。 这些都是应该分出类别的。 其次，搜集出来后就应当仔细阅读文献，弄清楚作者对方言与普通话的态度如何，根据这一点进行分类。 再次，要从每个具体的文献中寻找合理的部分， 形成自己的的观点，要重点提取其举的具体例子，这是很珍贵的语料。
从国家层面来看， 国家对方言与普通话的态度可以体现在有代表性的报纸里面，方言既要保护也不能喧宾夺主。
另外国内外的较为著名的学者们的意见， 尤其是进行语言研究或者方言研究的学者们， 基本上对方言保护和传承持着一个比较相似的意见。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汉语拼音之父， 他曾经在广州发生了“保卫粤语”事件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上海、北京以及广州等大城市， 方言的使用率肯定是比小城镇要低得多， 这是由于其国际化水平地提高以及人们进行陌生化交流的需要， 普通话是肯定占据着优势的， 而在大城市里面说方言的人群大多已经是老一辈的当地人了。 但是周有光先生也提出了保护方言也同样重要的观点。 其实大部分学者都是持着这种观点，既要保护方言，但是推普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