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法和词汇中的理据》( Motivation in Gram-mar and the Lexicon) 由 Panther 和 Radden 合编，是荷兰本杰明(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人类认知处理”( Human Cognitive Processing) 系列丛书的第27 卷，于 2011 年出版。该书除导论外共 14 章，从语法和词汇两个角度呈现了当前语言理据研究的最新成果。
2． 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语法的理据”包括 9 篇论文。Langacker 把语言的理据研究定位为语言的完全预测性和极端任意性之间的、可行的中间路线，并基于语言的两大基本功能，即符号功能和互动功能，对英语助动词的语义理据做了深刻分析。
有定小句的符号功能在于用符号表达概念，并建构一个可供协商的命题，其互动功能则对该命题的真实性进行协商。命题由被定位结构和定位系统共同定义。其中，被定位结构包含过程类型和视角系统元素; 定位系统则从现实性和邻近性两个维度对过程相对于概念化主体的位置做出定位。对于概念化主体而言，特定的过程可以是现实的，表现为零情态，也可以是潜在的，用情态动词来体现; 可以是邻近的( 如现在时) ，也可以是非邻近的( 如过去时) 。一些特殊的结构，如完成体、进行体和被动式，由于动词被附加了视角系统元素，不再表示一个过程( 如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都可做定语) ，因而需要加一个意义抽象的助动词才能表示过程。语言的互动系统包括极性对立、信息结构和言外语力，其功能是对命题内容的存在状态进行协商，通过有定小句的存在动词来实现。存在动词主要用来表述关系的存在，可以是实义动词，但主要由 do、have、be 以及情态动词充当。这些词由于与互动功能有关，因而成为互动表达的附着点，如表否定的 not 附于助动词之后和表疑问时将助动词提前。总之，无论从符号功能还是从互动功能看，英语的助动词都有语义上的理据。
Chen 通过与主谓倒置结构的对比，对英语there be 存在结构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两者的共同点是均为“背景先于图形”这一认知模型的语言实现，功能是帮助说话人以已知的背景为依据，找到图形所在; 不同在于主谓倒置结构的背景是可被感知的物理实体，且背景和图形均为焦点成分，而 there be 结构只有图形是焦点，且背景there 指代概念化的场所———大脑。两者在焦点结构和背景所指上的差异是造成它们不同分布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there be 结构是“背景先于图形”这一认知模型的默认实现方式。考虑到“背景先于图形”这一认知模型源自完形感知，可以说感知系统通过认知系统的中介成为 there be存在结构的理据。
Broccias 以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为框架，探讨了以-ly 结尾的、语义上指向参与者的副词的用法。此类副词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方式副词，另一类是致使副词。方式副词除对动作的完成方式进行描述外，还将相关的特性赋予参与者。例如，Fred ate the sausages ravenously 除了有“狼吞虎咽地吃”的意思外，还有“Fred 食欲旺盛”的意味。
致使副词则对施事实施某种行为的动因或动作导致受事产生的结果做出说明。例如，Sally paintedthe house beautifully 中，beautifully 实际上用来描述动作的结果，即“房子变漂亮了”; Sally angrilytore the letter 中，angrily 的真正目的是对 Sally 撕信的原因进行说明。Broccias 认为两类副词的不同用法有着认知上的理据: 致使副词体现了观察者的内部视点，即观察者能够直接获悉感知对象内心世界的某种状态; 方式副词体现的则是外部视点，观察者无法直接获得感知对象的内心状态，只能通过观察到的现象对其心理状态做出推断。
Hayase 立足基于使用的研究范式，考察了垂悬分词结构的认知理据。尽管由于分词主语和主句主语不一致而被传统语法学家认定为不合语法，Entering the monastery、the ticket office is onthe left 之类的垂悬分词结构仍在 BNC 语料库中大量存在。Hayase 认为垂悬分词结构的构式义在于它反映了人类一般的感知体验，即在从事某一活动的同时，注意到其他情景。对其语义的理解涉及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 存在一个虚拟的概念化主体，他在实施某一行为( 由分词表达) 的同时，感知到某一状态或非致使性事件( 由主句表达) ; 分词和主句表达的两起事件是背景/图形的关系，具备语义上的连贯性。由于概念化主体在句中并不显性出现，因此垂悬分词结构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主观化。另外，该结构还有邀请受话人共同参与到相应的感知体验当中的意味，从而体现出交互主观化的功能。
Izutsu ＆ Izutsu 以表示时间 / 空间重叠的连词衍生出对比/让步义为例( 如英语的 while，德语的whrend 以及日语的-nagara、tokoroga) ，向我们展示两种不同的理据如何共同协作，催生语言的演变。已有研究认为，从时间/空间义到对比/让步义的演变是转喻导致的会话推理义被规约化的结果。作者认为，认知理据并不足以导致对比/让步义的产生，因为单凭认知理据并不能回答在众多转喻推理义中，为什么唯独对比/让步义被固定下来，且其他时间/空间词没有类似的语义演化，如英语的 after、before? 通过三个实验，作者发现，对于时间跨度上重合的事件，人们倾向于将其置于同一个观察框架内，使其容易被拿来进行比较或联合，也就更容易导致对比/让步义的约定俗成。
因此，基于认知的转喻推理和基于感知的观察编排是对比/让步义产生的双重理据。
Matlock 考察了英语体标记的认知理据。英语存在完成体和非完成体的对立，前者体现了外部视点，侧重动作的完成性和整体性，后者体现了内部视点，强调事件正在进行当中。这一语义对立也导致了两者在语用推理义上的差异。实验表明，非完成体比完成体蕴涵着更多的单个动作、更多的完成动作以及更长的持续时间，简言之，非完成体意味着“更多动作”。作者认为这一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动作模拟”，即我们在观察或想象动作时，会在心智中对其进行模拟，这一认知操作已得到心理实验学和神经科学的证实。因此，尽管非完成体语义上只是对动作进程某一片段的描述，但由于采取的是内部视角，大脑在对其进行处理时会模拟动作的进程，从而导致“更多动作”这一推理义的产生。
Baicchi 从概念隐喻理论和词汇—构式模型出发，探讨英语致使位移结构的认知理据。词汇—构式模型从分解语义学的角度考察词汇 － 句法接口问题，其核心构件包括词汇模板和构式模板，两者在内、外制约条件的限制下发生整合，使句子的语义得到解读。非位移动词一旦进入致使位移结构，其原本的语义结构会被压制，从而导致论元数目的增加或及物性的改变。这一改变产生的理据是高层次的概念隐喻。例如，He gazed meout of the club 中，gaze 由感知动词变为致使位移动词，其理据便是概念隐喻“感知动作是生效动作”。
Pelyvs 分别以英语和匈牙利语中表义务的must 和 kell 为例，阐述了情态动词的概念结构，并据此解释了同一论元角色的不同语法表现。他认为义务情态的概念结构是动力意象图式的体现，包括构成动力传递链的两部分: 一是非自主的义务施加部分，体现了义务施加者与承受者的博弈; 二是义务承受者的潜在自主动作，该动作是义务施加的结果。动作的执行者既是潜在动作的主动执行者也是义务的被动接受者。这一双重语义角色也决定了他可以带不同的格。英语中，动作的执行者是主格，这是他作为动作的主动执行者使然; 而在匈牙利语中，除主格外，他还可以带与格，这是他作为义务的被动接受者所决定的。与义务情态不同，认识情态的语义结构既不涉及动力的传递，也不包含非自主的动作，因而动作的执行者带非主格的理据已消失，所以标准的匈牙利语中，执行者只能带主格，不能带与格。但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执行者却可以带与格，这对格标记的概念理据构成了挑战。作者从形式竞争、主语控制弱化、概念整合等方面对此做了解释。
Uehara 分析了韩语和日语中敬语使用的社会文化理据。尽管韩语和日语一样，主语指称敬语都有很高的能产性，但非主语指称敬语由于受及物性、宾语的有生性以及动作本身的属性等条件的制约，在韩语中的使用并不广泛，只见于少数几个动词的不规则形式。比较而言，日语中有专门的形态手段来表达对非主语指称对象的尊敬，且有较高的能产性。造成两种语言在非主语指称敬语表达上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即“自我中心观察排列”以及“内/外”对立。自我中心观察排列就是观察者将自身置于舞台上，成为被观察的客体。这造就了日语独特的“自谦”敬语表达方式，即通过贬低自己来达到提升他人的目的，使得日语可以通过贬低主语来间接地褒扬非主语指称对象。这种自谦的敬语表达方式有着广泛的适用性，甚至可以用于不及物动词。“内/外”对立是指说话人从心理上把其他人划归到“己方”和“他方”两个组别。“己方”组不仅包括说话人自己，还包括与说话人关系比较亲近、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这样一来，那些非说话人本身实施的行为，只要说话人认为动作的执行者属于自己一方，他就可以通过自谦的方式表达对非主语指称对象的尊敬。
第二部分“词汇的理据”包括 5 篇论文。
Tribushinina 以度量形容词为例，剖析参照点现象对于语义构建的作用。传统观点认为，tall、large 之类的形容词，其语义是以量具上代表平均值的中间点为参照而得到解读的。作者指出，充当度量形容词参照点的还可以是伴随的界标( 如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参照点) 、刻度零点( 如five feet two inches tall) 以及人类自身( 如 Giraffesare tall) 。不仅如此，非均值参照点还是意义相对的形容词对表现出不对称功能的动因。形容词对的极大量通常用来代表整个度量，极小量则不能。
例如，我们通常用 How tall is he，而不用 How shortis he。这是因为对于某人高度的测算是从零( 即参照点) 开始、向最大值攀升的，tall 标注从刻度表上中间均值到最大值那部分，short 标注刻度表上从均值点到零点那部分。显然，只有 tall 与整个刻度的走向一致，从而用来代表整个度量。
Brdar ＆ Brdar-Szbo 调查了转喻“首都代政府”使用中的社会文化理据。作者采用语料库方法，证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报纸不仅对这一转喻的使用不如英国和德国那么频繁，而且它们本身对这一转喻的使用也呈现出时间上的规律性，即周未版的报纸对这一转喻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工作日版。作者认为，转喻的这一分布特点是由当地文化模式所导致的。在这一文化模式下，周未和工作日构成对立的两个框架。报纸的周未版对于本周发生的世界大事倾向于采取一种疏远的态度，而工作日版报纸的态度则要更为亲近。这两种视角的对立产生的原因是空间距离的远近被映射到时间、社会以及心理层面。例如，克罗地亚报纸对受欢迎的国家( 如德国) 使用“首都代政府”这一转喻的频率要高于对不太受欢迎的国家( 如俄罗斯) 。
Marzo 通过实证的方法考察意大利本族语者对词汇理据关系的判断。他对词汇理据的定义带有浓重的皮尔斯符号学色彩: 如果一个词汇单位的形式和概念都与其他词汇单位有关联的话，它就是有理据的。据此，作者区分了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 前者指单词与其他单词语义上存在认知关联，后者指单词与其他单词形式上有关联。对意大利本族语者的实验发现: 简单词汇被认为具有内部理据，而复杂词汇则既有内部理据又有外部理据; 内部理据主要源自隐喻相似性，外部理据则基于转喻邻近性。作者对于理据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语言学家与实际使用者对于理据的判断可能并不一致，两个被语言学家认为存在理据的词汇，在语言使用者看来并不一定是有理据的。
Umbreit 考察的也是词汇理据的内部关系。
借助本族语者的直觉判断，他发现传统上认为词汇理据是从简单词汇到复杂词汇的单向过程的观点并不正确，并指出所有形式和意义存在关联的所有词汇形成一个多向的理据网络。因此，一个词汇单位可与多个词汇单位互为理据，它们之间的关系或为一词多义、或为派生、或为合成。互为理据的所有词汇单位以词汇家族的形式在心理词库中得到表征，且提取家族中的任一成员都会附带激活其他成员。但对于不同语言使用者而言，两个互为理据的词汇单位之间的关联强度可能不一，与某一词汇单位关联强的基础形式会被使用者优先认定为该词的理据源。
Sanchez-Stockhammer 用实证的方法验证了索绪尔的论断，即“德语的理据性要强于英语”。她将词语的理据性分为 4 个等级，即完全理据、部分理据、无理据但透明以及无理据。通过对 2 500个德语和英国常用词的理据性进行判断，作者证实: 德语的理据性确实要比英语强，但只强一点点。但这并不能归结于英语中大量罗曼语词汇的存在。相反，尽管德语中日耳曼语词汇的理据性要强于英语的日耳曼语词汇，但英语中罗曼语词汇的理据性要强于德语的罗曼语词汇。
3． 简评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语言理据的探讨也渐成热点，仅本杰明公司就有3 本相关的论文集问世，除本书外还有《语言的理据》( Motivation in Language，2003) 和《语言学理据研究》(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2004) 。
本书作为语言理据的最新力作，反映了理据研究的最新趋势和特点: 一是明确了认知在语言理据研究的中枢地位。人类的认知、情感、感知、动作、社会交际、文化以及身体经验都会对语言结构的产生或变异施加影响，但多数情况下均以认知作为中介。二是将普通的、没有受过专门语言学训练的本族语者的语言本能纳入研究视野。相比语言研究者，他们的语感也许更能反映语言理据的实际状况。三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这是对语言研究者语感或语料库数据的有益补充。四是将理据定位于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而不是预测。
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深化语言理据的内涵，并为明确“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理据的”提供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