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小农的微观运行机制研究(4)

　　（二）“社会化体系 +社会性小农”模式。
　　
　　进入 21 世纪以来，“打工潮”导致江汉平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在村农民通过流转外出务工者的土地而扩大耕作面积，农业生产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不足转变。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提高以及“工业反哺农业”持续推进，机械化逐渐得到推广，收割机经历了由农户自购的小型手扶拖拉机到大型旋耕机、收割机的变迁，插秧机也处于逐步推广过程中。机械化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小农经济日益卷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小农生产的村社自主性逐步瓦解。
　　
　　小农与机械化的结合打破了人们对小农经济的习惯性偏见： 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户家庭，因为土地细碎，不具有购置大型农业机械的动力，因而难以实现机械化。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构和改造农业经营主体，但这种思路忽视了小农户与社会化体系对接的现实可能性。社会性小农的能动性构造了“社会化小生产”（ 杨建华，2008） 的小农经济现代图景。
　　
　　在同等生产条件下，农户若自购机械为自己服务，因为涉及到田块的变换，且面临着“过田”的可能，确实存在农田细碎导致的效率损失。但若依托机械化服务体系，则农户因自购机械和自我服务而产生的困难就不存在了。调研也发现，农户即使购买农业机械，除自用外，也主要用于在本村即周边提供有偿服务，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少有农户的农田面积能够达到机器的负载面积（ 即机器的充分有效利用） ,而即使达到了较大规模的承包面积，但农地分散的负面效应也会随着面积增加而进一步强化，遏制了承包大户购买农机自用的激励强度。
　　
　　按照市场的逻辑，机械服务提供者追求的是利润，利润只有通过规模效益才可以实现。因此，机械化只能以“面”的形式对接小农。面对一家一户农户零碎分割的现实，农户唯有联合一致，才能凑出成片的土地吸引机器前来，也唯有在农作时间上的高度协调，才能使尽可能多的农户纳入到机械化服务之中： “在路边的，你搞早一点，还可以，但里面的，晚点都好些。种的时候和收割的时间，事先我都会问好，包括品种、育秧时间，以及成熟期。不然就要等来等去，遇到变天，还对产量有影响。”“现在，一切都要快。以前都慢。现在，慢了就不行了。人家搞完了，你走都走不成了。……你一块田落在后面了，人家都收割完了，收割机不会为了你一家专门跑过来。”
　　
　　当然，如果靠内的田作物较早程度而不愿等待，也可以请收割机从外面的田割出一条路，事后农户之间再协调补偿事宜，这就产生了较高的协商成本和一定的经济损失。此外，一些小块田地较多的农户，只有依傍邻近农户的大田，才能在收割的时候“搭售”出去： “小田就只能和别人的大田一起请。我以前最大的一块才 8 分，请收割机的时候，我说这块大田是我们的，但你先把我旁边的小田收割了……怕割了大田，不给我割小田了。”
　　
　　面对社会化服务体系，社会性小农主要通过外向协作与之对接，内向互助随着农村生产要素的变化而逐渐丧失自主性，并服务于外向协作的需要。比较典型的是当前农村日益普遍的“联户”耕种模式。例如，金村一个村民小组，目前在村种田的只有 8 户人，共 150 亩田。农民之间通过合伙的方式，一共购置有 4 台小型插秧机和 5 台 12 匹拖拉机。这个湾子的 150 亩的土地均通过联户的方式进行，即 2 户或者 3 户一起搞。该村民组的组长讲到： “年轻人不在家，老人一起来搞。外面的收割机过来了，都是一片一片地收过去。一户收割，其他相邻农户则开着拖拉机前去帮忙。5 亩田烧一餐伙。欢乐得很，不觉得吃亏，又好玩。”
　　
　　上述案例比较典型地呈现了社会化服务体系下社会性小农的微妙变化。田块相近的农户出于机械化收割需要形成紧密协作，并且通过收割这一环节而传递到农作过程的其他环节。同时，机械化也改变和重构了内向互助的形态。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小农生产关系还体现了一定的村社自主性，那么第二阶段的小农生产关系则体现了社会化体系的主导性，社会性小农服务于对接社会化生产体系的需要。“田友”因而成为农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 “过田，要先打招呼！ 关系不好的，走空田，也要和别人说！ 关系好的，走空田，就不用说。去年，一户人家不让别人走，闹纠纷，指甲都打断了。”在农民的日常人情交往中，“田友”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关系类型。
　　
　　总而言之，社会性小农实际上构成了“社会化小农”的微观基础。如果离开了小农生产之间的社会性协作，小农生产的社会化状态将失去存在的有效基础。
　　
　　五、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税费改革进一步弱化了集体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小农经济进一步陷入“单干”状态。在唱衰小农经济的话语中，这种“单干”状态无疑是低效的。但调研发现，江汉平原的小农经济并未随着集体退出而陷入解体和停滞，反而通过适时地顺应社会化服务体系而持续发展，并达到了较高的机械化水平。
　　
　　从小农生产的制度体系来看，村社生产体系的弱化并没有导致小农经济的停滞不前。村集体从农业生产服务中退出固然也为农业生产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农田水利困境导致农民灌溉难度和成本增加。但如果着眼于宏观层面小农经济本身的演化就会发现，即便是面临村社体系弱化带来的一系列困扰和问题，小农经济的体系也日益融入开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自身的调试，逐渐走向“社会化小生产”.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较好地解决了小农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接的难题（ 王建华等，2012） ,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小农经济逐渐迈向现代化。小农经济内部逐渐发生的这种适应性变迁过程，笔者称之为小农经济的发展。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表现为农业的资本化过程。根据视角不同，“资本化”有两种定义：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角度对资本化进行定义，即“资本对劳动比率的上升”（ 萨缪尔森保罗等，1991） ; 政治经济学则从生产关系角度进行定义，“资本化”表现为小农与土地分离和农业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转型（ 亨利·伯恩斯坦，2011） .目前，政府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尝试，实际上侧重于再造农业生产关系。黄宗智等（ 2012） 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定义资本化，并且发现，在过去 20年，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 即单位土地资本投入不断增加，而农业雇佣关系并未普遍形成） ,并将此过程称之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并不具有必然性。沙洋县的小农经济发展经验也说明了这个过程： 以机械化为核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小农家庭结合，超越了村社体系之下的小农经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