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改善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状态, 日本政府积极推进“安倍女性经济学”。政策实施后日本女性就业率的确呈现上升趋势, 但同时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仍长期存在, 比如保育园问题、女性的在职贫困等。一方面日本社会急需女性参与到职场中承担起社会劳动, 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囿于家庭进退两难。如何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意识层面改善女性目前面临的生存困境问题, 是日本社会必将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社会性别; 生存困境; 女性; 日本;
Abstract： To improve long-term economic downtur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promotes“Abe women's economics”actively.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there has indeed been an upward trend in the employment rate of women, but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conflicts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problem of nurseries and the working poverty of women, persist for a long time.On the one hand, Japanese society is in urgent need of women to take part in social work in the workplace.On the other hand, Japanese women are indignant at their families.How to improve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of women's existence in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Japanese society is bound to face.
Keyword： gender; living predicament; women; Japan;
一、引言
“社会性别”不同于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别, 它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 其本身即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代表了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的差别, 表达的是一种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利关系。这种权利关系体现在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角色和文化习惯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性别分工。“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是日本近代家庭的主要特点之一。
近年来, 伴随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 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开始转变。根据日本总务省2017年有关日本劳动力的调查数据显示, 女性的劳动力人口占比近年来不断上升, 2015年日本女性劳动力达到日本总劳动力人口的43.4%, 同比上涨0.5个百分点。同时, 日本女性就业率中的所谓M字曲线依然表征明显———多数日本女性婚前即便有稳定工作, 一旦结婚、生育就退出职场, 度过最繁忙的育儿期以后再重返职场。并且日本女性即便积极参与社会劳动, 其作为家庭内部劳动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虽然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出现了松动, 取而代之的却是“男主外, 女主内外”的尴尬局面[1]。
提到日本, 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个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女性的贫困问题。2014年日本NHK新闻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贫困正在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中蔓延, 她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看不到未来”;20岁左右的单身母亲中80%以上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她们即便起早贪黑地打零工, 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组阁后, 提出女性是“日本最大的潜在力量”, 认为日本女性将是日本社会未来最值得期待、也最可能的潜在劳动力。但日本女性即便努力工作依然无法避免陷入贫困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日本女性又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困境?本文拟从社会性别视角, 就日本女性在参与职业竞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做一探析, 从而进一步探究日本女性劳动力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
二、不断深化的女性贫困问题
(一) 被忽视的“隐性贫困”
相较于男性, 几乎所有年龄层日本女性的贫困率都要高出许多, 进入老年期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 75～79岁的女性老年人贫困率高达25.4%, 同一年龄段的男性贫困率则为16.2%1。不得不承认,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 尤其是在日本这种传统“家”文化浓厚的国家, 女性的价值衡量很难具有主体性———她们的价值、生存状态大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衡量。从这个角度讲, 男女贫困的实际差距可能会更大。
谈到日本女性的贫困问题, 日本社会最为关注的仍然集中于三大类女性群体:单亲妈妈、不得已而流入风俗行业的女性, 以及高龄女性。即日本社会对于女性贫困的关注点仍集中于:她们之所以陷入贫困, 是因为失去了作为家庭支柱的男性。日本女性的价值衡量体系仍然捆绑在男性主导的家庭之中:未婚单身女性即便是自己独自打拼、生活困苦, 在政策制定者看来, 她们依然存在于父母的保护伞下;已婚女性则存在于丈夫的庇佑之下。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不愿意或者无法走入婚姻, 也不可能长期依赖父母。但在“家庭”这把大伞的阴影里, 更多贫困女性的实际生活状态被遮蔽, 成为“隐性贫困”。
(二) 女性的“在职贫困”
在日本就业市场中, 正规雇用中以男性占主流, 约70%, 而非正规雇用中则是女性占多数, 约70%2,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明显, 男性更容易获得正规雇用的机会。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 个人意志更加自由, 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开始进入职场, 却依然摆脱不了贫困问题的困扰。从临时劳动与性别的关联性来看, 日本打零工的劳动报酬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要低很多, 如果正式全职员工的劳动报酬按100计数, 临时工就只能拿到10, 而打零工的人群中女性占绝大多数[2]。当谈到非正规雇用时, 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低工资是无可厚非的。正是因为这种工作方式被认为只是家庭主妇补贴家用的一种劳动方式, 在社会整体看来无伤大雅, 从而女性能被正规雇用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如今的政策导向又将女性的贫困化问题还原到了“如何让男性获得更多正规雇用的机会, 从而降低未婚率”的问题上———这个方向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主要是女性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但如果正是这种家庭分工方式引导了非正规就业的盛行, 或者说非正规就业是以这种家庭分工方式为前提, 那么这就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而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性别角色分工加剧了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贫困化问题, 并将其正当化了。
(三) 女性贫困的代际传承
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 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其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 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3]。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2年数据, 在20～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中, 最突出的是单亲母亲家庭, 贫困率超过60%;而在未满20岁的未成人阶层, 占比最高的仍然是单亲母亲家庭, 贫困率达60%以上。可见, 单亲母亲家庭比其他家庭类型更容易陷入贫困, 女性贫困极易传导给下一代, 女性贫困呈现明显的代际传承的特点。很多日本学者认为单亲母亲家庭与高龄女性贫困问题严峻, 是因为这些家庭中男性支柱缺失, 将改善的重点转而放在如何提高男性收入上。而笔者认为女性贫困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女性本身的独立性上。
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将女性囿于家庭, 使其社交范围和社交质量、社交网络的层次都受到极大限制, 让女性只能越来越弱势:她们的生活圈子因婚姻被圈定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 社会资本越发薄弱, 一旦婚姻破灭, 女性几乎没有能力独立生存。因而即便家庭关系混乱, 出现了家暴、出轨等难以忍受的难堪局面, 多数家庭主妇也没有能力和勇气离开这段关系, 从而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健康关系的恶性循环。即便部分女性有勇气走出不健康的婚姻关系, 猛然切断来自丈夫的经济支援, 自己就必须再次进入职场, 并且大多只能选择限制条件更低的非正规雇用, 而低收入的非正规雇用极有可能会将她们推入贫困的深渊。如果成为单亲母亲, 这种贫困会雪上加霜, 并且很可能让孩子再次重复自己的贫困生活。因而日本女性在婚姻中很难有自主权和话语权, 并且长期囿于家庭的小圈子, 很难再获得职场上的认可和保障, 一旦婚姻破灭, 生活也会陷入无端混乱的状态。
三、日本女性生存困境背后的性别待遇差距
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 形成了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以保障男性全身心投入职业竞争的家庭分工模式, 为日本经济腾飞作出过巨大贡献。当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的低位增长或者负增长状态时, 男性连供养自己都非常吃力的情况下, 惯常的性别分工模式将很难再维持下去。但目前日本社会从政府政策到文化习惯、甚至女性本身的意识, 仍然停留在如何恢复和保障男性的家庭支撑能力上。下面就从职场、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社会文化意识三个层面,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日本女性生存困境背后的性别待遇差距。
(一) 职场上的性别待遇差距
本文将女性因职场上的性别待遇陷入贫困风险的因素归纳为:薪资待遇、学历、家庭与职业的对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工资水平上的差异。就业方面, 女性就业人数和比例都在不断上升, 说明大多数女性都愿意而且积极参与到职业竞争中。不可否认的是, 超过半数的女性就业者仍然处于低工资、低福利水平的恶劣雇用形态之下, 男女收入差距巨大。各个年龄段日本女性的工资水平都与男性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尤其是进入中年, 这一差距越发明显;同样是正规雇用, 女性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相同年龄段的男性;即便在非正规雇用形态下, 女性与男性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非正规雇用的女性, 始终处在收入的最底层。尽管政府及媒体一再强调同工同酬、男女平等, 但落实到实际操作中, 女性在职场上仍然得不到重用, 处于弱势地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女性从事的职业都属于非正规雇用, 收入低, 很难获得社会福利保障, 几乎被排斥在社会边缘。
其次是学历水平上的差异。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数据, 日本女性的四年制大学入学率不断上升, 从2000年的31.5%升至2014年的47.8%, 14年间上升了16个百分点, “高学历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大学。不可否认的是, 相较于男性的大学入学率, 女性仍然处于低位;且女性进入短期大学3的比例远远高出男性, 因而在实际的教育产出上也会有很大差距。学历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男女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因学历差距造成贫困的原因有三:一是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 需要高精尖技术和知识的金融、信息服务行业与需要熟练工的普通服务行业之间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 而学历成为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从事前者的通行证;二是传统的“日本式做法”———新员工研修制度已不再适用, 企业开始追求“拿来即用”的熟练人才, 不再愿意给员工更多的培训机会, 对于非正规雇用者更是采取“即用即丢”的态度;三是建立在技术和经验基础上的自营业和小作坊经营开始衰退, 原本在这样的领域可以不必拥有高学历, 只要自己有经验、技术精湛就可以拥有稳定的职业生涯, 现如今这条道路也越来越走不通。因此, 剧烈变动的日本社会因学历造成的贫富差距在女性身上越来越明显。另外不容忽视的是部分中学肄业、高中退学或者未就学的女性。初高中毕业的年轻女性很容易陷入贫困, 失业率、无业率也很高, 一旦陷入贫困, 就很难再有机会走出来。
最后是职业女性的两难处境。如果说学历是日本女性进入职场的敲门砖, 进入职场以后的性别困境才是让她们举步维艰的试金石。根据贝克尔的时间配置模型, 时间市场价值高的人会减少时间密集型产品消费, 用产品的质量替代产品的数量;相反, 时间市场价值低的人不得不选择时间密集型产品[4]。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时间都是有限的, 时间是个人能力发挥的载体, 将时间投入不同的活动, 不仅对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不同影响, 也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的效用和影响。
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时间配置效益评价标准的性别双重性和时间配置的性别化, 不可避免地会对男女两性的职业生涯发展产生影响。社会资本是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 女性缺乏时间和家庭支持来建立亲属以外的社会网络, 因而会由于缺乏社会交往时间而难以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女性由于性别角色分工的限定作用, 容易陷入时间价值与发展机会不均衡的恶性循环:一是家务劳动占用了女性大量的生活时间, 每一件琐事都用掉了女性可能用于其他任何一种事业的时间, 可投入工作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并且碎片化, 致使其单位时间内的市场价值进一步降低;二是女性只能从事时间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重复性和低报酬的工作, 为了获得更多报酬, 又只能不断挤压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三是时间和精力不断被挤压, 缺乏自我学习和提升的机会, 职业选择的范围不断压缩, 时间价值进一步降低, 如此恶性循环。从这一点来看, 日本女性的职业生涯受到时间和职务的双重限制:一方面低价值劳动使职业女性丧失了提高技术的动力, 尽管这种技术是可以证明她们能够胜任该职业;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场合的性别角色压力, 职业女性缺乏学习的时间和职业培训的机会, 双重受限进一步将女性限制在不利的职业地位。
(二) 社会福利政策的性别待遇差距
日本是亚洲工业化发展最早的国家,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其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构成了主要由雇员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四大险类组成的保险体系。日本采取全面保险制度, 原则上在日本的所有居民都必须加入官方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也是原则上强制使用于所有雇员。因此在此着重讨论可能产生性别待遇差距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两大类。
首先是失业保险政策。日本的失业保险针对的是“通过劳动所得维持家庭生计的劳动者”失业时给予的保险金, 保险对象有严格的限制。虽然失业保险名义上适用于所有一般雇员, 短时间雇员必须是每周规定工作时间为20小时以上以及每年工作31日以上者。另外, 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 申请者还必须满足:失业情况得到公共职业安定所确认, 日前处于无工作状态, 失业之前的1年内累计参保时间须在12个月以上。因为疾病、生育、辞职做全职太太的情况是不被受理的。辞职后再找到下一份工作期间, 做任何会产生收入的事情 (包括打零工等) 都会影响失业保险金的领取。
简单说, 就是失业保险的保险对象是一家之主 (正规雇用者) , 非正规雇用者可能成为一家之主的情况最开始并没有纳入考虑范围[5]。伴随经济的长期不景气,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非正规雇用者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重任。临时劳动实际上很难加入失业保险, 非正规雇用者大都未能纳入失业保险范围, 所以即便失业也无法获得政府补助。即便有幸加入了失业保险, 长期失业也不能一直享受政府失业补助。而很多女性是非正规雇用, 她们不仅要承受低工资待遇, 还必须做好“即便失业, 也无法得到政府补助”的心理准备, 她们是难以纳入社会福利保障的低收入阶层, 贫困如影随形。
其次是养老保险政策。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达3459万人, 占总人口的27.3%, 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7.7%。日期1965年养老抚养比为1∶9.1, 2000年为1∶3.6, 2025年降至1∶1.8, 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降至1∶1.2 (日本财务省数据) 。老年人口呈年年上升的趋势。上了年纪以后, 大部分老年人无法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参与社会劳动, 获得收入的能力越来越弱。加之老年期的长期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核心家庭化、国民意识的变化等, 已经无法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 这时候作为支撑老年人生活的经济支柱———养老金制度就变得至关重要。日本的养老金制度包括“公私”两个部分, 即“公共养老金”与“私人养老金”。前者是一种义务缴纳的养老金制度, 即所有日本居民都有义务加入, 后者则由个人自愿加入。公共养老金包括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共济年金3种, 其中共济年金的被保险对象是国家公务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日本女性的低收入困境问题, 因而重点分析全民参保的公共养老金中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
国民年金是指所有20～60岁的日本国民都应加入的养老金制度。在日本, 无论加入哪一类保险, 被保险人及保险缴纳方式都分为三类:第一类被保险人即保险对象为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者、学生、自由职业者、无业人员等, 通过付款通知或者银行转账支付, 是一种自主负担的养老金制度;第二类被保险人即保险对象是适用于厚生年金制度的拥有正式工作的劳动者, 因为国民年金保险费已经包含在厚生年金保险费内, 参与厚生年金的人会自动纳入国民年金;第三类被保险人即保险对象是第二类被保险人20～60岁的配偶。第三类被保险人由配偶一并支付, 即拥有正式工作加入厚生保险的被保险人, 其妻子自动享受国民年金而不用支付任何费用。
在这种养老保险制度下, 表面看来家庭主妇虽然未能参与职业竞争, 却可以在养老福利方面搭乘丈夫的“便车”, 从另一方面讲也将女性囿于“家庭”框架中。一旦女性跳出这个框架, 或者一开始就未能进入这个框架, 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保障之外。这种福利政策制定之初就是假定“女性属于婚姻和家庭”, 以“家”为单位衡量女性价值理所当然。当整体经济状况不景气, 很多男性不得不选择非正规雇用时, 女性希望通过结婚获得保障和庇护的想象破灭;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得不选择经济独立, 大多数却只能进入待遇更低的非正规雇用, 陷入无保障生活的恶性循环。
厚生年金被保险人自动加入国民年金, 享受厚生年金的被保险人被归入第二类被保险人, 在基础年金 (国民年金) 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厚生年金。日本年金制度是所谓的“二层构造”, 在第一层国民年金 (基础年金) 的基础上, 第一类被保险人还可以享受附加年金、国民年金基金;第二类被保险人可以享受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第三类被保险人则无法享受“二层构造”, 只能享受丈夫附带的国民年金 (基础年金) 。
在现行保障制度下, 一旦离婚或者受正规雇用一方死亡, 没有正式工作的配偶极有可能陷入养老保险金极低的境地。另外, 日本养老金享受资格为缴纳保险金足25年, 造成很多人“无养老金”的状况。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 将近118万日本人处于“无养老金”状态;而只能享受基础年金 (国民年金) 的被保险人达832万人, 厚生年金每月不足10万元的人达362万人, 也就是说, 近1300万老年人每月保障额度不到10万日元;在养老保险额度极低的人群中, 女性占比非常高, 男性的平均保障额度是每月20万日元, 而女性只有10万日元[6]。
女性的低年金、无年金问题日渐严峻的根本在于:第三类被保险人的保险制度不完善。第三类被保险人的保险制度始于1986年4月1日, 之前的保险制度下只要丈夫缴纳了厚生年金或者共济年金, 家庭主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国民年金。因此在第三类被保险人的保险制度实施以前, 如果家庭主妇未缴纳保险金, 则无法享受养老保险, 这种常识下女性可能会有意识地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而1986年第三类被保险人的保险制度实施以后, 虽然理论上她们不用支付保险金也可以获得基础养老保险, 但如果丈夫的缴纳年限不足, 她们就享受不到养老保障。日本高龄女性贫困问题尤其突出,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性别偏向问题, 女性在自己的养老保障方面完全没有主动权。另外, 即便丈夫去世后留下少量积蓄或者住宅, 也被认定为拥有资产而无法申请政府的生活补贴, 老年女性的贫困问题积重难返。
(三) 文化牢笼里的性别困境
一方面是男尊女卑的传统思维。日本与中国类似, 都是受传统封建文化影响深重的民族。男权地位崛起于私有制的产生,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 家庭由小农经济主导, 家庭的基本分工形式为“男耕女织”, 从而形成了夫权统治的局面。在这种模式下, 男性成为谋取生活资料的主导者, 女性则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这种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维模式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日女性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人们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因为她们有异于男人的生理结构, 然而“女主内, 男主外”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并不是直接由生理决定的, 而是受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而是社会文化歧视的结果[7]。这种由性别产生的不平等, 形成了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压迫体制, 人们因性别决定劳动分工、工作待遇及行为方式, 男性总是比女性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掌握更多的权力。这一点无论在日本的男女就业形式还是社会保障制度上都有深刻体现。
另一方面是家庭劳动责任女性化。日本的家务劳动分配充分体现了家务劳动责任女性化的特点。从日本福井县双职工家庭中家务劳动分担数据的分布情况可发现, 尽管双职工家庭中妻子同样参与社会劳动, 但家务负担率极高, 而大部分地区丈夫的家务负担比例不到一成。这种家务劳动分配方式并没有因女性参与职业竞争而有很大的改变[8]。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以往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已经逐渐分化为一家一户的“核心家庭”模式, 妇女所做的家务劳动与社会不再发生任何关系。这时“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性质, 它不再涉及社会, 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家务劳动的私人性质大大降低了它的社会价值, 因此, “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 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9]。劳动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不仅成为家庭财产分配的唯一依据, 也决定着不同劳动主体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
同样参与职业竞争, 女性不得不受家务劳动掣肘, 男性却很少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调查数据显示, 日本2016年因生育第一胎而离职的女性达6成, 因照顾家庭中的老人或小孩而离职的9万人中80%左右是女性。如果这种性别困境得不到改善, 在个人化、多元化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女性很难再选择进入婚姻。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不仅会影响女性自身的积极性和健康状况, 还会影响生育率以及日本经济整体的活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日本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被动状态, 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制度和社会意识综合导致的。即便政府希望从政策角度来改善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壁垒, 也因受到传统思维的限制或者现实需求的掣肘, 而无法做到根本上的改变———女性依然是社会劳动中的被动者。虽然政府为进一步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作出很多政策上的努力, 但最终无论是职场上的性别待遇差距, 还是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 甚至政府福利政策的思想基础, 都依然停留在“女性劳动只是家庭收入的辅助部分”, 女性在劳动市场里始终处于不必要的“他者”地位, 从而致使日本女性的职业选择呈现明显的家庭依存模式———M字型就业曲线, 女性需要随时准备为家庭作出职业上的牺牲。要真正改变日本女性的就业困境, 就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女性的家庭依存模式。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是女性自身独立意识的确立。与“少子高龄化”相对应的是日本年轻人晚婚、不婚率的节节攀升。日本年轻人真的不想结婚吗?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2年公布的20岁左右单身男女的结婚观念变化数据显示:61.9%的男性、75.6%的女性有结婚意愿;女性比男性的结婚意愿更加强烈, 四分之三的女性都想要进入婚姻。相比于10年前的2002年对同一问题的回答来看, 男性结婚意愿变化不大 (2002年61.8%) , 女性结婚意愿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 且特别集中于回答“一定要结婚”、结婚意愿强烈的女性占比明显上升。但从不同收入阶层的男女实际异性交往经历来看, 个人的交往经历与收入呈正相关, 收入越低, 有异性交往经历者占比越低, 收入不足百万的女性只有28.1%、男性只有17.2%有异性交往经历。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目前20%左右的单身成年男女虽然有强烈的结婚意愿, 但是很难有合适的结婚对象, 特别是低收入阶层, 可能很难进入婚姻。
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年收入500万日元的男性作为结婚对象的接受度最高, 36.2%的女性期待自己的结婚对象收入达到500万日元, 这与现实情况中20～30岁年轻人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较大 (2014年男性平均年收入265万日元) ;且相对于“与收入无关”的回答者 (占比15%) , 期待结婚对象年收入在“700万日元以上到1500万日元以下”的女性 (18.7%) 占比更高[10]。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日本女性对婚姻的经济保障仍然抱有美好的期待, 但理想和现实差距明显。一方面她们急于进入婚姻获得经济上的庇护, 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周围越来越多的男性在收入上与自己的理想期待相差甚远的局面。如若女性自身经济独立, 不仅可以让她们更有话语权, 也可以减少她们在进入婚姻时对结婚对象经济上的顾虑。
其次, 打破社会保障体系的家庭依存模式。战后日本社会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女性劳动的家庭依存模式, 日本性别角色分工确立和形成的前提也是女性的经济价值和地位囊括在“家庭”这把大伞之下:未婚女性受以父亲为主的家庭经济保护, 结婚后把经济责任转换给丈夫, 独居女性老人则可以享受遗属年金和儿子的经济支持, 如此形成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依存模式, 因此也形成了一个以家庭依存模式为前提的社会保障体系。战后高速发展时期, 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固定下来, 默认的前提是生命历程的可预测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即:大部分女性都能够顺利进入婚姻, 且不离婚;在女性未婚时期支撑她们的父亲们、结婚以后供养她们的丈夫们都有足够的收入来供养这个家庭。因而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参与的社会劳动大多是辅助性、自我消遣性的临时劳动。经济泡沫破灭以后, 伴随日本经济的衰退, 人们的就业预期开始发生转变: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越来越难达成, 个人收入越来越不稳定, 从而导致长期以来的家庭依存模式受到冲击。家庭本身的经济能力受到冲击, 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选择独立;即便进入婚姻, 单纯依靠丈夫的收入也很难维持家庭开销。如若社会政策改革、媒体宣传以及女性本身的意识仍停留在“丈夫负责赚钱养家”的期待中, 未来婚姻关系的达成将越来越困难。
最后, 政府和社会要为女性独立提供环境保障。2013年, 日本首相安倍宣布将优先考虑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并强调这是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期望到2020年, 生育完第一个孩子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比重可以提升至55%, 他认为这一举措可以提升15%的国民生产总值。但2016年3月的一场“保育园风波”4一度将“安倍女性经济学”推上风口浪尖。政府一方面鼓吹让“女性活跃”, “女性进入社会”, 一方面迟迟无力解决儿童入托难等问题, 致使日本女性难以真正回归社会, 从而进一步影响生育率、结婚率。更有媒体表示, “安倍女性经济学”表面上鼓励女性积极进入职场, 但女性的工资依旧很低, 非正式员工很多, 反映出安倍政权仍然把女性看作廉价劳动力。如果女性在参与职业竞争时能够像男性一样无后顾之忧, 全身心投入, 而无需负担育儿、养老等一系列家庭内部劳动, 她们未来对日本社会的经济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也让她们更有底气兼顾母亲和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当然, 前提是社会有完备的福利保障机制, 以保证家庭内部劳动可以实现尽可能的外部化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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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数据来源于2012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2 数据来源于日本総务省统计局2014年数据。
3 短期大学 (在日又简称短大) , 高等教育设施之一。在日本, 短期大学教授家政、文学、外语、教育、保健方面的内容。其学习年限通常为2年, 而医疗技术、护士学科为3年制。短期大学中约42%属于女子短期大学。
4 2016年3月, 一篇由日本妈妈所写《孩子上不了保育园, 日本去死吧》的匿名博客在日本引发反响。一些有相同遭遇的民众组织集会、递交签名, 向政府表达不满。首相安倍晋三也因此在国会上就该话题接受质询。3月9日, 参加抗议的妈妈们来到国会, 亲手将联名簿呈交给厚生劳动大臣盐崎恭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