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干群关系不和谐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走群众路线、服务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党的干部承担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使命。科学、长效的干群关系工作机制， 可以充分发挥干部“以上率下、以知促行、以行促知”作用， 实现为民行权、为民谋利的执政理念诉求。鉴于新时代干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研究机制内生与外显的规定性、全局性、稳定性、根本性等属性， 建立新时代密切干群关系的长效机制， 可以更好地促进和谐干群关系， 可以提高党的群众工作实效性， 从而彰显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初心与定力。
　　
　　关键词：干群关系； 群众路线； 党的十九大；
　　
　　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自2013年6月起， 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 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但在党情、国情、世情出现巨大变化的新时代， 影响干群关系不和谐的因素仍然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 一旦脱离群众， 就会失去生命力。”[1]66构建与健全密切干群关系的长效机制， 是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为民服务的重要命题， 因为机制具有“务实管用， 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配套衔接， 彼此呼应， 增强整体功能”[2]18等特征， 可以增强党的群众路线的执行力。
　　
　　一、构建密切干群关系长效机制的现实意蕴
　　
　　构建密切干群关系的长效机制， 是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大课题。自我们党执政以来， 为避免出现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 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群众路线思想教育， 坚决铲除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可能面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深层隐患。但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 干群关系方面渐显了诸多有违群众权益、意愿的突出问题， 固化原有和谐干群关系的元素在某些方面也渐次消解。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党面临脱离群众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 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经验， 更加重视制度治党， 创新群众路线工作长效机制， 使制度、机制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构建密切干群关系的长效机制是落实群众工作的有效途径。不可否认， 现在有一部分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官本位思想严重， 不愿或不屑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 不重视干群关系。有些干部虽然比较热心开展群众工作， 但欠缺相应的知识与能力， 不知如何密切干群关系， 甚至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解决好诸如此类的问题， 必须以完善、长效的机制做保证。一方面， 机制以有序性、规范性、权责性为本质内涵， 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去做、如何做好， 让干部开展群众工作时能够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另一方面， 机制内含强制性、义务性特点， 对行为主体会产生特定的约束力， 这就意味着干部开展群众工作时必须照章办事， 否则， 就会承担不利的行政后果。机制是制度的重要显现， 习近平强调“突出制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2]18.借助长效、科学的机制与制度设计， 群众工作才能更好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密切干群关系的长效机制也是做精、做实群众工作的科学策略。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之源， 党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 从“人民万岁”“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 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无不道出党同人民群众的深切情感与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新时代， 做好群众工作兹事体大， 难度也高， 主要途径是以机制为抓手， “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令不止的各种行为， 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 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3]379.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集中整治、反腐倡廉、思想政治教育等， 可以在短期内显现良好效果， 长远效应也不可否认， 但只要一松懈就容易出现反弹。而机制的制度性、长期性与稳定性， 不会因为干部的变迁而发生改变， 可以保证做精、做实群众工作。
　　
　　二、当前干群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干群之间在思想意识、利益诉求等方面矛盾交织， 增加了干群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当前干群关系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密切干群关系体制陈旧， 缺乏先进的群众服务功能。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造成了国家对城市与农村投入失衡的惯性， 加之各级政府财权小而事权大， 导致基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工作难以有效施展。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府及时更新先进的管理理念之间也存在失衡与脱节， 政府在充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相对滞后， 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就公共投入的顺序而言， 首先要提供大部分社会成员需要的公共产品， 而后投入高端的、少数人应用的公共产品。面对密切干群关系这个重大问题， 要从低到高满足公共需求， 但囿于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 政府面向基层的公共投入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基层群众生存条件仍需大力改善。如优质公共医疗资源、教育资源、文化消费资源、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分配、布局， 在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不合理现象还广泛存在， 若不及时有效转变此类境况， 就会降低干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进而弱化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效能。
　　
　　第二， 一些密切干群关系的政策法规和监督机制没有与时俱进。一方面， 部分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民生政策法规没有及时修正， 造成干群关系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一时难以处理或根本无法处理。具体表现在：旧有的政策不完全吻合现实情况， 难以有效处理干群之间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这在老旧居民区拆迁工作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现有法规没有完全清晰界定关乎基层群众、弱势群体实体权益及程序保障， 如社会保障法没有针对农民工权益制定条例， 造成农民工正当权益受损时难以找到具体的法律保护机制；选人用人制度在操作时人为因素干扰较大， 民主化水平差强人意， 对群众意见往往搞形式主义， 由少数人选择干部， 造成干群之间意见不统一。另一方面， 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组织数量庞大， 但由于行政、企事业单位编制的不统一， 约束、监督基层干部在现实中难度较大、效果很不理想。少数基层干部对群众工作消极怠慢， 甚至冒犯群众正当权益、以权谋私， 既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也影响基层民主自治的发展进程。
　　
　　第三， 部分干部密切干群关系素养不够、作风不良。一方面， 干部素养与能力缺乏较强的适应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 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开放， 具有强烈的体现个人价值、发家致富的愿望。但在实践中部分干部出现“本领恐慌”现象， 不思进取、墨守成规， 谋事不实、创业不实、做人不实， 没有深刻领悟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内涵， 难以带领人民群众实现自我发展的诉求。还有部分干部刚愎自用， 盛行经验主义、本本主义， 缺乏科学、细致的群众工作方法， 混淆工作主次与重点、难点， 被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文件。另一方面， 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作风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干部作风与党执政形象、群众路线有着直接关系， 而部分干部精神上缺“钙”, 宗旨意识不强， 置“四风”问题于干群关系的严重危害性而不顾。有的干部利用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 违规插手项目审批、土地征用、工程建设；有的干部“官本位”意识浓厚， 没有勒紧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这个“紧箍咒”;有的干部欺上瞒下， 谎报个人重大事项。这些突出问题实质上都是违背了“正人先正己， 正己才能正人”的干部作风要求， 对密切干群关系伤害极大。
　　
　　三、干群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剖析
　　
　　现阶段， 干群关系总体而言是和谐的， 但随着党执政条件、历史方位的转变， 以及由于利益调整所带来的社会转型， 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评价标准、执政能力期待出现明显变化， 干群关系随之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
　　
　　第一， 一些干部扭曲从政观， 以利益为干群关系纽带。在计划经济时期， 干群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特别明显， 干群关系主要以感情关系、思想关系、政治关系维系， 呈现出稳固、和谐、单纯的状态。市场经济时期， 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趋向于多元化， 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之中， 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 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差距明显却不被一些人理解， 思想、利益交锋日益频繁。部分干部淡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将市场经济中商品等价交换的思维模式渗透到群众工作中， 以国家赋予的权力作为最大资本， 假公济私， 或明或暗对群众开展有偿服务， 严重扭曲了“群众利益至上”的从政观。
　　
　　第二， 封建官场文化仍有市场， 官僚主义历史惯性较大。官僚主义实质上是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根本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5.追根溯源， “官僚主义与我国封建社会‘官本位’意识有着直接关联， 是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残余的反映和表现”[4].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没有建立好民主监督体制， 对“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道理认识不深， 理所当然滋生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主义体现为一些干部“为官不为”、享乐奢侈、独断专行、心存“小九九”, 不俯下身子“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习近平深刻指出， 干部“在官僚主义方面， 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高高在上、漠视现实， 唯我独尊、自我膨胀”[3]369.在民主政治制度下， 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民务实清廉”“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等执政理念背道而驰， 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第三， 干部选拔任用群众参与度不高， 干部考核管理规范性不强。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 干部人事制度也正趋于完善。但民主政治是一个渐进过程， 与经济社会、法治的进展密切相关， 因而， 处于复杂多变社会转型期的干部人事制度依旧不够完美。首先， 从现实中可以发现干部“选拔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 长官意志体现有余而群众意志体现不够。容易因为封闭性、神秘化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导致‘暗箱操作', 也容易造成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结党营私， 产生’人身依附‘和’吏治腐败‘现象”[5].由少数领导来决定干部的选拔任用， 体现出较明显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其次， 组织部门通常以定性标准来考核干部， 而量化标准模糊不清， 即侧重于干部的政治标准， 而对业务能力考核通常形式化。再次， 干部管理制度、法规缺乏科学性、务实性， 权力与义务往往被一刀切， 竞争机制、奖励机制、惩罚机制显现不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党组织、上级机关， 而要将党员干部的表现交给群众评判， 因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 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2]10, 对干部的判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2]28.
　　
　　第四， 干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 干部学习效能亟待优化。在201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强调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既要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 又要通过改革创造新的方法， 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6]干部教育培训是提升干部素质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基层干部教育培训通常流于形式， 应付式学风较为严重， 抱着走过场的学习心态， 既没有学到知识， 也耽误了正常工作。还有人觉得是否做好本职工作是硬性指标， 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软性指标， 无法衡量其政绩。有的单位把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变成工作部署会、业务指导会， 领导干部带头轻视教育和学习。有的干部认为“三会一课”只是洗脑筋， 是为了应付考核、检查。这些现象是对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理论教育、道德法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及群众路线教育的误读， 割裂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四个方面的有机联系， 消减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本领。
　　
　　四、构建密切干群关系长效机制的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26.探索建立新时代密切干群关系的长效机制， 不仅是党执政宗旨的体现， 也是提高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需要。通过创新并固化干群关系长效机制， 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 才能使干群关系走上保障性、规范化与时代感的道路。
　　
　　（一） 建立科学的干部调查走访与协调机制， 增强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104毛泽东指出：“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1031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价值取舍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这对密切干群关系提出了挑战。毛泽东早就倡导党的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构建干部调查走访机制是摆在党的群众工作面前的重大课题。调查走访不但要选择能力较强、作风扎实、经验丰富的中老年干部， 也要选择力求进步、思想活跃、学历较高的年轻干部， 党政部门要将此制度当作培养、锻炼干部的有效途径。调查走访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 这就要求党政部门与基层单位要组织针对性较强的调查走访活动， 根据部门职能及中心任务， 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业已存在的问题， 明察暗访， 把自选动作与任务设计相结合。调查走访要广泛深入群众， 和群众共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调查走访群众会收集到大量信息， 涉及政府很多职能部门的梳理、答复。为了实现干部能接受批评与建议， 保证群众拥有参与权、知情权及选择权的目标， 高效的群众信息处理协调机制必不可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 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1]68.可以设立调查中心， 通过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电子邮件、自媒体信息技术平台等， 构建对社保、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等重大民生问题常态化、立体性的民意处理机制。打造好网络信息中心， 加强网民思想道德建设， 加大与网民的互动频率， 及时发现网民关注。
　　
　　（二） 优化干部监督、激励机制， 强化群众路线管控功能
　　
　　孟德斯鸠就权力制衡问题曾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休止。”[9]55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权力必须接受监督， 干部才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干部是权力的行使者， 要自觉接受党与人民群众的评价、监督， 将权力运用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上， 运用于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上， 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一切群众工作的标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 根本靠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1]67要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对干部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要构建全面、有效的群众评价和监督机制， 全方位、多层次向社会开放监督信息渠道。要发挥监督信箱、监督电话、网络监督信息平台的实际作用， 坚持“有投诉必调查， 有调查必回复”的原则， 建立起内外结合、上下贯通的全覆盖监督机制。要创新监督机制， 让群众定期或不定期参与对干部工作的考评， 考评程序要公开透明， 考评结果要公示并起到激励、规制、惩罚等作用。需要强调的是，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类型的干部， 要坚决调离岗位， 要侧重选拔勇于接受群众监督的干部， 将刚正不阿、贴近群众、事无巨细的干部用于重要岗位。同时， 要保障群众监督的合法利益， 使群众从害怕监督、不会监督变成敢于监督、乐于监督、善于监督。
　　
　　（三） 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 提高干部执政为民的本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学习本领， 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推动建设学习大国。”[1]68干部常态化的教育培训， 是提高其理论修养、思想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 也是其领悟执政为民本领的科学方式， 能够让干部树立起良好的利益观、权力观、群众观。就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而言， 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主题，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群众观， 牢固树立充分尊重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干部教育培训形式与平台应多种多样， 但须防止流于形式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被动式学习。还需解决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力量薄弱、学习内容单调重复、考核形同虚设等反映强烈的问题， 使干部教育培训正规化、科学化、法治化。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也要尽快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制定出科学的干部教育规划。
　　
　　习近平就干部学习的内驱力曾说过：“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 努力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10]干部教育培训思想是抓手， 教育是手段， 提高本领是目的。干部要想密切联系群众， 为民谋事， 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为此， 接受教育培训是干部的必修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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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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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唐皇凤。新贤能政治：我国干部选拔制度的民主化与现代化[J].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4） :144-154
　　[6]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N].学习时报， 2010-10-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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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0]习近平。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N].人民日报， 2013-03-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