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层面来看，我国的新媒体管理的投入是比较大的，政府、企业、公众都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其关键因素是沟通不畅，未能达成共识，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法的时候重新吸收公众和企业的意见，而不仅仅是从政府角度与立场出发。
从政策的充分性方面来看，我国的新媒体政策在公共安全、社会教化等领域提供的规制是充足的，在个人信息保护、垃圾信息等领域的规制却不足。我们需要对过度规制的领域放松管制，如涉及公民私人行为层面的干预不必太多。对于规制不足的领域需要加以补充，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
从政策的公平性来看，新媒体政策的出台涉及众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其中最关键的是需要协调国家、市场、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2015年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互联网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许多网页内容下端也设置了举报按钮，但这种举报需要区分真实或是恶意举报，需要有更透明的处理机制。对于公众来说，还有用户与非用户、强势社会阶层与弱势社会阶层的分别，我们需要考虑周全。
从政策的回应性来看，这些规制措施能否满足广大用户和非用户的需求、偏好与价值，能否促进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国的新媒体政策常常是一种家长式的管理，缺乏民意调查的程序，因此常常受到舆论的非议。
最后是政策的适当性，我国的新媒体政策最后达到的目标是否真正有价值，这跟我们的具体国情有非常大的关系。新千年以来，我国始终处于“维稳社会”的状态中，但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是否还有更高的追求？在2015年的两会上有人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将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寄希望于互联网。因此我国的新媒体政策的目标应促进创新，形成国民认同。
本文中，新媒体政策的主要评估标准为社会责任。政府和企业提供规制政策都是肩负起相应社会责任的表现。用户和其他公众也要自觉践行互联网伦理道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政府、企业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制定传媒政策，其社会责任则会大打折扣。
在当下我国的新媒体管理体系中，强调的主要是企业和用户的社会责任，对它们权利的保护却不够，这就造成了国家权力与企业、用户权利的冲突。这也导致我国的新媒体管理政策还存在很多争议，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包括：
言论自由的管控尺度。在新媒体环境下，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说，尚需有明确界定。目前中央正研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统一管理，也须吸纳民意，让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
市场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冲突。市场具有逐利性，如版权与受众的冲突。版权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保护版权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创造者和版权拥有方的利益。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受众要付出较大的代价才能消费文化产品，也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因此须平衡多方利益。
在下一步的新媒体政策制定中，我国的新媒体规制在立足于长期、持续、透明的原则基础上，保护权利应多于限制权利，使得用户成为媒介规制的受益者。法律未明确限制的就应允许，这才能使得市场的活力得到释放，用户的权益也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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