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思维直接影响着领导决策的形成，关系着领导水平的高低和领导工作的成效。邓小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领导决策中灵活运用各种哲学思维，科学制定各项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运用唯物论，坚持从实际出发去制定政策
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运用到领导决策中，这是邓小平在工作中坚持的一条重要思路。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制定政策。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这是科学决策的依据和基础。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根据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来进行战略决策，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多次指出，“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他认为,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1984 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提到：“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谈到经济工作，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喊空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在。
二、运用认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制定出来的政策到底好不好，合不合时宜，能不能贯彻执行下去，都必须要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在“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倡理论联系实际，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认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三、运用辩证法，科学制定政策
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大家像邓小平那样，照辩证法办事，他说：“总之，要按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党史专家廖盖隆怀着敬意说过：“邓小平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
1.决策中要树立大局观念。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由部分构成，对部分起着统率、主导作用，要求我们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邓小平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到，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他认为，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1975 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一开始就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讲到沿海地区与内地关系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 2 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整体离不开部分，要求我们重视部分的作用。1978 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这就告诉我们要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用综合的思维认识事物，着眼于事物的整体，遵循有序性，注重优化趋向，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蓝图进行总体设计，对改革进行整体规划，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他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认为必须要依靠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层次的合力作用，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决策过程中，他提出要真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有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2.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首先，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从面临的新的实际出发，思考新问题，打开新思路。他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来解决。这就表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其次，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当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要果断地抓住时机，促成事物实现发展。因此，领导决策必须要善于抓住时机，及时决策。邓小平办事非常果决，他进行领导决策时效率非常高。他认为，在历史转折时期，领导者既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社会快速前进，不断提出新任务，又要审时度势，及时解决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促进社会飞速发展。领导干部的任何重大决策，既要当机立断，敢于抓住机遇，又不能操之过急，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1990 年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再次，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平衡———平衡———不平衡”这样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在决策中应做到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的动态、不平衡性的体现。邓小平在谈四项基本原则时指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邓小平在提出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后，又根据这一目标系统的要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腾飞、先致富，以沿海 （沿边） 带内地、东部带西部、先富带后富的全国发展战略部署。这样，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形成一个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历史链条。这样不仅把长远发展目标与中、近期发展目标统一起来，也把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统一起来了。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
3.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矛盾的对立统一，要求我们用一分为二、全面的观点看问题。邓小平一贯重视和强调两手抓的思想。1982 年 4 月，邓小平就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后来他回忆说：
“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
在邓小平看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抓改革开放，又要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抓发展经济建设，又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既要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又要加强理想纪律教育，重视精神力量；等等。这些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矛盾有主要、次要之分，主要矛盾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好次要矛盾。邓小平所提出的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个人收入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等等，都是正确处理好主次矛盾的体现。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它的每一个侧面都各有其特点，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充分考虑人口多、底子薄这个实际情况。“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正是从矛盾特殊性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4.突破陈规，大胆创新决策。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敢于突破与实际不相符合的陈规，敢于破除落后的思想观念，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寻找新思路、确立新观念、开拓新境界。
邓小平在领导工作中敢于突破陈规，大胆进行决策，表现出一位杰出领导者的创新精神。他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大胆创新的决策。对外开放的决策就是他总结历史经验，突破以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的开拓性创举。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突破口。邓小平不仅是这一重大决策的倡导者，而且自始至终是实施这一重大决策的推动者。
四、运用唯物史观，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评价决策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决策时，要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是否满意为目标；决策过程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邓小平在 1956 年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中就认为，领导的决策是否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既体现了以生产力为首要标准这种科学的标准，又把人民生活标准和综合国力标准作为决策价值的集中体现，这是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也是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还是决策准确与效率的统一。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决策思想中充满了哲学的智慧。学习邓小平领导决策中的哲学思维，掌握方法论要求，有利于领导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科学决策，提高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