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分析弗洛姆“人性异化论”与马克思“劳动异化论”

　　作为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以其关于异化的独到见解确立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重要地位。弗洛姆在异化研究领域的创见在于他既沿循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和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试图在批判和继承弗洛伊德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人性异化理论。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弗洛姆“人性异化论”与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揭示二者在关于异化的本质、异化的根源以及如何消除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及相互关系，以便于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律、本质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

　　一、是反制还是体验：异化的核心本质之异
　　
　　异化，在其原初的意义上是指主体在创造出自己的对象后反而为其所驱使和支配这一状况。黑格尔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概念。在他那里，“异化”即“外化”,主要是指主体（即“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本质的外化而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客体对象”），并且这个“客体对象”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外在的力量来反对主体自身的。

　　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主体绝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精神”,而是现实地创造着历史并改造着自然的人；人之所以能成为主体，在于其所具有的区别于客体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劳动。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人之本质活动的劳动却变成一种异己的、不依赖于他并外在于他的东西，并成为与他相对立且对其予以反制的一种外在力量。对于这一变化，马克思谓之为异化，也即劳动异化。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对异化问题做了集中探讨，并将劳动异化归并为四种具体表现形式。其一，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在异化的情况下，变成与劳动者相异且“……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力量……”;其二，劳动者同他的生产活动本身相异化。生产活动在异化的情况下，成了外在于劳动者的、被迫的活动，人借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 使 自 己 的 肉 体 受 折 磨、精 神 遭 摧残……”;其三，劳动者同自己的类生活（即类的本质）相异化。劳动本身作为人类的基本机能本应是人的类本质的具体体现，而在异化的情况下，它却变成了对自己类本质的否定；其四，劳动者同像自己一样作为劳动者的他人相异化。劳动者在劳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应是人借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条件，而在异化的情况下，却变成了压制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力量。

　　弗洛姆的异化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的，他认同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主体与其所创造的客体之间相对立的异化概念。然而，他更倾向于他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因为在他那里，作为基础概念的人之本性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作为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而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作为人之“质的规定性”的“潜在的样子”.他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正常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是与其真实需要密切相关的，同时人的真实需要与作为人的本性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这种体验方式是不符合人之本性的体验方式的，它使“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人，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由此不难看出，弗洛姆所谓的异化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异化，而是弗洛伊德意义上作为精神的和心理的过程的“体验”,一种“对所造之物和环境的屈从”之心理体验。

　　弗洛姆赞赏马克思对社会生产领域中异化的论述，认为在其中“人不能真正地控制他所制造的这一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恰恰相反，这一人所创造的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者”.但他并不满于马克思将异化仅限于劳动异化。在他看来，除了劳动异化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具有新的内容和特征的异化现象，如在消费领域，本来是作为自主的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消费，却为广告、舆论所劫持，将人变成“物品的奴仆”以及纯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被动的目的；在政治领域，本应由全体公民来决策的关乎人民未来的公共事务则为少数精英所把持，使个人存在与社会存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脱离，从而衍生出让个人不得不屈服却又加以崇拜的异己的权力，即国家；在精神领域，人性的异化表现在宗教、理性和伦理诸方面，被异化后的人的思维特征就表现出理智虽然发达而理性却已退化；而在社会关系领域，由于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产生出国家这一异己的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一种表面的友好，背后却是疏远、冷漠和许多难以察觉的不信任”
.不可否认，弗洛姆在论及异化时将马克思所强调经济因素与弗洛伊德所注重的精神与心理因素相融合，自有其深刻与合理之处，但他以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无意识等理论来改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却是倒置了本末，由于将人的本性错误地界定为一种心理体验而彻底背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是分工还是两歧：异化产生根源之争
　　
　　马克思不仅对异化的本质做过深入探讨，还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最初的研究中，马克思将异化产生的根源归结于私有制。在他看来，在私有制度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是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及其所生产的商品都更易于反制劳动者。毋庸赘言，私有制是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未能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鉴于此，在后续研究中，马克思将异化根源的探究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经济层面，并一般地将其归于生产力不发达状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类本质力量未能发展。在其最后成熟的论述中，马克思又将异化产生的根源直接归因于劳动的固定化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阐明了固定化分工引发异化的机理。其一，当固定化分工产生后，任何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单凭自身劳动都不能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从而使“……人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由此必然导致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异化；其二，在固定化分工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生产活动不再是其本真意义上满足劳动者自身需要的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因而是属于并受制于他人的生产，这势必会发生劳动者同他的生产活动本身相异化；其三，在固定化分工的情况下，劳动者及其生产活动势必被限制在一定的、强加于他的特殊范围内，从而导致活动既不能自由也不会自觉，从而使得作为人之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发生异化；其四，固定化分工并不是针对个别人的，而是全社会普遍的制度与现象，这必然导致人们相互之间构成限制与阻碍，从而使人与人相异化。至此不难看出，因劳动分工而造成的固定化活动，其本身就是异化。

　　弗洛姆赞同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导致异化的社会根源的观点，他尤其强调滋生异化的温床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机器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机器生产充当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在某些方面甚至取代了人类，并越来越支配着人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是机器运转中的零部件，人的劳动已很难具有创造性，而是日趋机械化、呆板化。就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雇佣劳动造就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本来应该是有劳动能力、活生生的劳动者，非但不能以自身为目的，反倒成为他人或者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成为以非人的状态而存在的那些冷冰冰的机器的工具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研判，弗洛姆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条件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同时也对其精神健康的破坏负有责任”.

　　然而，在弗洛姆看来，制度因素并不是导致异化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弗洛姆认为，导致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层面，是由于个人的存在与其本质的分裂。在他看来，“异化概念植根于存在和本质的区别之上，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人的存在和他的本质的疏远，人在事实上不是他潜在地是的那个样子，或者，换句话，人不是他应当成为的那个样子，而 他 应 当 成 为 他 可 能 成 为 的 那 个 样子”.不难看出，他是从人性的视角将异化看作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的现实存在不能实现其本质。弗洛姆把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分裂状态称作“生存的两歧”.而“生存的两歧”就是指人恒常地面临生与死的深刻矛盾：一方面，随着自身力量感与独立性的日益加大，人会渴望获得更多的自由；而另一方面，由于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因而人又会感到日趋孤独。

　　可见，尽管弗洛姆不否认异化的政治经济根源，但他却将其终极根源归于表现为“生存的两歧”的人的存在与本质的分裂。他这里的“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经济的、社会的现实存在，“本质”也远非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因而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

　　三、是革命还是改革：异化消除方式之辩
　　
　　正如马克思所一贯坚持的：重要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研究异化本质与根源的目的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如何消除异化。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私有制以及固定化分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对这些因素予以消解。其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的生产活动不仅作为谋生手段，而且更成为自我发展的活动；不仅能为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物质基础，还能够为扬弃异化提供足够的闲暇时间。其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丰富，并不必然改变物质财富的异化状况。要消除劳动产品异化，还必须改变其所由产生的私有制度，这就是要求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将全体无产阶级动员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起人能够在其中正常进行自由自觉活动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为扬弃异化提供制度保障。其三，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消除异化，其终极原因在于社会分工的去固定化。随着生产力的日渐发达以及私有制的废除，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人们的普遍交往关系，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关系基础。这样，“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简言之，异化最终得以彻底消除。

　　与马克思专注于从社会层面来消除异化不同，弗洛姆强调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上来消除异化。在个体层面上，他主张人必须与世界建立一种能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以期提高并提升人的能力与情感。就能力而言，就是力求运用理性来确当地把握世界，并以艺术和工艺等创造性工作来创造自己的世界；就情感而言，就是要在保持自身完整与独立的前提下，以爱同他人、与自然相结合，最终使工作者和他的对象融为一体，使人将自身和世界结为一体，由此消解人之生存与本质的分裂状态，进而实现异化的消除。

　　同时，弗洛姆也强调异化对特定社会结构的依赖性。在他看来：“一个人是否精神健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因而，尽管他认为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事，但他仍力主通过社会改造来消除异化。为了消除异化，他主张建设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另一个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是中心，而所有的政治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为了实现这种社会，他提出了一整套实践方案。在经济上，实行人本主义公有制，以使每个人得以在适于人性的工作环境中自由而负责地行事。在政治上，力求使民主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增强全体公民政治热情，提高它们的政治参与度。在文化方面，着力实现教育目的从为社会机器制造零部件转向发展受教育者---尤指学生---的人性的转变；恢复集体艺术和仪式，培养创造性倾向；消除偶像（即异化）崇拜。然而，尽管弗洛姆主张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对西方工业社会进行全方位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激进革命。在其看来，“暴力革命决不会带来什么变化，变化必须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同时发生的，局限于一个领域的变化，只会导致一切变革的失败”.因而，在社会层面上，他主张通过全面而渐进的社会改革来消除异化。

　　至此不难看出，在消除异化的途径上，马克思和弗洛姆在本质上是对立的。马克思主张通过真正的革命来消灭私有制与固定化分工，以根本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境遇。弗洛姆却提倡通过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以及健全人的理智、唤醒人们爱的良知、进行心灵的救赎的方式来消除异化，这带有相当程度的不彻底性，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四、劳动异化与人性异化：异化研究的不同角度
　　
　　马克思与弗洛姆之所以在异化的本质、根源和消除途径上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和主张，主要是由于他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主张所根由的背景的不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主要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理论反思，“劳动异化”认为异化的本质在于客体对主体的反制，其目的在于揭示自由竞争阶段工人阶级异化状况，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关注的是人的矛盾本性的现实体现。而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理论反思，其所说的异化更多的是人的心理体验和感受，这种异化论所揭示的是生活在富裕的工业社会中包括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在异化状态下的一种主观感受，强调的是人的矛盾本性带给人的心理影响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总而言之，他们的异化理论是基于所生活的不同历史背景，并从各自不同的理论视域加以阐发的，也正是这样，才为我们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从过去到现在）的内在发展规律、本质及其不同时期的人的生存境遇提供了互为补充的理论角度。

　　需要明确的是，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二者既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也是根本对立的。虽然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的新情况，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才科学地解释了在私有制条件下，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异化是一种物质的社会的对抗状态，也正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才正确地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消除异化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为我们揭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面纱，对正确认识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树立社会主义伟大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均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关于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我们也不能漠视其价值所在。弗洛姆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基础上，试图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将异化问题延伸到心理层面，试图提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的“人性异化论”.这种理论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其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存在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而且还存在着普遍的心理危机，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与认清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现实，也会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化”的认识，并在理论上拓宽了当前异化问题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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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美]埃利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M]. 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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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埃利希·弗洛姆。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A].涂纪亮译。 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