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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道德的影响因素与德育功能构建

来源:中国地质教育 作者:赵欣然
发布于:2021-12-20 共9986字

  摘    要: 新时代德育功能可以从三个维度概括: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满足人类交往需要、实现高效社会治理。对新时代德育功能深入探究,必然追溯到对道德自身的认识和对影响个体道德因素的分析。本文通过从文化、意识形态、协调机制三重视角审视道德,以及从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三方面深入分析马克思道德思想,并结合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从动机、环境、结果三方面归纳新时代道德影响因素,塑造新时代的德育功能。

  关键词 :     道德;德育功能;新时代;

  Keyword: morality;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New Era;

  道德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时提出对道德的要求:道德应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也就是说,马克思根据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这一标准对道德进行批判,认为理想的道德应是人和社会的自然状态,不会成为双方发展的阻碍。学者将道德解释为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全部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1]。既然道德在社会群体中通过道德评价对人的行为和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约束力,并且具有稳定和协调的社会功能,那么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必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狭义的德育指进行关乎道德内容的教育,广义的德育是包括民族精神教育、道德品行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多方面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德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德育功能性分析是促进其发展进步的关键步骤。厘清德育功能首先要深入认识道德是什么,对影响道德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德育功能进行塑造,才能促进德育在新时代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并在实践中凸显其应有功能。

  对于道德起源有本能论和心因论两大谬误:本能论是在原始氏族的社会环境下人类为了生存,在群居形式下采取本能的社会性行为规范,其本质还是原始的生存法则,并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对道德寄予的共产主义的期望;心因论认为道德源于人类对自然和神灵的恐惧和敬畏,早期的图腾崇拜、神灵崇拜等表现出人类原始的恐惧和敬畏,这种恐惧和敬畏是直接源于未知,其本质是生存压力。显而易见,由于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对本能论和心因论不再笃信。第三种对道德起源的解释是实践论,实践论者认为道德是在人类劳动分工这一社会性行为下产生的,劳动分工具有协调性、创造性、个体性与集体性结合、能动性与受动性结合等特点。资源分配是参与社会生产必然发生的结果,是一种社会需要。道德的本质就是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协调机制,通过个体精神境界的升华使个体无休止的欲望得到压抑。虽然道德起源实践论已经是针对生产关系对道德进行解释,但是马克思对这种生产关系的理解聚焦于批判,揭露生产关系道德在资本主义中剥削作用的本质。以上对道德起源的追溯可以与马克思道德思想产生鲜明的对比:马克思道德思想以共产主义道德为理想,追求个人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即每个人自由发展与全人类自由发展相互促进[2]。在道德思想上,马克思讲的是善的价值,而并非道德在阶级统治过程中作为统治工具的价值。

  以上对道德起源不同层次的阐释,引发对道德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分析马克思对道德的判断和理解入手,找寻新时代影响道德的因素,试图塑造德育在新时代的功能,完成德育自身的发展进步以及在实践中检验德育功能的成效。

  一、审视道德的三重视角

  道德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学界存在几种公认的回答,并且这些观点并不相互冲突,而是从各个视角、以不同标准审视和解读道德。第一种,道德是一种文化。文化源于人的创造力,此时,道德本身不区分是非对错,且作为一种软文化能够满足人精神世界的归属需要。第二种,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道德是社会学概念,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约定俗成的善恶评价,此时,道德是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第三种,道德是一种协调机制。此时,道德是一种规则和指令,其深层意义是对不利于群体进步行为进行约束,具有较为完整的社会功能。以上三种关于道德的观点,从道德的本质、道德的角色和道德的功能三个方面理解道德,可以说是学者们较为认可的观点。马克思将道德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子进行思考,认为道德与社会关系是一种互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道德本身就存在是非之别,即只有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道德才是应存的道德。只有对道德本身进行思考,才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也就是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道德上提取新时代背景下影响道德的因素以及对德育功能进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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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道德的批判来自他对自我意志自由性与局限性的理解[3]。马克思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产生之前,将人们对道德的思考归纳为由文化到意识形态到协调机制的演进,他们并非相互否定、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对道德理解程度的递增:道德由不分是非,到成为辨别是非的标准,再到担负社会治理功能。新时代德育应该具备更加丰富的功能,对道德重新审视是对其进行高层次思考的基本操作,也是德育功能在新时代塑造的必要环节。

  1.从文化视角审视道德

  道德是一种源自人类源源不断创造力的精神文化。文化不放置在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即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对错之分。因此,以社会文化身份出场的道德,其本身同样没有是非之别,仅仅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无目的性、自发地协调人的社会关系。由于不存在是非性质,不是是非标准,因此文化是审视道德最宽松的视角。当然,无论是道德还是文化,一旦进入具体时代语境必然有精华与糟粕之分。评判文化的标准受到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因此文化的标准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主观意志标准。然而,评判道德本身是非对错的标准应是其与满足人的需要、经济基础状况、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之间的向背,其表现为人的境况、社会状态、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现实,是符合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标准。文化与道德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文化视角审视道德在逻辑上自然是成立的,但对于道德更高层次的探索并没有指出明确的路径。道德是一种文化,但在文化层面理解和阐释道德只能是泛泛而谈,探索道德进而探索德育,首先要为其定位,其次是对其解构,最终是为其塑造。

  2.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道德

  马克思将道德划分在功能性意识形态的范围[4]。意识形态简单地说就是对物、事、人的理解,其内涵是完全意义上抽象的哲学范畴,而其具体内容是反映不同社会存在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政治理想总是具有善的价值,因此意识形态的范畴大于政治理想的范畴[5]。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与道德是相似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具有提升自我价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作用。意识形态是依附于具体现实的社会存在,不同意识形态对同一物、事、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道德依附于社会关系,合理的道德能够协调和维护社会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别,意识形态与道德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从意识形态形态视角下审视,道德的范围有所明确,但仍未能精准定位。同时,以意识形态身份出场的道德更强调道德在精神世界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在物质世界的作用。道德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最终需要在人的道德行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等方面体现其成效。意识形态仅仅是审视道德的视角之一,自然不能以此对道德定位,仍然要发掘道德的社会意义。

  3.从协调机制视角审视道德

  如何理解道德是一种协调机制?协调和制约人的行为是道德最基本的表达,其最终目的是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合规的行为创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法律和道德同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都对个体行为有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但法律和道德有相当程度的区别:法律限定是非,道德限定好坏;法律是强制,道德是协调;法律靠外力,道德靠内省。可以将道德定义为促进道德行为、提升道德境界、促进社会和谐运转的一套协调机制。道德经历了从制约到协调的功能升级,不再表现为抑制的约束,而是表现为平行的协调。因此,不可否认从协调机制视角审视道德是道德功能的升级。然而,是否这样一种以协调机制角色出场的道德就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道德?在马克思看来,答案并非完全是肯定的。其一,资本主义道德实质上是禁锢人的思想、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二,只有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道德,即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的道德才是当今社会应该遵循的道德。因此,新时代德育想要取得成绩,必然需要厘清新时代德育应该具备的功能,将深入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成为夯实新时代德育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三层解读

  马克思对道德的思考与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是并行不悖的。学界对马克思在道德领域立场的争议持续了几十年,围绕马克思在道德主义上的是与非,基本上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利用道德巩固统治的批判下产生的。马克思的道德思想必然在具体社会环境中阐释,因此,即使说马克思是一位非道德主义者,这里的道德也与社会需要、经济基础和共产主义理想相悖[6]。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强调马克思对符合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类社会道德塑造,即追求人类共同的善的价值,并重新梳理马克思道德思想是塑造新时代德育功能的重要步骤。

  1.人的需要是道德产生的基本前提

  在对道德的多种解释中,考虑到未来社会理想的马克思共产主义道德思想无疑是进步性的。虽然马克思对道德并没有作出系统的解释,但是他在批判不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以及展望理想社会时,表达对道德的期许:第一层是个体进行自我行为调整以适应社会,同时批判资本主义道德的剥削性;第二层是在物质经济基础上将不合理的道德转变为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道德;第三层是根据马克思对人类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展望,将道德蓝图描绘为一种自然自觉的存在、与国家的消亡一同消亡的最高境界的道德。在此逻辑下,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个人和人类两种:个人为了自我价值实现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人类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也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之前,道德之于满足个体出于获得更高的道德评价、社会认可等精神需要,表现为使其按照已有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和思想;道德之于人类获得社会进步、实现社会理想等物质和精神需要,表现为社会成员个人价值实现与人类价值创造的统一。因此,无论具体内容是什么,道德都是人类以进步为目的、以满足需要为导向的创造。

  2.经济基础是道德变化的基本条件

  人的需要被分为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两大类,其中精神需要是道德能够直接满足的,而物质需要看似与道德没有太多关联。道德,同文化一般,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变化,例如男尊女卑、缠足殉葬等曾经遵从的道德行为和思想已经成为糟粕,道德内容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社会生产关系改变,即社会经济基础变化,不同程度上影响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导致部分具备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的道德不符合经济基础变化后的人与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对道德的批判正是批判不符合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的资本主义道德,指出道德沦为资本主义剥削个体、服务资本的工具的本质。同时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道德是非善的道德,是与人类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相悖的道德取向。因此,不符合各方面需要的道德内容被纠正或抛弃,甚至会生成更高层次的合理道德,即经济基础与道德变化是正相关关系,其联系的纽带就是人的各方面需要。

  3.共产主义理想是道德发展的最终目标

  共产主义社会道德是以内化无形的自然状态呈现,简单来说就是道德规范完全符合人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利益,道德本身不再是一种约束个人的规范,也不再是社会的目标,而是达成预设理想社会时人的应然状态。在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完成的前提下,道德便失去存在必要,因为“符合人类福祉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道德要求”[7]。道德不再担负治理功能,就如同国家不复存在一样。因为社会成为一种自行自在的有序社会,不需要国家机器和道德观念协调和治理。马克思被认为成非道德主义者,一是源自他对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二是源自共产主义道德“无道德”之论。道德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不得不说,马克思将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理解渗透进他的道德思想之中。

  然而,虽然我国已经迈入新的历史时期,也刚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但是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变,距离全人类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社会还有相当艰难的路要走。马克思道德思想是对道德本身的科学解构。因此,合理的道德依然在这一阶段肩负价值实现、人际交往和社会治理等功能,也就仍需要结合已经改变的新时代社会环境和个体的不同价值追求,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分析影响道德的因素并塑造德育功能,为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理想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品质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三、新时代影响道德的三重因素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本质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选择的指令。道德是一种机制,最终目的是协调。在新时代大背景下,道德还没有达到“无”的境界,因此仍需通过提倡或禁止两种模式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最终成为构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因子。个体行为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反过来道德规范也是人类行为活动的产物。个人价值实现需要社会对其道德水平进行评价;个体成员的道德水平构成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社会整体道德水平是社会环境的构成要素,同时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可见,个人自我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社会环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连接的道德价值网格。因此,对新时代背景下影响道德因素的提取是促进新时代德育发展进步的重要步骤。对以上列举的道德价值网络的构成部分,以个人、环境、社会为标准进行提取,可以将影响道德的因素概括为动机、环境、结果三重因素。首先,个体本身由于自我发展的需求需要德育为其提供接受道德教化的机会,以获得更高的道德评价;其次,人的意志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社会环境反作用于个体道德行为的选择;最后,个体对道德结果的价值预期的高低对个体采取道德行为倾向的程度具有决定作用。

  1.动机因素:道德是自我发展的需要

  道德是精神上的自我完善的过程,其重中之重并非个体的外在行为表露而是其内在的标准原则。道德自律论认为道德源于其自身,是人类内在自有自发区别于动物的心灵本质。道德他律论认为个体具有高水平道德其最终目的是为自身以外的他人、社会谋取利益;道德自律论认为道德源于人本身的善,也就是说人性向善、道德是人自身善的外在表达。道德虽然表现为“恶”,也就是通过抑制人性和欲望等方式呈现,但是为了追求国家、社会等更大范围的“善”[8]。从道德的自律论和他律论争论中不难看出,道德对个体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并能在道德不断内化的过程中帮助个体不断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自我反馈,不断更新道德思维提高道德水准,在追求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追求精神富足的需求日益提升,道德发展不仅是社会和国家的号召,而且越来越成为个人的内在追求。人的道德行为动机由外到内的转变,对新时代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德育提供更丰富、更符合个人价值追求的内容,以更新的形式发挥德育的新时代功能。

  2.环境因素:道德是所处境遇的回应

  人身处境遇对行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道德境遇类似于内格尔“道德运气”概念中的环境运气,即非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外部环境。人的道德水平体现在非重复的各种境遇之下,但看似不为人的意志控制的外在环境也必然是人的能动性作用于外物的结果,简单地将环境定义为非人的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样,将人的意志纳入进环境因素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基于道德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这一现实考虑对环境因素影响力的分析。

  境遇是道德行为产生的现实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道德内容的产生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人类社会本质就是交往活动的产物,道德本质是调节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机制,因此在自然环境中,道德便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稳定的、积极的社会环境促进个体道德行为发生,在双方的交往中对方采取道德的态度和行为也促进个体自身在行为上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新时代环境下,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标志着我国人民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包含着精神富足要求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社会整体的平均需要,即大部分社会成员对能够满足精神富足要求的道德的追求,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的普遍存在。在这种人人追求道德的境遇下,德育也必然要有新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新时代社会环境下,德育应该具备怎样的功能是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3.结果因素:道德是行为价值的预判

  道德行为具有怎样的价值?道德行为产生的结果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他人社会表现为维护做出道德行为的个体以外的他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其二,对自身表现为个人利益受损、人际关系和谐、个人道德水准提高以及社会评价提升。行为价值判断先于行为的实施,积极的判断结果促进个体道德行为的发生。个体对其采取道德行为的结果也就是道德价值的判断是一种理性分析。道德行为的形式是与本能欲望的对抗,实质却是人类本能欲望合理的满足方式。对个人而言,道德行为的选择是克制和牺牲;对人类整体而言,个人道德行为符合整体利益实现。个体选择道德行为方式是既满足自身需要又符合社会利益的远谋深算,既考量自身需求和能力,又考察外部条件,在处理矛盾过程中,用道德的方式将个体与社会的需要相统一。进入新时代,人的道德行为也更加多元化,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还有人与自然、人与科学等方面,对行为结果是否能够进行全面深入的价值判断是新时代对德育的新要求。搞研究、做科学、探索自然都应该遵循道德伦理的底线,放眼未来考虑多种可能的结果,不应只专注于眼前利益和科学探索。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新时代德育也应该及时剔除不合时宜的道德观念,同时拓展人们精神世界道德追求的可能性。

  四、塑造新时代德育功能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德育是一种向社会成员实施的有计划有系统的、以使社会成员具有一定道德品质、政治思想为目的的教育实践。对道德的审视可以从文化、意识形态、协调机制三个视角出发,结合影响道德的动机、环境、结果三种因素可以清楚认识到德育有其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性。德育自身的发展进步及其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道德功能的发挥。新时代背景下,分别从德育在个体、人际、社会三个方面提取德育的功能,即新时代德育在价值实现、人际交往、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功能塑造,是德育促进国家不断发展、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理论分析,为德育适应新时代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发展进而展望共产主义理想厘清思路。

  1.新时代德育的个人价值实现功能

  新时代德育是人们实现个人价值的基础性教育活动。积极的道德观念能够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德育是一种思想教育同时也是一种方式教育,为社会成员提供进步方式。道德交往是个体和他人社会的间接对话,是一种理性的交往模式,在此过程中个体得到一定的道德评价。社会成员为了获得较高的道德评价,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就会存在采取频繁的道德行为的现象,符合道德产生的最终目的。社会成员普遍将较高的道德评价认为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一点源于评价本身的积极性以及道德行为背后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德育个人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这一方面发挥着直接的作用。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文化渗透等方式,社会成员的道德思维模式得以形成,并可以依据其所处的环境境遇进行道德行为选择和实施,以此获得较高的道德评价。

  此外,新时代人们精神世界的要求不仅满足于高水平的外部评价,同时也要求高水平的自我认同,即人民精神世界的追求不仅停留在迎合社会需要的层面上,更需要人们基于自由自主的发展而获得精神世界的健康和幸福。新时代德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约束人的行为这一简单的作用上,更需要引导人们自主追求善的价值、自由追求高层次精神境界。因此,新时代德育需要能够满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

  2.新时代德育的社会关系协调功能

  新时代德育是满足人类交往需要的社会性教育活动。道德行为能够最大化地保护矛盾双方综合利益。人类的社会性必然导致频繁而复杂的人际交往,如何与他人友好交往是德育的重要内容。德育内容中要求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具有如公平、正义、互助、奉献等道德品质。德育在实践环节上教导人们具有付出和实践的精神:想要得到关心首先应该去关心别人;想要获得进步首先应该勤奋努力;想要获得保障首先应该遵守规则。德育不仅是人们具有道德观念的活动,还具备使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功能。道德是个体之间一种调节手段,是平衡个体间利益关系的社会规范,是形成特定社会关系的价值体系[9]。道德思维和行为的应用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得到缓和和化解,间接地保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

  道德交往不应是一种独白,一种成功的社会交往必然是善意、真诚、沟通和相互尊重的整合。社会性道德评价能够帮助人们将外部道德标准转化为内部心理能量[10]。拥有相近价值取向的个体组成群体往往是比较和谐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新时代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人们的社会关系不仅是为了成为一种关系而交往的关系,即不是单单因物质联结的关系,而是人为了满足自身情感需要、交往需要以及个体自身善的价值的表达而产生和发展的关系。新时代德育就是为了创造、维护和发展这样一种普遍和谐的关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通过不断构建和丰富的德育体系保证个体具有向善的、自发的道德观念是德育的目标。因此,新时代德育需要成为满足人类交往需要的社会活动。

  3.新时代德育的社会治理完善功能

  新时代德育是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的管理性教育活动。群体共同的道德取向能够推动社会治理的完善。道德发挥其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性道德评价,这种评价很大程度影响着个体自我认知。道德评价是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面临的挑战,因此道德依靠评价体系这样软权力进行间接的社会治理。德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德治,使社会成员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政治观点、思维方式,使其在价值实现、社会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依照一定的道德和法律准则行动。德育保证思想的相近性,德治保证思想的凝聚力。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法治的核心在于使用法律权威、政治权力等强制性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限制,在思想上只要求其遵守规则,不要求提升;德治旨在运用包含在历史文化中的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不仅要求在行为上遵循道德准则,而且在思想上形成向善向美的道德思维模式。德育是德治的前提和基础,德治是德育的最终结果。只有德育成效的提升,德治的功能才能得到凸显。

  社会治理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课题必然被写入新时代德育的血液当中,是新时代德育的光荣使命。社会治理不应完全依赖于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应该将法律标准和道德观念内化为人的自发行动。新时代脱离了物质生活困境的人和国家,更需要德育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发展。新时代德育从人出发,落脚点依然在人,德育内容和形式随着新时代人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完善,在提升人的自我价值基础上协调社会关系,达到完善社会治理的目的。因此,新时代德育需要成为提高治理成效的社会活动。

  五、结语

  随着社会不断解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人的交往对象大多由陌生人构成,形成“陌生人社会”人的思想自由程度也不断提升,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不断侵蚀人的头脑。同时,在进入新时代大背景下,人们对自身精神境界提出更高要求,努力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力图将马克思道德逻辑最大化地运用在当前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德育的新时代意义日益凸显,而新时代德育功能的塑造又是落实新时代德育工作的首要环节。新时代德育在个人发展和价值实现、促进人际和谐和提升社会治理等方面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解决矛盾、营造氛围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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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王永益政治理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2,39(6) : 52-55.

  [6]罗伯特韦尔,臧峰宇作为道德哲学家的马克思一马克思的道德观探析[J].社会科学辑刊 , 2016(5) : 5-9.

  [7]李梅敬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层次跃迁以及语境分析[J].伦理学研究, 2018(1) : 27-32.

  [8]王海明关于道德的起源和目的四种理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 , 30(2) : 7-13.

  [9]力民族道德的起源和发展[J].思想战线,1996(1): 11-15.

  [10]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J]中州学刊, 2018(6) : 84-90.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赵欣然. 新时代影响道德的因素与德育功能的塑造[J]. 中国地质教育,2021,30(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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