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近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教育始终居于重要地位。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政府就将教育定位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大略，视为“皇国前途之根本”,在对西方各国的教育制度及实况进行充分考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先后颁布《学制》《教育令》《学校令》，直至 1890 年颁布《教育敕语》，标志着日本正式确立了近代教育体制。不可否认，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一方面加速了日本追赶西方列强的近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其狭隘的国家主义理念及政治统治教育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日本教育的“病态模式”,使得教育不仅被封建军国思想所支配，还沦为政府对内维护专制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那么日本的近代教育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遭受军国思想侵蚀并最终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化的呢？ 本文试从日本近代教育与军国主义的关联视角，遵照确立、扩充、右倾化、极端化的发展进程对日本近代教育分阶段进行考察，从教育理念、教育行政及教育内容等三个方面探析日本近代教育被军国主义思想侵蚀的全过程，并揭示日本近代教育军国主义化的实质。
一、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与军国主义教育的萌芽（ 1868-1896）
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来，为了创建新的符合时代需求和本国发展的教育制度，日本政府在对西方诸国的教育制度进行考察、比较、借鉴的基础上，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法令，直至近代教育体制的最终确立。从 1868 年明治政府建立至1972 年颁布《学制》，是日本政府摸索教育发展方向的阶段。法国式《学制》的颁布及实施，使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初具规模； 1879 年，美国式自由《教育令》的颁布及实施，扩大了教育的自由和地方自主权。鉴于该《教育令》颁布后出现的入学率低下等弊端，日本政府于 1881 年和 1885 年对《教育令》展开全面修改，最终形成了《学校令》。从1886 年颁布《学校令》到 1890 年颁布《教育敕语》，再至 1896 年成立“高等教育会议”,正是日本近代教育体制正式确立的时期。《学校令》标志着日本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1889 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着皇权教育行政的确立，而《教育敕语》则标志着皇国教育理念的法制化。这一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阶段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皇国教育理念的法制化、皇权干预教育行政、军事教育的实施。
（ 一） 皇国教育理念的法制化
1872 年《学制》的颁布明确宣布了明治政府的教育方针与理念，在批判旧教育“动辄高唱为了国家，而不知立身之基”、“旧来沿袭之弊端学问，被倡导为……为国家而学”的教学目的旨在治理国家的同时，明确了新教育旨在个人，“人人……自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而遂其一生，……此为设立学校之缘由”、“学问应谓立身之财本”.①而1879 年颁布《教育令》之前，明治政府为了弥补此前教育中“国家主义”理念的缺失，颁布了由天皇侍讲、儒学家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其内容如下：
“教学之要，在明仁义忠孝、究智识才艺、以尽人道，此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所教之处。然晚近专尚智识才艺，驰于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不少。之所以如此，在于维新之始，以破陋习、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卓见，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奏日新之效。
然其流弊在于以仁义忠孝为后，徒竞洋风，将来恐终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此乃非我邦教学之本义也。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训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品行，而各科之学，随其才器日益长进，道德才艺，本末全备，以布大中至正之教学于天下。如是，则我邦独立之精神可无耻于宇内。”
②《教学大旨》虽未明文规定教学的目的是为国家，但是认为“忠孝”为教育之本，是借儒教的“忠孝”以宣示教育为国的目的。而其后则愈演愈烈，1881 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施行规则》，规定“教育之目的主要在于振作尊王爱国之志气”,这意味着政府开始在教育政策中公然提出“皇国”教育目的。而时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不但参与制定了《学校令》，还利用各种场合公开宣讲教育行政及各级教育完全是为了国家，学政的第一目的是“为国家”,初等、中等教育之目的是“为国家”,高等教育更是“为国家”,提倡确立国家主义教育。1890 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则是将此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国家主义教育公开化、正式化、法制化，以敕语的形式确定了此后 50 年日本教育的基本目标---“义勇奉公”、“扶翼皇运”,即皇国教育。皇国教育理念的确立，明确了统合日本国民的路径，即个人→家庭→集团→国家→天皇，使得每个国民都将个人与家庭、国家、天皇紧密连为一体，最后达到“亿兆一心”、“扶翼皇运”的政治目的，从而为以天皇为核心的“皇军国”主义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 教育行政的军事干预
明治维新后，政府通过增加军费开支、加强军事机构、确立“富国强兵”路线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军国”程度，至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日本的“军国”已经初具雏形。在这一前提下，军事领域强化了与教育领域的关联度，成为日后军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主要表现为： 第一，军事官员的教育构想。例如，1878 年开始担任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在《论主一赋兵》中提出： “男子 6 岁入学、13 岁转入中学、19 岁毕业、20 岁入兵籍。时过数年，遂举国内无一夫不为兵丁，无一民不为文事。是时，海内可看做文武之一大学校。”
③第二，军事官员兼任教育官员。《学制》颁布后，士族及旧军人不仅是国内新教育、中高等教育的主要接受者，还普遍任教于新教育领域。例如，据统计，1874 年的 9 所官立外国语学校、8 所公立外语学校、74 所私立外语学校中，士族阶级的子弟占 81. 8%; 1872 年东京市内 16 所外语私塾（ 学生916 名） 的创建者均为洋学士族。
①武士阶层广泛参与教育领域的客观结果是向民众普及了尚武精神。而 1878 年 12 月开始担任陆军卿的西乡从道曾在1878 年5 月24 日至12 月24 日兼任文部卿。
军事官员转任或兼任教育官员，便于将国家的军事要求贯彻到教育领域中。第三，专门军事人员的培养与教育。该时期，日本政府加强了正规军人的教育机构，1878 年设立陆军士官学校，1883年开设陆军大学校，1874 年海军省设立海军分校，1881 年将海军分校改为海军机关学校。
（ 三） 学校军事教育的展开
随着皇国主义教育理念的确立以及军事领域对教育领域的势力渗透，日本的各级学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军事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中率先引入了军事教育。首先，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后，从陆军将领兼任师范学校校长、师范学校课程中导入“军事体操”、师范学校采用军队式生活方式、对师范毕业生实行特殊兵役制度等四个方面，强化了师范教育中的军事教育。旨在以通过教师日本各级学校中推崇尚武精神。其次，针对初等教育领域，1890 年修改的《小学教育令》中规定，提升“体操课”的比重，小学的教育目的首先便是“小学以留意儿童身体之发达”,②足见政府对儿童身体素质的重视程度。1891 年的《小学教则大纲》规定，普通小学历史课要讲授“国民之勇武”.
③再次，针对中学教育领域，1886 年 6 月的《普通中学学科及其程度》及同年 7 月的《高等中学学科及其程度》中，均在体操课内列入了“军事体操”.1888 年 12 月，文部省制定了学生体格检查样式，并指示文部省直辖学校每年报告检查结果，足见政府对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视。最后，针对高等教育领域，1887 年帝国大学新设两个军事学科，一是武器制造学科，二是火药学科，直接为军队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可见，在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阶段，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已经不同程度的开展了军事教育，意味着自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确立之初即遭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渗透，其确立阶段即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萌芽期。
二、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扩充与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 1896-1817）
从 1896 年 12 月“高等教育会议”的召开到1917 年 9 月“临时教育会议”的召开，日本政府颁布或修改了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敕令，横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涵盖公立和私立教育。其改革的范围之广、项目之多，标志着此前确立的近代教育体制实现了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在对近代教育体制进一步扩充的同时，日本政府继续加强了教育领域中的皇国与军国内容，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一） 皇国教育理念的扭曲
在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阶段被法制化了的皇国教育理念，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扩充，开始在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的课程改革及日常活动中广泛普及，主要表现为修身课中“皇国”内容的加强、历史课中“尊皇”内容的主张、学校节日仪式中“尊皇”仪式的强化。日本政府在加强向国民灌输“皇国”理念的同时，开始逾越正常的爱国界限，并渐渐渗透至人道、生命、真理、他国利益等本应予以弘扬的教育内容。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排斥普遍的人道主义原则，轻视国民的生命。高等小学教科书中出现了“生于广阔世界中罕见之该美丽国土的、御恩深厚、奉戴皇室的我等臣民，为国为君奉献生命，固为其本分，况且想到死后成为护国之神长久接受祭奠，我国民应为君、为国而不惜自己的生命”.
①第二，无视邻国主权，美化对外侵略。修身教科书借对邻国的军事侵略、殖民统治渲染天皇对日本国民的恩泽。由此，日本的皇国教育理念开始出现扭曲，弊端尽显，并进而成为下一阶段教育理念右倾化的发端。
（ 二） 军界制度化地参与教育决策
在近代教育体制的扩充阶段，日本的“军国”特征进一步凸显。首先，军人首相增多，从 1896年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上台到 1918 年寺内正毅内阁解散，期间共有 13 任首相，其中 6 人为陆、海军军人。其次，军事机构的加强，军部独立、甚至凌驾于政府之上，不允许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干预。再次，军队不断扩大，士兵人数激增。在这样的背景下，军界在日本国内的话语权增强，广泛参与到日本各项国家决策中，教育领域也无法例外。
在文部省酝酿设立高等教育会议期间，时任文部大臣河野敏镰、井上毅先后提出过设立高等教育会议的方案，均将陆军省、海军省列为必任委员。
1898 年改革高等教育会议时，在新规定的必任委员中增加了“陆军及海军教育主任将校各一人”.②通过这种方式，军界的教育要求便可直接反映到教育政策中去。军界对教育界的干预，虽然能够使教育有效地为国家的军事发展服务，但是也侵害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且一旦过度，则严重影响教育的发展。在军界的制度化干预下，教育最终沦为军界统御国民思想的手段，成为其扩充军备、加大对外侵略的有效工具。
（ 三） 学校教育中军事内容的强化
甲午战争后，在日本国家整体军国主义发展的方向之下，日本近代学校教育中的军事内容被进一步加强。第一，小学生继续实施军事体操训练。1896 年 3 月的小学高等科《男生体操课教学细目》中规定，“军事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严正的纪律与秩序。体操教授易于接受部队军事训练的基础”.
③第二，小学教科书中加入了军事内容，如 1904 年的第一期国定地理教科书“与以往的教科书相比，尤其多了关于军事的记述，每个城市中都标有师团司令部的所在地，标记了所有的军港”.
④第三，中学加强了军事体操训练。1902 年修改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全学年的体操课增加 3 课时； 同年的《中学讲授要目》规定，中学一至三年级的体操每周均须 3 课时以上，其中军事体操的内容包括“徒手单人军训”、“徒手小队军训”、“徒手中队军训”、“号令演习”、“四、五年级操枪中队军训”,均为必修课； 而使用的器械包括“枪及其附件、军刀及其附件、背囊、喇叭”等。
⑤第四，大学教育中也加强了军事因素。1900年，东京帝国大学制定了《工科大学及理科大学陆军炮工学生规程》，建立了“陆军炮工学生制度”.
在该制度下，日本陆军为了培养在兵器、筑城等方面的技术将校，将陆军炮工学校的部分高等科毕业生作为名额外学生派往东京帝国大学或工科大学，三年期满后发给毕业证书，授予学士称号。这标志着日本承担普通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开始制度化地培养军事人才。
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扩充，日本军界加强了对教育领域的渗透，促使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进一步发展壮大。
三、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右倾化与军国主义教育的体制化（ 1917-1937）
1917 年 9 月，日本政府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1924 年 4 月召开了“文政审议会”,1937 年12 月召开了“教育审议会”,在这一阶段，日本的近代教育体制继续扩充，出现了两个特征： 一为教育的实用性空前加强，其目的在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为教育体制呈现明显的“右倾化”特征，即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方面，“皇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比重大大增加。
（ 一） 皇国主义教育的强化
1917 年，时任日本政府首相寺内正毅在临时教育会议上发表演说，开篇即称，“我帝国奉戴万世一系之天皇，夙定君臣之分，国体之精华冠绝于万邦”,继而提出日本在一战后“须日益加强教育以发扬国体之精华，……以翼赞皇猷”,并特别强调“教育之道多端，然国民教育之要在于……培养富于护国精神之忠良臣民”.①在该宗旨下，临时教育会议提出的各项建议均强调推广尊皇教育。
1924 年 4 月设立的文政审议会愈加重视“国民精神”,《文政审议会官制》规定该审议会调查审议的首要内容便是“国民精神之振作”; 文政审议会审议的各项内容均强调“德性”与“德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开始利用宗教、神学及皇学等，加强对“国体”精神的培养。由此可见，在大正民主运动中，日本的皇国意识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被进一步强化、神化。而皇国主义教育，归根结底是日本政府用来统御国民思想的工具之一，其最终目的是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推行对外扩张的国策服务，借由天皇这一纽带，皇国主义教育与军国主义教育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 二） 教育行政的军界干预程度空前增强
随着大正时期民主、自由思潮的发展，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教育行政干涉的制度化管理，天皇的辅弼机构枢密院顾问官开始参与教育决策，内阁行政也直接介入教育行政，各政党也开始关注教育问题，而军方也进一步参与教育决策。临时教育会议的36 名委员中，2 名为军界人士； 临时教育会议的 52 名历任委员中，33 人士族出生； 文政审议会的总裁先后由 11 位首相担任，其中三位为现役军部大将； 文政审议会刚设立时的委员中包括3 名军界官员； 1928 年以后陆海军两省次官开始担任文政审议会临时委员，在历任的 23 名临时委员中，10 名 为 军 界 人 士，占 临 时 委 员 总 数 的43. 5% .由此可见，较近代教育体制的扩充阶段，军界势力对教育决策的干预程度空前增强，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 三） 军国主义教育的体制化第一，“临时教育会议”下的军国主义教育。
1917 年 12 月，临时教育会议向首相提出《振兴军事体操的建议》，建议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军事体操训练，“学校振兴军事训练，以大大裨补其德育，并以资体育，诚乃鉴于帝国教育现状之紧急要务，望速采取适当之措施”.其理由是： “军事训练于驯致纪律、服从等良习大有效果。……体育上能完成身体之发达，造就强健国民之基础，并启发军事知识技能之一端，与其德育涵养的忠爱心一道，可得他日服于军务之素养。”
②可见，学校教育中实施军事体操训练主要是为了尽早培养各种“军务之素养”.该方案同月被批准通过，表明日本政府内部在推进学校军事教育方面达成了共识，标志着学校教育中军事教育体制的确立。
第二，“文政审议会”下的军国主义教育。在前一阶段，日本各类学校中已经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军事训练，此阶段日本政府颁布了《振兴学校军事训练的措施》、《陆军省、文部省有关军事训练的协议备忘录》、《学校军事训练教学要目》等一系列条令文书，进一步推进学校教育中军国主义教育的体制化发展。针对初等教育领域，进一步增加了国定教科书中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 针对中等以上学校在校生及社会青年，有组织地展开军事训练，旨在将初等教育毕业至 19 岁的劳动青年组织起来，以军事教育为核心构筑“战力基础”,服务于其对外扩张的军事战略。
由此可见，在日本近代教育体制走向“右倾化”的同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趁虚而入，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均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虽然朝野不乏批判之声，但是依旧未能阻挡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体制化进程。
四、日本近代教育体制的极端化与军国主义教育的极端化（ 1937-1945）
1937 年日本政府掀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1941 年日本宣布对美开战，至此，日本在其对外扩张、侵略的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而其军国主义程度也日益极端化。例如，从第一次近卫内阁至日本战败时的铃木贯太郎内阁共历任 9位首相，其中 6 人都是陆海军军人； 1938 年 4月，日本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旨在实现“国防目的”,即要将全国高度组织起来投入到对外战争中去，建立全面战时国家体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日本的近代教育体制也走向极端化，其军国主义教育特征全面凸显，并呈现极端化态势。
（ 一） 皇国教育理念的极端化从1937 年12 月的“教育审议会”到1945 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的近代教育体制逐步走向极端并最终濒临崩溃。在这一时期，皇国主义教育理念被绝对化，不断强化教育“为皇国”、远离个人的目的，开始要求“舍我去私、唯奉天皇”,即为了皇国而完全抹杀个人，皇国教育目的开始走向极端化。
1937 年 5 月文部省编撰发行了《国体本义》，具体阐释了“国体”的含义、特征以及对臣民的要求。在教育理念层面，《国体主义》阐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有三个： 一为批判西方的个人本位思想，从而实现其国民思想统御的目的； 二为强调国体的绝对性，包括皇权神受、万古不易的理念，天皇神化的主张以及将忠君、爱国、敬神三者合而为一的设想； 三为要求国民“舍我去私、唯奉天皇”.至此，日本政府将皇国教育理念绝对化，并在国民间普及推广，从思想上统御国民，促使国民全力支持其对外战争。
（ 二） 对教育行政的极端干涉在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后，日本政府为了不断将教育有效地动员到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全面强化了政府即军国对教育行政的统御与干涉，教育行政的独立性丧失殆尽。主要表现为教育体制的改革、对教师的控制以及民众教育权的抹杀等三个方面。
第一，1937 年 12 月 10 日至 1942 年 5 月 9日，日本政府设立直属内阁的教育审议会，最终任命委员 65 人、临时委员 8 人、干事 14 人，召开大会 14 次、特别委员会 61 次、整理委员会 168 次，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其调查审议涉及的内容与领域之广空前绝后，标志着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
但遗憾的是该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并非民主化教育行政方式的发端，而是“发挥了自下而上支撑天皇制官僚、军部强大统治力的作用。换言之，咨询机构并没有导出合议制的积极方面而是加强了遮羞布的功能，对天皇制教学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①第二，加强对教师的管理，战时体制下学校的教师岗位被非教育界人士直接占据。在大学教育中，海军中将、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平贺让1938年 12 月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海军大将百武源吾 1945 年 3 月就任九州大学总长； 在初等、中等教育领域，文部省 1944 年 2 月制定了《军人、官吏等免试担任国民学校、青年学校、中等学校教员的临时特例》，允许军人及其他官吏免试担任初等、中等教育机构的教师。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教育行政的独立性，强化了学校教育的军国主义色彩。
第三，民众教育权被完全抹杀。战时日本逐步确立了独裁的法西斯政治体制，不仅自 1937 年开始下令解散日本无产党、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社会大众党、民政党等全部政党，还继续镇压教育民主活动，主要表现为： 逮捕教育界民主人士； 解散民主教育团体； 加强对教育杂志的统治；继续镇压大学教授的民主言论。
在政府的镇压下，日本国内的左翼力量开始转向，教育领域成立“教育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于 1940 年 10 月参与设立大政翼赞会，开始对法西斯政治采取合作行动。
（ 三） 学校军国主义教育的极端化从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到 1941 年日本宣布对美作战，政府为了战时需要而进一步强化了学校的军事训练。
自 1941 年 12 月日本对美作战开始后，日本内阁根据战争需要，相继制定了《确立学生战时动员体制纲要》（ 1943 年 6 月） 、《教育战时非常措施方策》（ 1943 年 10 月） 、《基于决战非常措 施 纲 要 的 学 生 动 员 纲 要》（ 1944 年 3月） 、《学童疏散促进纲要》（ 1944 年 6 月） 、《决战教育措施纲要》（ 1945 年 3 月） 、《战时教育令》（ 1945 年 5 月） 等政策，将所有在校学生直接或间接地投入战争。其主要做法包括： 缩短在校生就学年限、动员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加强学校军事训练以及学生参战、学校停课，最终教育崩溃。至此，日本近代教育不断沦为其对外侵略的直接工具，最终“形”“神”俱灭。
五、结 论
如上文论述所示，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并非一夕之内确立的，它是在 1890 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奠定根基之后，经过明治末期的酝酿、借助大正时期的教育改革而最终形成，并随着日本“强兵富国”的国家方略的推进，一步步走向右倾直至极端化，彻底沦为天皇政权对内维护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工具。
回顾日本近代教育的历史，不能否认日本近代教育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为日本的国家独立和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当近代教育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化之后，又给日本的国民以及其他被侵略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日本的近代教育因其军国主义化而走向灭亡，而日本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则因自身理性的缺失，在战时中断，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