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阐述。通过对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着作与研究观点进行文献归纳与演绎，提出笔者的研究假设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再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一手数据的收集工作。最终通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差异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完成本文的定量分析部分。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一）文献研究法
笔者通过详细查阅网络与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搜集并归纳整理有关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我国新生代大学生就业质量间影响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与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发现本次研究的切入点以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最终对本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进行构建。
（二）问卷调查法
本文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完成一手数据的收集工作。具体来说，通过借鉴与使用前人开发的成熟量表，并有效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新生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双向翻译的方式，设计出一套包含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就业质量等内容的调查问卷。具体通过采用现场发放与网络在线填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工作，以为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提供数据支持。
（三）统计分析法
本文主要运用 SPSS l6.0 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在对各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本文的各项假设进行逐一检验，推测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就业质量间的关系，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解释与预测，最终对本文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二、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
（一）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来，有关其概念的争论就从未间断过。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定义为通过教育、培训、保健、劳动力迁移、就业信息等多种形式获得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的总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则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体通过人力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是可以用来增加未来货币收益的知识、技能和体能。而世界银行在对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中，将人力资本的外延进一步扩大，指出在人力资本的组成成分中，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还包括在生活与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各项知识、技能与能力。
此外，国内学者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研究也非常丰富。学者李超（2009）将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区分为“外生性人力资本”与“内生性人力资本”。其中，外生性人力资本包括大学生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健康状况、能力素质等，内生性人力资本包括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价值观念、性格特质等。这两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共同凝结于人体之中，其总和构成大学生人力资本的价值总量。学者孙贝贝（2010）认为，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大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未来的就业过程中通过过付出劳动而获得收益回报的价值总量。学者谭诤（2011）着重强调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功能属性，指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是通过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各种文化知识与能力素质的积累，不断增加凝聚在个人身上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的显着优势。学者陈旭峰（2012）则重点进行有关我国大学生人力资本的特点研究，指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基于我国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划分等原因，导致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只能在专项的技术条件、特定的工作环境等限制性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不是可以广泛运用的“通用资本”。
通过前文的论述不难看出，虽然有关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总体来说，人力资本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人力资本具体表现为个体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健康状况、能力素质等内容，并且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参与培训等方式进行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另一方面，个体可以通过付出劳动的方式获得人力资本的回报收益。而我国新生代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人力资本一方面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实现资本增值，并具体表现为大学生的学识、技能、素质等内容，并且能够在大学生未来的就业过程中带来投资收益。
因此，本文将我国新生代大学的人力资本界定为大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投资而形成的，能够在未来就业过程中被雇佣单位认可的，可以带来回报收益的各项知识、技能、能力等要素的总和。
另一方面，在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进行测量时，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人力资本测量量表进行测算。目前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的测量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主要集中在对个体的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两个方面。诺奖得主贝克尔（1964）通过考察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经历，对个人的人力资本进行测量。弗拉普（1991）在进行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报酬的影响分析时，以职业经理人的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与工作数量为指标进行人力资本的测算。科尼利厄斯（2003）在分析美日两国移民的人力资本时，则采用了受教育年限、工作时间和参加工作数量这三项指标。
本文沿用人力资本的通用测量方式，主要从大学生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实践经验、能力素质情况三个方面进行我国新生代大学生人力资本的测量。具体包括 5项指标，分别是：大学生的院校类型、综合成绩排名、在校期间的实习经历、学生工作经历以及能力素质要素。其中，前两项指标是对大学生接受教育程度的评价，第 3、4 项指标是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的测量，最后一项指标是对大学生能力素质情况的考察。
本文采用的测量指标均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的表达方式进行测算。其中，根据我国官方的分类方法，将院校类型划分为三本及其它、二本、一本（非 211）、211 高校（非 985）及 985 高校五个等级；对学生综合成绩排名则采用目前高校通用的正态分布法。并且鉴于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均未参加过工作这一特殊情况，本文以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的实习经历与学生工作经历次数为衡量其社会实践经验的指标。此外，笔者为了更全面地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进行测量，引用学者王霆（2009）开发的我国新生代大学生能力素质模型，从知识类要素（专业知识、非专业知识）、技能类要素（操作应用技能、理解交流技能、管理技能、自我控制技能、科学思维技能）与态度类要素（职业素养、意志品质、个性特征）三个方面，以 Likert 五级量表的方式，从 1（能力很低）到 5（能力很高）考察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能力素质情况。
（二）大学生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同人力资本一样，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也莫衷一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一是布尔迪厄的“特权说”，布尔迪厄（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组织成员获取特权的一种形式，它是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的集合，并由制度化的相互认识和认知的持续性的关系网络相联系，组织能够将集体拥有的资本持续地提供给拥有群体成员身份的每一个成员；二是科尔曼的“功能说”，科尔曼（1988）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便利，使其享有资源获得的优势；三是普特南的“特征说”，普特南（1990）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主要包括信任、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等内容，通过作用于这些因素，可以有效地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资本形式的收益率。四是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观点，博特（1992）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结构中能够为个人提供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即“结构洞”，个人所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则他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可见，由于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研究内容的差异化导致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多样性。但就本文的研究情况而言，笔者采用美国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的社会资本概念，这也是目前在就业行为领域中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社会资本定义。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⑨具体来说，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性的资源，它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二是个人对这种嵌入性资源进行获取与使用的能力；三是个人在进行资源的获取与使用时，采用的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而对大学生这一群体来说，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就是指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获取并动用的嵌入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
另一方面，在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时，本文将我国大学生的社会资本结构化，将其区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与后致性社会资本。其中，先赋性社会资本是指个体出生即可享有的，通过继承而来的社会资本。目前经常采用的测量先赋性社会资本的方法是对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进行测算，具体指标包括父亲的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威尔逊·彼得森，1993）。后致性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经过后天努力所获得并积累的社会资本。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社会学家比较喜欢用“社会网络”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社会资本，较为常用的测量方法有姓名生成法与位置生成法两种。本文采用林南开发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对大学生的后致性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主要包括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网络跨度”与“网络密度”三个维度。
具体而言，本文在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先赋性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时，主要从大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大学生父母的职业声望、大学生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具体包括 5 项指标，分别是：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年收入、父亲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以及母亲所从事的主要职业。
其中，对职业声望的描述主要参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学者的研究成果。李春玲通过研究指出“职业声望，有时也被称为职业地位，是指社会公众对某一职业所进行的具有主观性的综合价值评价”。⑩学者李春玲通过进行实地考察与深入调研，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社会发展特点，设计出了一套职业声望量表，并定期对这一量表进行修订与调整。本文正是参考了李春玲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我国公民的职业声望划分为 5 个等级。
此外，本文在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后致性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时，主要从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网络的“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跨度”三方面进行度量。
其中，针对网络规模与网络跨度的测量方法是为调查者提供一张职业量表，并提出 “您能告诉我除直系亲属外，您是否认识以下相应职业中的人？”这一问题，以答题者所表示的认识的职业类型的多少来确定其网络规模的大小，并以答题者所勾选的最高职业层级与最低职业层级间的差距确定其社会关系的网络跨度。而网络密度的测量方法则是通过 Likert 五级量表的方式，从 1（非常不熟悉）到 5（非常熟悉）进行测量，分数越高则表明网络密度越大。
（三）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概念界定与测量
就业质量是衡量劳动者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就业状况的一个综合性指标，任何影响劳动者就业状况的因素都可以纳入到就业质量的概念中。并且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就业质量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充，因此很难为就业质量界定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作法是通过列举不同的就业质量影响因素，从整体上把握就业质量的概念。
国外学者对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质量衡量指标体系的建设上，并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如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就业质量衡量指标体系、欧洲基金会提出的就业质量的四个维度等。而我国学者针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入考察，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标准；二是重点分析我国新生代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笔者通过综合国内外有关就业质量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认为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可以划分为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两个维度。其中，客观因素主要包括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薪资水平、工作稳定性、培训机会、晋升通道等内容；主观因素主要是指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具体来说有对薪酬的满意程度、对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对职业地位的满意程度等。
此外，本文在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进行测量时，也按照这种划分依据进行测算。在进行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客观因素测量时，主要考察大学生在毕业后首份工作的单位地域、单位性质、行业内薪资水平、社会保险缴纳情况与在职培训计划等五项内容，从而对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进行客观描述；在进行大学生就业质量的主观因素测量时，笔者采用学者王霆（2012）开发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满意度量表进行测度。具体来说，该量表通过列出“单位地域”、“单位性质”、“单位规模”、“单位声誉”、“单位前景”、“单位薪水”、“单位福利”、“专业对口”、“解决户口”9 项指标，分别从就业质量因素的重要程度与满意程度两方面进行测量，并以 Likert 五级量表的形式，分别从 1（非常不重要）到 5（非常重要）以及从 1（非常不满意）到 5（非常满意）进行度量，最终通过如下公式的计算方法，测算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四）控制变量及其测量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选取调查者的来源地与性别两个变量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一方面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被不断拉大，导致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属性，而这种显着的差异很有可能引起大学生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同，所以本文将调查者的来源地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另一方面，在大学生的就业过程中，性别歧视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国内外众多学者也对性别-就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本文也将大学生性别这一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通过建立虚拟变量的方式分别对这两个控制变量进行操作，性别与来源地均通过使用 1 个虚拟变量来表达。（1 代表男性，0 代表女性；1 代表农村，0代表城镇）
三、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开展数据的收集工作。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我国新生代大学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所以在调研对象的选取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调研对象必须是大学生，且为 80 年或 90 年后出生的人群；二是调研对象已经毕业并参加工作。所以本研究将调研对象最终界定为毕业时间在 5 年内，并且参加过工作的大学本科生。
根据笔者的研究进度，本研究的问卷发放工作在 2012 年的 9 月至 12 月，主要采用纸质问卷现场调查、网络邮件处理与问卷星链接在线填制三种方式，三种方式的问卷内容完全相同且同时进行。共累计发放问卷 580 份，回收问卷 495 份，问卷回收率为 85.3%，其中有效问卷 451 份，有效回收率为 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