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人化自然观到科学人化自然观的转变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因其与人类现实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密相关一直被诸多学者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却缺乏对马克思人化自然观进行理论分期和性质的清晰界定，并将 1845 年前与 1845 后的人化自然观混为一谈或泛泛而谈，忽略甚至否定了两者的差异尤其是两者不同的理论根基。如有论者认为“马克思在创立‘实践的人化自然观’时，始终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自然”［1］( P54)，亦或把诸如“只有现实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 P28)等与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术语纠缠在一起的马克思尚未成熟的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当作圭臬。这就导致在论证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本身或者当代生态危机等问题时望文生义、言不及义甚至漏洞百出。因此，很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中，去探寻和审视其“哲学”人化自然观到科学人化自然观的转变，以推动当代生态危机、自然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问题研究，促使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更好地对接和指导现实。

　　一 “从前的哲学信仰”时期马克思的“哲学”人化自然观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1845 年春他与恩格斯俩人“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3］( P34)。由此可见，马克思自我意识到，在 1845 年前他和恩格斯二人曾有一个“哲学”信仰时期，为此，他们才写了“两厚册八开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批判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以“弄清问题”［3］( P34)。从马克思 1845 年春以前持有的哲学观点及其批判来看，在这一特殊时期，首先他对“哲学”持肯定态度。

　　1837 年，他给他父亲写信时就说自己同“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4］( P16)。与此相关联，马克思认为: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5］( P121)到了 1843 年，马克思尽管已经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但他并没有同时批判“哲学”本身，反而明确提出如下着名观点: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6］( P15)。其次，马克思肯定的“哲学”不过只是抽象的思辨或“意识的空话”［6］( P73)。在清算和批判“从前的哲学信仰”［3］( P34)时，马克思明确指出: “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6］( P73)这里的“意识的空话”和“思辨”等指的就是“哲学”。再次，马克思解释思想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哲学”原则。在阐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6］( P57)和批判自己从前信仰的“哲学”时，马克思明确指出: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6］( P73 －74)所以，此时马克思实际上是表示“哲学”不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去抽象，而是“离开了现实的历史”［6］( P74)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解释对象。马克思的“哲学”人化自然观，是指在“从前的哲学信仰”［3］( P34)时期他对人化自然的自我意识。

　　其一，在这个发展阶段，作为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注意到了“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7］( P205)。与此相关，马克思指出: “一切自然界必须形成”［7］( P211)，也即自然界也被马克思“看作一个过程”，它不是既成的，而是生成的。这就突破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只是把“感性世界”看作“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6］( P76)的缺点。当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尽管揭示了自然界的生成性，但在这种辩证法的视阈中，自然界却“是自我异化的精神”［8］( P21)，是由人的精神活动生成的。与此相对立，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抽象的自然观，认为这种纯思维运动中的自然只能是“无”。因此，自然界不是纯思维运动的产物，而是“通过工业……形成的”［7］( P193)。其二，在“从前的哲学信仰”时期，马克思虽然提出了自然人化的思想，其自然观出现了部分质变，但他那时还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旧哲学，其自然观还没有出现完全、根本性的质变，他主要还是从费尔巴哈抽象的“哲学”原则出发来阐发他的人化自然观。

　　第一，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抽象的“哲学”人本主义原则出发得出了其人化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疏离与分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中，马克思指出: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7］( P191)在此，马克思是用指示代词“它”来指代“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从语义上看，“它”是一个单称指示代词，仅仅指代“这一个”。因此，马克思此处提到的“人的感觉”就是“感觉的人性”，而“感觉的人性”也就是“人的感觉”，即二者是同一的。由于“感觉的人性”意指感觉这种精神活动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因而在此马克思断定精神性的“人的感觉”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认为实践活动追求“功用主义、效用，乃是犹太教之至高原则”［9］( P145)，并明确指出: “……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而使实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9］( P144 －145)可见，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实践活动并不是什么高尚的活动。它追求“功用主义、效用”，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卑污的犹太人的”［6］( P54)牟利活动。所以，费尔巴哈鄙视实践活动。而对于人，费尔巴哈则认为“他”是“美丽的、碧绿的牧场”［10］( P115)，是“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10］( P184)。为此，费尔巴哈没有把“卑污的”实践活动当作他一再褒扬的人的本质活动，而是“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6］( P54)。

　　由此可知，马克思把理论活动“人的感觉”“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6］( P54)，这正是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观点。而从“哲学”人本主义认为理论活动“是真正人的活动”这种原则出发，当马克思提出“人的感觉”这种精神性活动“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7］( P191)时，一方面可以肯定《手稿》语境中的马克思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只能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唯心主义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它是所有的一切的源泉，而它自己却没有源泉，它不是被产生的。这样，马克思必然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产生的，从而表明在他的视阈中，人化自然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物质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由于“真正人的活动”仅仅只是理论活动或精神，因而人化自然尽管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7］( P193)，但是以一种物质“在场”的它还是与“真正人的活动”的历史是疏离的。“真正人的活动”的历史是精神活动史，而人化自然的“历史”却是物质活动史。这即意味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与其历史观的分裂与对立。

　　第二，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抽象的“哲学”人本主义原则出发论证了人化自然的异化及其克服。关于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断定其“只能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6］( P56)，而人的存在能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这就是人的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正是按照这种逻辑阐发了人化自然的异化。

　　他指出: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7］( P162)因此，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有生命活动，人能生产，实际上“动物也生产”，而在于人有意识。不过，“有意识”也“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因为真正人的活动还是“自由的活动”［7］( P162)。可见，只有自由的意识( 或精神) 才是人区别于他者的基本特质，即人的本质或“类特性”［7］( P162)。人的生命活动，诸如生产劳动，如果是“自由的有意识的”［7］( P162)，那它就是具有“类特性”的活动，也才是专属于人的活动。当这种活动不再是“自由的”或“有意识的”，或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有意识的”，那它对人来说就成了“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7］( P160)。由于人化自然是“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7］( P193)，因此它就是劳动产品，也“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而“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7］( P157)，所以，作为“劳动的对象化”的人化自然不是“自由的活动”，而是奴役人的东西，它的现实存在已经与人的“类特性”相分离，或失去了人的“类特性”———“自由的有意识”的特性，因而相对工人来说也就成了一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7］( P160)，而这就是人化自然的异化。

　　由于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因此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才能“真正解决”［7］( P185)，先前异化的“物化的劳动”———人化自然才能实现“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具有“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特性”，从而真正消除异化或非人化。

　　然而，因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 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11］( P926 －927)。所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永无止境的无限发展过程。

　　这说明了“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7］( P185)，即完全实现了人自由自觉的本性，或达到了人自由自觉的本性完全复归的《手稿》语境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还只是“应有”而不是“现有”的社会。为此，此时马克思设想的人化自然在这种尚是“应有”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人性复归”，真正消除异化也就只是一种理想。

　　二 “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马克思的科学人化自然观

　　1845 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 P57)在这里，马克思开始批判“哲学家”，把自己不是作为新“哲学家”而是作为非“哲学家”和“哲学家”相对立。可见，1845 年以后，马克思已经自觉离开了“哲学的基地”。当“思辨终止”，马克思这种“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6］( P73)了。从此，他彻底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进入了“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12］( P15)。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开始采取科学立场，这种立场绝不意味着进入科学主义，达致科学霸权，“用科学准则衡度每件事，然后宣布其他形式无意义”［13］( P184)，而是强调马克思“真正的实证科学”相对于作为非科学“在场”的旧哲学的科学性。

　　具体说来，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肯定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6］( P58)，即它认为“感性世界”在人的活动中不断生成发展，辩证运动。其次，马克思同时又批判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6］( P58)“能动的方面”。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3］( P112)，所以在黑格尔看来，生成现实世界的只是人的精神活动，其中的辩证发展不过是精神运动的环节。最后，马克思认为要消解唯心主义的抽象性，“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3］( P112)，为此应当走进“新唯物主义”，把从“天国”出发彻底“倒过来”转而“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 P92)。

　　正是由于把黑格尔抽象的辩证法彻底“倒过来”，马克思开始真正“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其人化自然观也迅速跃迁到了科学人化自然观。

　　其一，他遵循“倒过来”的辩证法，“从物质实践出发”，不是形而上学否定而是辩证否定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人化自然观，保留了其中阐述的自然界是“通过工业”或实践形成的合理思想。毋庸置疑，“从前的哲学信仰”时期的“哲学”人化自然观有一定的局限，但它除了糟粕，也有精华。马克思“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关于人化自然的自我意识正是“保存”了这些精华并以此为“阶梯”跃迁到了科学人化自然观。关于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篇就批判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6］( P54)这意味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的感性世界仅仅只是自然存在或者自然感性，是既成的、先在的东西。马克思既然断定这一点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也就表明他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相区别，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先在的、既成的，而是生成的。另外，从马克思批判时使用的“只是”一词来看，他并没有否定“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6］( P54)坚持的唯物主义也即现实世界不是抽象的对象，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因此，在马克思的视阈中，人现实生活的世界决不是由人的精神活动生成的，因为从“无”不能生出“有”，它只能是一个人通过自己能动的物质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是一个被人改造过的人化的自然。

　　其二，通过彻底地把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倒过来”，马克思“从物质实践出发”，批判克服了旧哲学的缺点。第一，阐发了其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相互融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 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6］( P78)确实，只要进入社会历史领域，费尔巴哈就先验地假设人有抽象的“类本质”，极力张扬人道主义历史观，这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其运动史一样都“是倒立着的”，因此“必须把它倒过来”［3］( P112)。而通过把“倒立着的”东西再“倒过来”，马克思不再从抽象的思辨出发，用先验的原则去生搬硬套现实，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指出: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 P67)这表明尽管人和动物的区别点非常多，例如人有意识，信仰宗教，动物没有意识，更谈不上信仰宗教，因此，可以根据意识和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是，马克思还是看到了意识等本身却是需要由人的劳动、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明的东西，它们“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 P81)，所以，马克思并不赞成有意识与宗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而仅仅“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6］( P67)并没有把人和动物真正区别开来。只有“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的生产劳动才真正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 P67)。人的生产劳动是人的实践活动，说生产劳动把人自己和动物真正区别开来，就是说是实践把人自己和动物真正区别开来。这表明实践是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质也即人的本质。

　　同时，关于人自己生成的人化的自然界，因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是其“主要缺点”，所以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相对立，马克思认为应该把人化 的 自 然“当 作 感 性 的 人 的 活 动，当 作 实践”［6］( P54)，也即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这样，由于实践是人的本质，因此当马克思肯定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时，人化自然也就是人的本质。因而作为“感性世界”，人化自然并不在人自身之外，它就是人自身的本质性存在。

　　可见，在“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一方面表达的就是他对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看法，就是自然观; 另一方面也是阐发他关于人自身的意见也即历史观。换言之，此时马克思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已经相互融合在一起。

　　第二，马克思也考察了人化自然的异化及其克服。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异化观，尽管“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6］( P64)，也用了一些世俗化的范畴如“类本质”“人”等，但它“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6］( P62)，本质上都是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变种。为此在科学人化自然观中马克思把它“倒过来”，开始“从物质实践出发”，从历史考察中去抽象“一般运动形式”来论述人化自然的异化。他指出: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 P85)因此，在强制性分工存在的条件下，受这种分工制约的以人的实践活动“在场”的人化自然对人来说也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6］( P86)。

　　为此，人化自然的这种异化与“哲学”人本主义视阈中的“类特性”无关。首先，它只是人们物质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表征着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一种存在方式。在这种特定的存在方式中，它就表现着人的特定本质，因而现实中的人并不是非人，而只是呈现特定本质的特定的人。其次，人化自然异化的客观根源不仅在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6］( P85)，而且在于“自然形成的”分工，在于私有制，因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 P84)。再次，由于分工或私有制是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与进步的一定水平相联系，因此，人化自然的异化不是永恒的现象，它“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6］( P86)就会消灭，即“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6］( P86)。因此，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不必再为争取必需品而争斗的人们之间就会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因而“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 P86)。这样，私有制就会被扬弃，进而人化自然也因为强制性分工的消亡而转变为人们能够充分驾驭的力量，即克服自己的异化状态。

　　三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历史性及其价值选择

　　当代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思想历史性的理解。对于这一问题，虽然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框架的影响在我国较长一段时间都受到了遮蔽，但随着 20 世纪“反思哲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自觉认识到“马克思并不是从马克思生下来就具有其规定性的，也不是马克思在其后来思想发展进程的任何时期都具有其规定性的，他只是在自己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获得我们称之为‘马克思’的规定性的”［14］( P36 －37)。然而，当下即使众多论者都在坚持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关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却并没有受到是否具有历史性的追问。为此，只要论及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诸多学人都认为它作为“一整块钢”整个都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在 1845 年以前，马克思尽管已经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其自然观出现了部分质变，因而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提供了坚实前提和理论基础。不过，由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离开“哲学的基地”，他解释东西的出发点还是抽象的“哲学”原则，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的人化自然观还只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7］( P805)，还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6］( P54)关于自然的阐发，也即这种人化自然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只是到了“真正的实证科学”［6］( P73)时期，马克思通过继承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真正“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6］( P92)的东西，其人化自然观才彻底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6］( P54)的自然观划清界限，从而在完全的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视阈。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其实也并没有疏离历史性，相反，它在人化自然观的概貌下内在包含着由“从前的哲学信仰”时期的“哲学”人化自然观到“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的科学人化自然观的历史性跃迁。这种新旧思想相互缠绕的人化自然观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的对立状态，说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并不是“一整块钢”整个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仅仅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才是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当今时代，人类面临极为严峻的生态危机。为此，不忘记马克思，让马克思的自然观走进当代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共同关注。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人学逻辑出发极力张扬《手稿》语境中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自我意识。他们一边断定实践是人的本质; 另一边关于实践，诸如“卢卡奇认为，意识就是一种‘实践’”［15］( P46)，这实际上人为地阉割掉了马克思在“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的科学人化自然观对人们的指导。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则在思想史的视阈之外把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当作一个不存在飞跃或间断性的连续性整体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学理依据，因而也经常不自觉地出现思想混乱，甚至越界倒退回到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因此，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态度是，只有“真正的实证科学”时期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才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参考文献:

　　［1］解保军． 试析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的误区［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 6) ．

　　［2］邓喜道，文九． 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当代价值［J］． 学术研究，2009( 11)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