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陈岱孙是我国20世纪着名的经济学家和高等教育家。他早期的求学和任教经历不仅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更深刻影响了其学术志趣、理论架构和文化情怀。陈岱孙早期的经济思想主要涉及经济建设、财政收支、货币金融等方面，这些思想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展现出一代经济学大家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与责任担当，并具有立足现实、经世致用和通识并举、融会贯通的典型特征，对当今的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仍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陈岱孙; 经济思想史; 经济学家; 民国经济;
Abstract： Chen Daisun is a famous economist and higher education theorist in China in the 20 th century. His early learning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not only provided rich materials for his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ed his academic interes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ultural spirits. Chen Daisun's early economic thoughts mainly involved economic development, public finance and monetary policy, which were interrelated and progressive, showing deep patriotism and responsibility of an economist. His economic thoughts were all based on the urgent needs of reality and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disciplines, which st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economic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 Chen Daisun;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conomist; Econom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迅速涌入中国，同本土研究形成碰撞交融，诞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理论和着作，培育了众多影响至今的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着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陈岱孙先后经历了旧式私塾启蒙、远洋留学、任教清华、西迁联大等多个重要的阶段，他的早期人生经历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时局动荡的深刻反映，亦是中国教育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剧烈转型、变革的生动写照。在中青年时期，陈岱孙亲历了中西方迥乎不同的知识体系，并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兼具学术和实践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战时经济战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始终坚守在经济学教育的第一线，为经济学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扎实基础。晏智杰（1994）曾指出，若以1926年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作为陈岱孙一生的学术起点，那么抗战前后（1934—1946年）即为其首个学术高峰。1本文关于陈岱孙经济思想内容和特征的讨论，也主要基于这一时期。
陈岱孙的经济思想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鉴于其早期研究领域相对广阔而分散，其中以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成就最为人瞩目，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此。丁文丽和王文平（2014）聚焦于西南联大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环境，梳理了陈岱孙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主要学术思想；黄海涛等（2014）则将“计划统制”思想作为陈岱孙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主要成果，并详细论述了这一思想对当时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陈岱孙专治外国经济学说史，另有对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新现象、新事物、新领域的针对性意见或观点，这些内容集中呈现于两卷本的《陈岱孙文集》及相关学术论文中。例如，丁冰（2009）着重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陈岱孙的学术成就，认为其不仅在经济学思想上，更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富有创见，为后辈学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再如平新乔（2017）将陈岱孙的学术贡献归纳为财政、货币、汇率、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等四大方面。除阶段性思想论述外，还有研究对陈岱孙近70年学术生涯的全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全面展现了陈岱孙经济思想的阶段特征和演变趋势。2
总体来看，尽管目前已有相当数量对陈岱孙经济思想的研究，但更多地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其早期思想关注相对不足；且即使偶有涉及，亦集中在西南联大时期，不够系统和全面。事实上，陈岱孙在求学时期已展现出远超同辈的经济学思维和学术能力，在归国之初、任教清华期间也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这些都为其后续的学术高峰做了扎实铺垫。他在改革开放后的诸多观点和见解，亦可从其早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中窥见端倪。因此，要深刻认识陈岱孙经济思想的贡献和演变历程，离不开对其早期的求学、任教和治学经历的研究。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着重探寻陈岱孙先生早期经济思想的缘起，系统总结与浓缩从归国任教清华到西南联大二十余年间陈岱孙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内容，概括其早期思想特征，揭示与其后续研究及教育理念之间的关联，兼以纪念陈岱孙先生诞辰120周年。
二、陈岱孙早期经济思想的缘起
青壮年时期的求学和任教经历，不仅为陈岱孙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知识积淀，而且深刻影响了其学术志趣、理论架构和文化情怀。
（一）学生时期
受到家学渊源的影响，陈岱孙接受了近十年的私塾教育。以往关于民国经济学人的研究，往往将其在旧式家族和私塾中开蒙的经历一笔略过，甚至按下不表。但事实上，陈岱孙在童年时期接受的旧式教育至少对其产生了三点积极影响：其一，深植了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信念，成为陈岱孙终生治学的价值追求。按照其本人的话来说：“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3其二，培育了中学文化的深厚土壤，为其建立完整的、中西交融的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阶段，陈岱孙早已熟稔时事对策和历史评论，又广泛涉猎了各类古典名着、传记、诗词戏曲，甚至还有西洋小说的译本。4如此文理兼通、从不偏废的启蒙经历，使其在此后始终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抱有极高的热情和研究兴趣。其三，福州的三坊七巷早有“读书不轻商”的文化传统，又最早被辟为通商口岸，这为陈岱孙后来赴笈欧美、学习西方经济学埋下了伏笔。
1918年，陈岱孙入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两年间，陈岱孙在同侪间的学习成绩为中等偏上，并不十分瞩目，但在“法制史”课程中取得“超等”，在“文学评论”“伦理学史”“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等课程中亦取得“上等”，已初现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志趣和过人才能，也显示出童年时期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的扎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清华留美预备班，授课教师大多精通英文，以英文讲授的课程也占多数。考虑到预备班的办学目的和学员构成，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陈岱孙敏锐地观察到，西文课程大部分安排在上午，大家精神抖擞、全神贯注；而中文课程却在午后，学生们“气氛松懈，秩序十分不堪”。5陈岱孙虽然对此种课程设置和授课氛围并未明确表态，但实有批评之意；留美学生对中西学之间的明显侧重和取舍，给青年陈岱孙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构成了其在任教期间开展西学本土化“长征”的深层动因。
1920—1926年间，陈岱孙先于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于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一段留学经历是其正式涉猎西方经济学、开展正规学术研究的起点，在此期间，最能代表其学术志趣和研究重心的当属本科、博士阶段的两篇学位论文。陈岱孙的本科毕业论文题为《煤炭业的产业治理》（Industrial Government in Anthracite Industry），仅从选题即可看出其对产业政策、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鲜明指向和关注。这实际上受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及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威斯康星大学是制度学派的发源地和大本营，而康芒斯则是这一学派的先驱人物。须知，对于一位本科生，特别是来自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度的留学生而言，康芒斯这一级别的经济学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即使如此，陈岱孙在短短两年的本科生涯中，依然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各领域课程中成功崭露头角，并引起了康芒斯的关注6，还获得了康芒斯创办的经济学会所颁发的“金钥匙”奖。由此推知，即便康芒斯可能并未直接指导陈岱孙的学位论文写作，但其有关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研究已经深刻影响了青年陈岱孙的学术志趣和方法论取向。
而陈岱孙的博士毕业论文《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and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Massachusetts）则更直接地展现了他在专业领域的用力之深。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深刻影响了陈岱孙后续经济理论的形成。一方面在内容和选题。陈岱孙博士阶段的导师是曾任全美赋税协会会长的查尔斯·杰西·布洛克（Charles Jesse Bullock），因而其博士论文的选题亦在财政税收领域。这一选题开启了陈岱孙此后数十年在该领域的深耕细作。陈岱孙始终将政府财政预算平衡作为平抑物价、稳定汇率的重要前提，并一直把预算问题作为政府财政问题的“牛鼻子”加以重视，这与其博士论文对政府财政支出的高度关注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政府财政支出的趋势变化问题，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但正如作者本人在论文绪论中指出的，已有的财政支出理论主要应用抽象和先验的路线（演绎法）进行分析，尽管也常援引事实作为支撑，但是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归纳法分析。“就眼前的问题来说，有理由相信，以系统和全面资料为基础的归纳分析会比演绎分析得出更佳成果。”7在归纳法的指导下，陈岱孙先根据支出用途严谨定义了九类政府经常开支，随后详细整理编制了马萨诸塞州各市镇的各类开支与人口变化对照表和示意图，其数据附录在近200页的论文中占据一半以上。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当时各市镇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详细论证了各类支出变化的具体原因。这种实证研究的方法虽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还有一定差别，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统计资料整理汇编方法，但在当时演绎法普遍使用的背景下仍属罕见佳作。哈佛大学档案馆所保存的记录显示，这篇论文的观点和数据被众多研究者引用直至1978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超前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创新。更进一步说，这种基于现实情况和第一手数据展开研究的方法，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熊彼特所抨击的“李嘉图恶习”，克服了因过度追求精致的数理建模方法而背离现实的缺陷。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陈岱孙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方法论取向，既不全面拒绝数理经济学和数据分析方法，也不偏废对于实际情况、现实条件的严格遵守，这对于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仍具有相当大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自私塾启蒙至哈佛毕业，陈岱孙共经历了20年之久的求学时光。在此期间，陈岱孙接受了经济学的正统教育，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全貌也产生了清晰认知，为其归国后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后来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思想提供了充足的思想素材。
（二）任教之后
1927年，陈岱孙正式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任教。但即便时局动荡、政权更迭，他也从没有在象牙塔中故步自封、独善其身，展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学术情怀和责任担当。
其一，陈岱孙始终秉承学成报国的初心和使命，尽其所能实现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初入清华大学任教，陈岱孙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显现出优势。据其学生王传纶回忆，他授课条理之清晰，已达到“如果录音录下来，直接就可以成讲义、成书”的地步。8在清华任教之初，他的数篇文章，如《欧战后欧洲各国货币概况》《苏俄新经济政策》《最近十年之欧洲财政情形》等，均经其演讲、他人整理发表而成。9这些文章带有鲜明的“舶来”色彩，突出反映了一位留学归来的学子希望改变祖国积贫积弱现状、充分发挥所学所闻提供国外信息和经验的迫切心理。这在民国初期众多留美学生的身上都可窥见一斑。
但陈岱孙显然没有止步于此。如前所述，在留美预备学堂期间，陈岱孙已注意到了教师大多英文授课、学生忽视国文课程的状态；而在清华任教期间，他亦得知大多数教师“经常中英文夹杂并用，尤其是在讲到学术上关键的概念、辞句时总要插进外文原辞”。10在许多时人甚至今人的观念中，既然经济学源于欧美，那么以英文作为表达工具是无可厚非的；但在陈岱孙看来，这种现象决不仅仅是表达方式和习惯层面的问题，更涉及学术独立和话语权的深层次问题：“我仍认为在中国学校的讲坛上，除了外文课或外籍客座教师授课外，一个中国教师用纯粹的国语来讲授应该是一个原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养成的惯习必须予以痛绝。我从到清华教书起，在几十年的教书的生涯中，这是一条自律的原则。”11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坚持为他带来了种种不便甚至是困境。就学术而言，他再未用英文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直接导致了其在国际学术界并未获得应有的肯定和褒奖；就授课而言，他在没有现成参考的情况下，将自身用英文接受的各类专业知识全部翻译成中文，再以通顺、易懂的语言讲授给学生，这需要付出颇多额外的精力。也正是在以陈岱孙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人的坚持下，中国经济学的现代术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才逐渐搭建起来，使国内经济学的学术交流冲破了外来语言的障碍，为此后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先决条件。
除基本授课外，陈岱孙还进行了关于经济学本土化的两大尝试，即开设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课程和编写中文教材。在开设课程方面，他多次在经济学系的建系目的和培养方案中申明，“本系研究所拟偏重于本国经济制度研究”12，“计划渐次添设专以研究中国情况为目的之课程，若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金融市场等”。13这样的课程设置固然有材料、文献所限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陈岱孙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富国强兵的价值归宿。在条件极端恶劣的西南联大时期，在陈岱孙的推动下，经济学系先后开设了中国货币问题、中国财政问题、中国土地问题、中国经济地理等多门与中国实际国情相关的课程。尽管囿于现实条件，这些课程的深度和系统性尚不足，但仍不失为一种相当超前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和尝试。
在编写教材方面，陈岱孙所设想的图景亦宏大而深邃，他计划“以国家财政预算制度一课题为突破点，然后再进入财政学中各方面专着的编纂，以构成一个较全面的、结合中国实际的财政学教材系列”。14但是国内有关英、法、美、苏等国财政制度的资料并不充足，他便利用1932—1933年出国机会，通过买、抄、读、记的形式将搜集到的资料分批寄回国内。可以预想，如果这部教材能顺利付梓，那么它将是陈岱孙自博士阶段起的财政学思想和理论的高度浓缩，更将成为中国财政学领域极具分量的奠基之作。遗憾的是，在西迁联大期间，这些宝贵的材料均毁于炮火之中，留给后辈学人巨大的遗憾和思想空白。
其二，陈岱孙时刻关心时事变化，提供了众多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陈岱孙早期的论作大多不是纯粹的理论文章，而是根据某一时事阐发的论述，其中有些学理色彩浓厚，有些则政策指向鲜明。这些论述并不是闭门造车或道听途说之作，而是陈岱孙积极参与政界和学界活动、亲身体悟时局变动后的成果。仅1932—1933年赴欧美的短暂休假期间，陈岱孙就先后参加了两场国际会议，分别为1933年伦敦国际经济货币会议和1933年加拿大邦佛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伦敦会议期间，陈岱孙不赞成签署美国提出的购银协定，也极力反对抬高银价的任何举措，但其主张并未得到支持。购银协定签署后，中国的货币和汇率市场经历了相当强烈的震荡，并催生了其后的币制改革。
而紧随其后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更令陈岱孙大失所望。这次会议的初衷是讨论大萧条对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冲击。但据陈岱孙后来的总结，会议“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陈述冲突的事实上，对于冲突的原因，仅仅稍为讨论，而解决的方案，可以说完全没有讲到”；“所给予赴会者之印象，是以大西洋的立场，或是说经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太平洋的问题。于是太平洋经济冲突，一变而为列强在太平洋区域之冲突”。15
两次会议的失败经历使陈岱孙更坚定地认清了中国经济问题乃至民族危机的根源，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经济学研究的取向。他以更审慎和执着的态度投入后续的政事建言活动中。1936—1937年，他针对两年的政府财政预算进行了分析，详细解读各项收支的变化情况及原因；并就遗产税、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和实施细则提供了建议。16西南联大时期，他在联大教授共同创办的《今日评论》上发表时评多篇，抨击国民党的亡国政策和官僚资本的殃民措施。这些言论不但为学界人士所接受，也激发了大后方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17抗战胜利后，陈岱孙又与多名教授联名发表《十教授的公开信》和《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经济独裁政策。这些活动也为陈岱孙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丰富和深化了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经济思想。
三、陈岱孙早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任教清华和西南联大的二十余年时间，是陈岱孙早期经济思想的重要形成阶段。这一时期，陈岱孙在经济建设、财政、税收、汇率等领域均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关联、层层递进的。
（一）经济建设思想
经济建设是贯穿陈岱孙早期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和归宿。在耳闻目睹中国与先进欧美国家的极端反差后，陈岱孙希望利用毕生所学、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和依附于人现状的决心更加坚定。总体来看，其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争取国家经济建设自主权，反对经济侵略。陈岱孙于1936年发表于《大公报》的文章《我们的经济运命》可被视为一篇提纲挈领的计划书和宣言书。他在文中反复强调，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必须牢牢将经济自主权和自决权握在手中。“先要‘足食’，然后‘足兵’；先要‘生聚’，然后可以讲到‘教训’。仅仅要做到‘修备强兵’这一个地步，已经是不能不从增进国家经济能力上着眼，不必说什么高深的政治理想了。我们的国事，到今日，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在这个不知从何说起中，试问我们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命，到底有什么把握？”18这一连串议论直指以往政权步步妥协退让、牺牲经济建设自主权换取短期和平的错误做法，并为正处于“黄金十年”的国民政府敲响了警钟。同年11月，陈岱孙又发表《经济侵略》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借它（经济合作）来作一个幌子，再加上提携、互助、共荣种种字眼为之烘托，便可以冠冕堂皇的作强取巧夺的勾当了。”19他强调，以经济侵略作为“缓冲礼物”谋求政治和平，终究是扬汤止沸、饮鸩止渴，无法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陈岱孙始终将经济自主作为国富民强的一个首要前提，甚至将其“看作整个民族国家生存斗争的前线”。
第二，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思想。众所熟知，陈岱孙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学说史研究中，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此消彼长作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事实上，此观点在其早期的论述中已有部分讨论和说明。抗日战争前，陈岱孙曾赴西北地区开展调研，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以来的工业化成就表示肯定，但是也指出了当前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弊病——“百废俱兴，一事无成”。他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缺乏系统性的、实事求是的计划。201939年，抗日战争爆发两年后，陈岱孙再提经济计划和统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现代战争是国力的较量，国力的根本是经济力，而要在战时的穷国培植经济力，必须制订全盘计划、区分轻重缓急，“阻止一切足以消耗经济力的行为，而鼓励一切足以增长经济力的行为”。21如果说上述论述仍属于战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权宜之计，那么抗日战争后重提“经济组团化”和统制经济，则代表了陈岱孙相对明晰的立场和态度。但他同时也指出，统制经济的实施面临很大困难，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种困难不仅来自制度本身，更来自对国家、政府身份的重新界定，来自对低效、冗余的人事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即经济统制会否随之带来政治的腐败。22这种担忧不仅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制度也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第三，经济建设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在效率问题上，陈岱孙认为，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战争胜利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中不计成本、不考虑效率，因为后者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危险性是很大的”。对于与军事关系并不密切的产业，必须充分考虑建设成本；而对于密切关乎战事的产业，也应在考虑其周期长短、耗能多少、能否进口替代的前提下不建或缓建，否则不仅无助于战事胜利，反而“徒然增加了政府经济的困难与人民此后的负担”。23而就公平问题，陈岱孙则指出，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存在两种对立，即都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对立，而随着工业化战略的逐步推行，这种对立将有加剧和日益尖锐的趋势。这有违经济建设的原则和归宿即“民生”。24值得强调的是，以上论述均发表于上世纪30年代，在全国上下“战时心理”渲染下，陈岱孙仍能保持经济学人的理性和沉着，充分权衡经济建设的得失利弊，这是更难能可贵的，也是相当超前的。
（二）财政收支平衡与反通胀思想
如前所述，财政收支和预算制度是陈岱孙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其毕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对于政府财政的观点和建议可以分为“开源”“节流”两方面。一方面，陈岱孙充分肯定了“节流”对于政府财政收支特别是战时统制经济的必要性，认为必须将预算平衡作为财政平衡的核心环节来考虑。他曾于1936年、1937年连续两年发表针对政府财政总预算方案的分析，从整体及各主要项目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各项收支预算的可行性和未来趋势。这种分析方法与其博士论文中对美国市镇财政的分类核算和分析过程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陈岱孙也具体分析了政府财政“开源”的可能性。他提出，战时政府增加财源的途径主要有三：增税、发行公债和通货膨胀。25但前两者各有其不足。在增税方面，陈岱孙曾就开征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两税提出过具体意见，认为这两种税不仅能够扩大税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现行税制的弊端”，“打破前此‘税不上大夫’的习惯”。26但无论是开征新税，还是重征旧税，都不过是购买力在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和转移。而在发行公债方面，亦有其天然弱点。若公债由人民承购，则无异于征税；若由银行承购并成为其法定准备，则易造成间接的通货膨胀。抗战爆发后，政府大量发行公债至法币贬值、通胀日益严重，恰恰印证了陈岱孙对后一种情况的隐忧。由此可见，政府财政“开源”面临着重重阻力，而最符合“取之于无形”的筹措方法便是通货膨胀。
但从一开始陈岱孙就对通货膨胀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和反对。1936年法币发行之初，他便发表《通货膨胀与岁计》一文，详细分析了通货膨胀的含义、原因、途径及其与财政收支的关系。他提出，通胀的本质并不是公债，而是变相的赋税，且为强行剥夺人民购买力的不公平的“坏税”。尽管通胀具有取之于无形的特征，因而“不但财政力薄弱政府，不能不加以利用，即财力强盛之政府，恐亦未能完全抗御其强烈之诱力”，但政府仍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这一工具，“于岁计收支之他部分，讲求其所以开源节流之道”。27
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恰恰选择了陈岱孙所极力反对的歧途，恶性通胀现象愈演愈烈，20世纪40年代，法币、金圆券等相继崩溃。在此期间，陈岱孙发表了大量有关通胀性质及治理对策的文章，包括《通货膨胀性质的一斑》（1940）、《物价、财政与建设》（1941）、《管制物价与定量配给》（1947）等，以期扭转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从这些论述来看，反通胀思想是陈岱孙经济思想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部分。一方面，抑制通胀的根本出路在发展经济建设、增加供给，同时辅之以必要的限购措施，而并非通过限价、平价等行政措施在价格本身上做文章28；另一方面，通胀又是金钞价格高企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不除，金融管制不能作挽狂澜的砥柱”。29陈岱孙始终将财政收支平衡、币制改革、发展生产和满足消费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并寄希望于政府能够实施全面的、系统的“一揽子政策”。但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上述主张未能完全付诸现实。
（三）货币金融思想
陈岱孙较早地观察到了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价格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因此一直高度关注国际资本流动情况和外汇管理政策的革新；而多次国际经济会议的交锋，更加深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上世纪30年代，在一战和“大萧条”的接连打击下，欧美各国受困于货币贬值压力，纷纷放弃金本位；而1933年伦敦国际经济货币会议上的《国际白银协定》，实为美国企图维持银价、转嫁危机的举措，这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作为此次会议的亲历者，陈岱孙一方面对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做法深感失望和愤慨，尖锐批判所谓委员会“曾未闻发一言，决一策，抑若问题久经解决，不足以劳伴食诸公之神者”；另一方面也深刻认识到银本位制度已经步入穷途末路，认为“白银国有，及后此美国政策，虽无对于任何国家有所轩轾，而吾国以用银本位故，其影响将至深且重”。30如其所料，1935年11月，《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发布，宣告在中国存续千年之久的银本位制最终瓦解。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放弃了贵金属本位制后，应如何确定外汇价格以维持国际市场的稳定？陈岱孙随后撰文阐述了一系列有关外汇管理政策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汇率政策的目的是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而非破坏其平衡以牟利。受到“大萧条”影响，许多国家纷纷通过贬抑币值的方式刺激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形成了恶性的“货币战争”。但陈岱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货币幻景”，类似于古典时期的重商主义，其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仅有部分国家采用这样的政策；但如果所有国家均采取这一政策，那么政策效力相互抵消。因此一切外汇管理政策的理想目标应为各国间的互利和均衡。31
第二，汇率波动源于国际资本流动，“流动性”是外汇管理的重点。1939年6月，由于日伪套汇和市场投机，平准基金委员会放弃了此前维持的汇率高位，一时引起国内金融市场恐慌。但陈岱孙认为，倘若一味维持汇率高位，很有可能造成平准基金耗损殆尽。因为外汇的供求取决于国际收支状况，而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入超严重，这个不利缺口必须由外汇基金加以抵补。上述分析思路契合了现代国际金融理论中的“国际借贷说”32，有力证明了外汇当局措施的合理性，有助于平抑市场的恐慌因素。
第三，应废止外汇“钉价”制度，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形成自然价格。抗战期间，陈岱孙主张对不同区域的金融市场实施分开管理，允许沦陷区通过平准基金操控外汇，而在非沦陷区则主要通过统制进出口贸易来调节外汇供求。33这种分类管理既不至于陷于平准基金枯竭的困境，也有助于稳定汇率。抗战胜利后，在此分步改革的基础上，陈岱孙又提出应废止外汇“钉价”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不但不能达其所企求的目的，而反做成若干副产劣果”。34
总体来看，陈岱孙在国际货币金融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对审慎的态度，既不盲目相信某种本位制度或汇率制度是一劳永逸的，亦肯定了外汇管理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和积极性。全局性、灵活性是其在汇率管理问题上的突出立场和原则。
四、陈岱孙早期经济思想的特征
（一）爱国主义
陈岱孙的经济思想中时时显露出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人文关怀，这不仅来自于儒家传统教育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的浸润，更来自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1918年春，陈岱孙赴清华应考，无意中看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据其本人后来的回忆，这是一次“刺心刻骨的冲击”，“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走回客店，嗒然若丧”。35这次经历使得书本上有关救亡图存的呼告完全具象化，在青年陈岱孙的心中深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一直影响其此后的求学、任教和治学历程。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陈岱孙发表了大量关乎国计民生要紧问题的学术文章和社论。这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更需要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执着。据战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8年9月至1944年12月的6年间，日机派往云南执行轰炸和侦查任务的各类飞机共3599架次，执行轰炸589次。36除人身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外，学者们的基本温饱也屡遭挑战，甚至需要变卖手表、水笔以补贴家用，这一点自陈岱孙与梁思成夫妇的数次通信中即可知晓。
但陈岱孙并未倒向盲目的爱国主义，而是在充分观察和掌握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理论展开条分缕析，做出独立而科学的判断。1936年抗战前夕，他于《大公报》发文呼吁：“在我们现在经济落后的社会，列强眈眈虎视的环境，这种消极被动的政策，还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自己有决心，有能力，握住我们自己的经济运命。”371947年，他再度与北大、清华数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一文，矛头直指当局的腐败无能，认为其改革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遂未能针对现实提出有效之对策”。38
陈岱孙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体现在其论作中，更体现在其推动经济学本土化的努力中。陈岱孙本人留美多年，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德、法两语种的考试。然而他归国之后，再未使用外文发表文章，并坚持用中文讲授全部课程。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1938—1946年间，经济学系共毕业562人，商学系毕业103人，两系毕业生超过全校毕业总数的1/4之多。39陈岱孙在联大负责讲授经济学概论这一专业入门的必修课，影响不可谓不深远。陈岱孙对中文授课的坚持，以及编写中文教材的计划，绝不是一种“舍近求远”的无谓努力，而是培育本土化经济学人才、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必然之举。可以想见，倘若没有陈岱孙等经济学者的坚守，经济学恐怕仍要以“舶来品”的面目示人，中国经济学研究仍要长期跟随欧美学界亦步亦趋，更遑论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了。
（二）经世致用
陈岱孙一生倡导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脱离了实践的需要，经济学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论述经济学中经典的“均衡”概念时，陈岱孙提出，假定一种“经济真空”固然是理论分析的良好工具，然而“此‘经济真空’中所推得之结论，能否作为现实经济状况之原则，解释现实经济之问题，实为经济学者所应切实注意者”。40时隔近半个世纪，陈岱孙再次发文提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认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是“新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待决的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就是针对这些经济现实的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分析，对其有关事物的运动提出有论据的解说，形成了理论，这理论又反起来指导、促进、制控现实”。41可以说，立足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题是陈岱孙一贯坚守的学术品格和原则。
陈岱孙早期的学术研究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但在不同时期，因历史条件的变化，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归国之初，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国际货币经济制度及发展现状，尽管其论述中多有与中国情况的对比讨论，但陈岱孙仍自认为“对于中国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和现况的知识太不够了”，因此“在这些方面花了不少时间来充实自己，也以之补充教课的内容”。42“大萧条”之后，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一度动荡，货币战争一触即发，这一时期陈岱孙将研究重点转向了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并高度关注银本位制及《白银法案》的签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抗战爆发后，陈岱孙全力投入战时经济建设的方案设计中，在工业化建设、对外贸易、财政预算等诸多领域都提供了真知灼见，特别是对如何在一个物质资本相对匮乏的落后国家开展经济建设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讨论。抗战结束后，在恶性通胀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陈岱孙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平抑物价、治理通胀的观点，并对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实施做了初步探讨。综上可见，陈岱孙早期的研究兴趣广博而宏大，但其对各类时事的讨论始终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主线，正如晏智杰的评价，其观点“固然有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原则性的反复和曲折是不曾存在的”。43
在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指导下，陈岱孙对经济学中许多经典概念或命题进行了批判性采纳或创新。例如，古典经济学一贯倡导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开展国际分工。但陈岱孙认为，这种政策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一个真真执行国际分工主义政策的国家，在战争的时候，立即感觉国力的不完全”。考虑到国家的实际利益和战时需求，必须在完全分工和完全自给之间取一折中，从而“前此所谓国际分工的观念，也得经过大修改，方能适合于几十年逐渐已改的情势”。44再如，交通便利历来被视为是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的一个前提和表征，但是这个命题的应用也必须考虑现实状况，而不能一味“大干快上”。陈岱孙提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如果某一地区其他事业的发展滞后于交通的发展，那么这种畸形的发展未必能够带来当地经济的繁荣。45总之，经济学的发展是为适应和服务于现实的发展，故而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研究，更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
除自身的学术研究外，陈岱孙还将经世致用的原则传递给了后辈学人。在1932年介绍经济学系的组织内容及目的时，他如是写道：“研究经济学时，知其受有限制，不能实验，然不能承认理论与事实可以分开，而应注重于理论与事实之关系。”46这一倡议不仅适用于救亡图存的历史时期，更对当今的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三）通识教育
陈岱孙成长的年代并无“通识教育”的概念，但其本人的求学经历却与之相当契合。除童年时期因家学便利而博览群书外，他在清华学校和留美时期亦接触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内容，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四年，是陈岱孙自认为“平生一次最长期、最密集的读书时间，也是专业知识最迅速长进的时间”，他利用学校的丰富资源，广泛阅读了政治学、哲学、历史等名着，以至于他离开哈佛大学时，“别的没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涯的结束，有点惘然”。47
在此影响下，陈岱孙在讨论国内外经济问题时，从不将经济现象分离割裂看待，而是将其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加以分析。例如在分析一战的战败国赔款问题时，陈岱孙提出，赔款偿还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国际信用问题，更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掺杂混和”的产物。因此不能就偿债言偿债，而必须综合考虑各国在政治稳定、军事安全等方面的计划，施以通盘考虑。48又如，在讨论统制经济对政府职能的影响时，陈岱孙认为，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是一个必然且持久的趋势，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即“如果这个趋势充分发展，现代国家的政治机构是否需要彻底改造，我们对于国家的传统观念是否要完全更变”。49另在《我们的经济运命》（1936）、《经济统制的礁石》（1941）、《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1947）等文中，陈岱孙亦充分使用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进行辅助论证。这种对政治、社会、文化背景的全面关注，使得陈岱孙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更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
陈岱孙还将通识并举的理念全面贯彻于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历程中。他多次教导学生们：“只能记账，只能算债票利息，并不够经济学家。就如同一个能绘图的绘图员不够工程师一样。求知识的要着不在那狭小的技术部分，也不在起始就求专门，而在使其基础坚固，广大。”50“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51要求他们在本系课程之外，同时注重培育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的素养。
这些观念也影响了陈岱孙后续的治学和教育理念。在1950年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上，陈岱孙提出，高等教育和专修职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分开，坚持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基础性、综合性教育。改革开放后，他再次强调应坚持“通才”和“专才”培养相统一、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发展相结合。这些教育理念对当今的经济学教育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陈岱孙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资源，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发展历程，更以其言行生动展现出经济学人应有的品格和风范，留给后辈学人广阔的思考空间。通过回溯陈岱孙先生早期的经历和实践，结合当前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现状，本文衍生出以下几点反思。
第一，发扬经世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品格，提高经济学服务现实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清末民初，以陈岱孙为代表的留美学生亲历了“欧风美雨”的长期洗礼，然而其毕生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均在于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追求中国文化的更大发展。现今的经济学研究，亦应积极参与和紧密联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回应现实诉求，勇担时代重任，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提供更新的思路和方案。
第二，在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加强本土化创新，争取经济学在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的更大突破。早在民国时期，陈岱孙就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必要性，并通过创新理论和概念、开设本土化课程、编写教材等形式实现这一目标。在中国经济学科已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更不应对西方经济学亦步亦趋、奉为圭臬，而是要结合中国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研究本土化的学术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评价体系。
第三，在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注重同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沟通与合作。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成为显学，由此使某些人产生经济学似乎成为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误解。这不免使人回想起陈岱孙先生有关“治学如筑塔”的教诲和提醒。事实上，不应将经济学凌驾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领域之上，更不应人为割裂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唯有促进沟通、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各领域学术体系的科学化、理性化、成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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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晏智杰：《师苑楷模学界泰斗--着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的教学与学术成就》[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第102-104页。
注释
1晏智杰：《师苑楷模学界泰斗--着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的教学与学术成就》[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第102-104页。
2(1)林荧权：《陈岱孙经济思想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2)陈岱孙：《往事偶记》[A]，载《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69页。
4(3)陈岱孙：《私塾内外--童年学习生活片断》[A]，载《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65页。
5(1)刘昀：《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M]，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第41页。
6(2)同上书，第87页。
7(3)陈岱孙：《麻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A]，载《陈岱孙文集（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8页。
8(1)王传纶：《我的老师陈岱孙》[J]，《金融博览》2012年第4期，第62-65页。
9(2)《欧战后欧洲各国货币概况》[J]，《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第15期，第3页；《苏俄新经济政策》[J]，《清华周刊》1928年第7期，第511-518页；《最近十年之欧洲财政情形》[J]，《清华周刊》1929年第6期，第3-5页
10(3)陈岱孙：《我的青年时代》[A]，载《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2页。
11(4)同上。
12(1)陈岱孙：《各系之组织内容与目的》[J]，《清华暑期周刊》1932年第2期，第32-33页。
13(2)陈岱孙：《经济系概况》[J]，《清华周刊》1934年第13期，第31-32页。
14(3)陈岱孙：《我的青年时代》[A]，载《陈岱孙遗稿和文稿拾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5页。
15(4)陈岱孙：《第五届太平洋会议的回顾》[J]，《清华周刊》1933年第9期，第7-11页。
16(1)《二十五年度国家总预算的分析》[J]，《独立评论》1936年第209号，第2-5页；《二十六年度国家总预算》[J]，《独立评论》1937年第242号，第2-5页；《所得遗承二税的举办与人民的负担》[J]，《独立评论》1936年第201号，第28-32页；《二十五年之所得税法则》[J]，《社会科学》1937年第2期，第409-426页。
17(2)陶大镛：《一代宗师教泽流芳》[A]，载刘昀、王曙光，《岱岳长青：陈岱孙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5页。
18(3)陈岱孙：《我们的经济运命》[N]，《大公报》1936年1月5日。
19(4)陈岱孙：《经济侵略》[N]，《大公报》1936年11月8日。
20(1)陈岱孙：《谈经济建设》[J]，《独立评论》1936年第203号，第2-5页。
21(2)陈岱孙：《培植我们的经济力》[J]，《今日评论》1939年第1期，第5-7页。
22(3)陈岱孙：《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J]，《现代知识》1947年第6期，第3-5页。
23(4)陈岱孙：《战时经济建设的几个原则》[J]，《今日评论》1939年第13期，第3-5页。
24(5)陈岱孙：《经济建设与民生》[J]，《国闻周报》1937年第9期，第72-74页。
25(6)陈岱孙：《物价、财政与建设》[J]，《新经济半月刊》1941年第16期，第223-228页。
26(7)陈岱孙：《所得遗承二税的举办与人民的负担》[J]，《独立评论》1936年第201号，第28-32页。
27(1)陈岱孙：《通货膨胀与岁计》[J]，《社会科学》1936年第3期，第777-801页。
28(2)陈岱孙：《管制物价与定量配给》[N]，《益世报》1947年11月24日。
29(3)陈岱孙：《金融管理局》[J]，《世纪评论》1948年第12期，第8-9页。
30(4)陈岱孙：《美国宣布白银国有》[N]，《益世报》1934年8月13日。
31(1)陈岱孙：《一个应该消除的货币幻景》[J]，《独立评论》1937年第238号，第8-11页。
32(2)丁文丽、王文平：《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的学术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144-150页。
33(3)陈岱孙：《法币汇价问题》[J]，《今日评论》1939年第1期，第3-7页。
34(4)陈岱孙：《废止现行外汇“钉价”办法》[J]，《独立时论集》1948年第1期，第101-102页。
35(5)陈岱孙：《往事偶记》[A]，载《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68页。
36(1)云南防空司令部：《云南防空实录（下编）》[M],1945年12月印行，第149页。
37(2)陈岱孙：《我们的经济运命》[N]，《大公报》1936年1月5日。
38(3)应廉耕等：《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J]，《储汇服务》1947年第74期，第13-14页。
39(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M]，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页。
40(5)陈岱孙：《“均衡”概念与动态经济》[J]，《社会科学》，1935年第1期，第151-165页。
41(6)陈岱孙：《经济学是致用之学》[N]，《世界经济导报》1981年11月2日。
42(7)陈岱孙：《往事偶记》[A]，载《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2页。
43(1)晏智杰：《编者前言》[A]，载陈岱孙，《陈岱孙文集（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页。
44(2)陈岱孙：《今日之经济国家主义》[J]，《民族》1936年第8期，第1231-1241页。
45(3)陈岱孙：《交通发展与内地经济》[J]，《独立评论》1936年第220号，第8-11页。
46(4)陈岱孙：《各系之组织内容与目的》[J]，《清华暑期周刊》1932年第2期，第32-33页。
47(5)陈岱孙：《往事偶记》[A]，载《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70页。
48(1)陈岱孙：《欧美间之战债问题》[N]，《益世报》1934年6月15日。
49(2)陈岱孙：《政治经济化》[J]，《今日评论》1940年第1期，第3-5页。
50(3)陈岱孙：《各系之组织内容与目的》[J]，《清华暑期周刊》1932年第2期，第32-33页。
51(4)刘昀：《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M]，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