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是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试图推行的贵族垄断式的教育行政行为。如奴隶社会里，只有奴隶主享有受教育的专利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的权力渐渐弱化，各方诸侯纷纷参与争霸行动，此时的王权已是名存实亡，加上常年战乱四起，国家根本无力顾及教育活动，但是各方诸侯为了在争权称霸中占据优势，又纷纷招揽贤士。这样一方面官学难办，另一方面养士之风盛行，以致学术下移，私学兴起。这时的私学自然成了乡村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然，私学的经费投入，大部分靠民间自己筹集，或由宗族承担，或由办学者自己承担，同时受教育者也缴纳一部分学费，共同支撑着私学的存在与发展[10].
4.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的积极贡献。
从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古代时期，主要是一种小农经济形式，最低一级的行政管理大多设为县级，县以下的管理虽采用乡里或保甲形式，但几乎都是一种乡村自我控制的自治形式。然而，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乡村社会的管理，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各乡里的士绅作为沟通国家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治管理的桥梁。因为各地方士绅有其特殊身份，大多是曾经有过官爵、功名，或当下比较富有，他们既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象征，具有一定的威望，又是国家的功臣，享有特殊的权利。自然，由他们来担任乡村社会的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则再适合不过了。以至于，历代乡村教育中士绅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为乡村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也为国家输送了不少能人贤士。
5.对功名的追求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
在中国古代社会，自从国家开始向社会各界招揽能人贤士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学术下移，各方私学纷纷兴起，通过读书学习才能获取功名的教育观念植根于全民心中，正如孔子所言：“学而优则仕”.尤其是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度之后，通过自学，参加科举，以至改变命运，已成为乡村社会里人们的基本梦想。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里，对于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平民百姓来说，自学则是人们追求功名的主要途径。因此，可以说追求功名，激起了古代时期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
二、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中的教育发展。
（一）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史。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1840-1919）。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致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革命者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试图在中国建立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时期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外来势力侵入，致使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1）乡村宗族问题变迁。宗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乡村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由于宗族参与社会治理，其与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中国自夏朝确立以来长期沿用的宗法制度。近代时期，宗法制度同样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帝国列强纷纷入侵，自此中国乡村社会的安宁之日渐行渐远。这时各种反对声音愈演愈烈，大大加强了宗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由于宗族在乡村社会控制方面所具有的直接性、亲和性和封闭性特征，决定了其必然对封建儒家思想和封建纲常的积极维护，同时也对异端文化的摒弃与排斥[11].
（2）乡村士绅问题变迁。近代社会，士绅继续发挥着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士绅作为一个地方权势力量，其角色、功能并未发生质的变化”[12].可见，士绅在近代乡村社会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清代的捐纳制度到了咸同时期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异途”士绅，他们不仅控制着乡村事务，还逐渐扩散到城市。当然，近代士绅不仅仅是简单的“绅-官”或“绅-商”式的流动，而是逐渐渗透到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有些士绅甚至流向了基层士兵。这种结构性流动最终导致整个士绅阶层走向消亡[13].
（3）乡村权力机构变迁。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除了支持和鼓励士绅的合理存在外，还设立了“公局”.所谓“公局”,指清代团练的办事机构，也有说法是“团练公局”的简称。
根据龙启瑞的《大冈埠团练公局记》记载，“至广西盗贼蜂起，各府州县官吏、荐绅先生，率其乡之所属，日从事于团练。而各村镇关市，始有公局之设”[14].有研究指出，“公局适应了清皇朝把统治延伸到县以下基层社会的需要，局绅和大多数乡村居民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局的作用日益衰微。”[12]可见，公局的存在，其代表政府在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乡村经济结构变迁。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变化源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外来入侵角度看，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为：一是由于外来商品的流入，导致中国传统小农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二是由于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促成了中国商品生产对国外经济的依赖；三是出现了大批专门从事推销国外商品和收购中国土货的买卖商人；四是外国商人办起了现代企业，雇佣中国工人，造就了第一批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这些变化决定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型社会经济。其次，就国内因素来看，尽管外来入侵致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被破坏，但经过长期实践所积淀起来的自然经济体系，本身就对外国商品的输入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以致近代自给自足式自然经济的瓦解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或许正是这种开放型社会经济的兴起，乡村社会中“地商”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高利贷经营模式在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5）乡村文化制度变迁。近代时期，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形成中西文化对峙的局面，以至刺激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经济和儒学教化的三角构架之势，最终导致民众实现极端排外和传统教会机构的几何增长[11].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是，新式学堂的兴起，令那些保守的封建士子和忠臣顺民甚为恐慌。尤其是宗族体系的民众认为，洋学堂必将诱惑孩子们崇洋媚外，因此不许孩子入洋学堂。在宗族体系里，明确主张反对新式学堂，而支持私塾学校，以致当时无经费、无教员[15]的情况下，宗族用于发展教育的族田仍在不断壮大。如：“广东番禺沙湾留耕堂的族田康熙时达16 409亩，乾隆年间续增达31 676亩，民国九年竟达56 575亩”[16].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乡村社会（1919-1949）。
1919年5月4日，中国青年学生发起了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持续冲击，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乡村治理、乡村文化等都被卷入了这场革命当中。
（1）乡村经济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相当复杂，是多种经济形态的综合体。
此时的乡村经济既有公有制成分，如国营经济；也有私有制成分，如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还有半社会主义成分，如合作社经济，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17]54-55.事实上，说它复杂，还远不止这些。从其经济区域来看，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区的复杂经济体系，也有国民党掌权区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抗战时期，还有日战区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显然，如此复杂的乡村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一时期复杂的乡村生活。
（2）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社会的运作动脉，无论乡村治理水平的高与低，它都是维系乡村社会赖以持续下去的基本保障系统。然而，土地管理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乃至整个近代时期的乡村社会十分专注的核心问题，以至土地制度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地价差距较大，自然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问题焦点在于乡村社会的整体衰落。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已衰落至极。其中，教育等方面无一例外[18].此外，治理机构也是人们关注乡村社会治理问题的焦点。比如有学者指出，1930年代新桂系在广西大力加强基层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设立村街民大会[19].尽管此时的村街民大会在根本上是为了传达一种官意，而非真正反映民情，但是它还是带有几分“民主化”的彩色，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的乡村经济形势，具有一定的近代化意义。因此，其反映的是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模式。
（3）乡村文化。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新式教育已经运行多年，此时的乡村文化结构较传统乡村文化结构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较农村不存在太多优势，如有学者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甚至连印刷业都是城乡一体化的。”[20]
然而，自从新式教育兴起以后，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引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了强烈冲击，以至整个乡村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近代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人才都极速向城市倾斜，从而导致乡村文化的衰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