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经过许多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从无到有，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解放以后，由于党对继承祖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视，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工作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有的出版机构还在这方面出版了不少着作和论文，这些着作和论文在学术园地里犹如一朵朵初放的花朵，吸引了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注意。但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其他学科相比，终因起步较迟，加上古籍浩繁，史料掇择艰难以及其它种种原因，至今仍然处于草创阶段。为了使中国经济思想史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看来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在把握中国历史特点整理史料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间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有关的同志。
一、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从解放后所出版书刊的一些提法来看，没有大的分歧。但在实践，或者说表现在各自的文章和着作上，大家对这一间题的理解就不完全一致。
比如，有的经济思想史着作，在先秦部分研究了《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并且肯定：“《礼运》作者的大同思想与古希腊柏拉图在他《理想国》中所提出的理想社会制度大致在同一时期，这也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佳话。”可是，象《礼记·礼运》那样描述一种社会理想的材料，散见于我们古籍的还有很多。西汉思想家陆贾在他的着作《新语》中，就描绘过一幅农业社会主义的美丽图画。《淮南子》一书论述无为而治，提出所谓“尸君”政治，也说明他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魏晋之际主张“无君无臣”的鲍敬言，两晋文学家陶渊明，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这一间题。类似这样的间题，到底是否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不位该纳入这一学科探讨的范围，直到目前，人们还在“各行其是”,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对《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要如此重视，加以论述，而对其它一些性质相近的史料，却可以视而不见，一字不提？又如，在九流十家中农家这一学派，除春秋战国时期有其代表人物，有其独特经济思想并为人们所称述外，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他们着力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的研究，因此，有些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者曾经给它以公正的评价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存的清代以前的中国典籍，要从它们中寻找专门论述经济的着作，除了桓宽的《盐铁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及几部叙述洛阳、汁梁、临安等处经济生活的记录外，就只有历代农家的着述才是专谈经济间题的”.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宣布：“对它们作过多的介绍亦将为我们的题材范围所不许”,因而“不能不而且只能是作极简单的介绍”.既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不可多得的“专谈经济问题”的着述，又“为我们的题材范围所不许”,这就等于作者从另一角度再次向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到底包括些什么的问题。根据1957年出版的《中国农学书目》记载，中国历代的农家着述有376种；“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在1959年调查全国二十五个主要图书馆馆藏图书以后编印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就载有包括农业技术与农业经济两类古籍六百四十三种。其中有些着作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还包含有许多农政观点和农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珍贵史料。如果把这些史料一概列入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固然不妥，如果轻易抹杀，看来也会使我们的工作遭到巨大损失！
二、关于如何用中国固有的经济概念和经济范畴阐述中国经济思想问题
我国的封建社会为期特长，规模最大，体制也最严密，在世界历史中是很突出的。我国人民的文化思想很大一部分是在封建社会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的。许多杰出思想家生活在这个社会，他们所接触、所思考的都是这一社会实际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帝国主义入侵，都是后来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阐述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很容易发生的一个间题就是脱离历史实际，不去正确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某些经济概念的内涵，望词生义，生搬硬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或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使用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和理解古代中国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思想。这种做法所引起的后果，不是曲解一个人的思想，割裂他的完整思想体系，就是盲目“拔高”,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产生的思想也算在古人的帐上。
六十年代初期，在这门学科中有人提出所谓把“古人现代化”的批评，指的就是这种情形，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从这里给人以启示的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如何以中国固有的概念和范畴来阐述一个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尽量避免西洋化，用“劳动观”、“财富观”、“贸易论”等几个大框子把古人的思想分门别类往内装，装下来‘看，不但着不出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看不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在社会性质上的区别，把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而且把多层次、多色调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简单化、单一化，使人读了感到千篇一律，隙解不到由于客观经济条件变化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不同反映，更不知道一种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举“本末论”或“重本抑末”做倒子。“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有的经济概念，它同西欧“重农主义”在本质上的差异是尽人皆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阐述中国古代一批重视农业的思想家的思想时，就不宜把他统统称之为“重农主义”，把他们笼统称之为重农主义，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远在两千多年前就可以从商轶、韩非或晃错的身上去找到魁奈和杜尔阁的影子。另外，就“重本抑末”这一概念本身来说，也有一个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它从法家的“利出一孔”到“耕战论”,到“农本论”,到“农本工商末”以至“农工商各有本末”至少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可见“重本抑末”论固然贯串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但是它的涵义不仅不同，甚而至于完全相反。又如，大哲学家王充把封建社会的交换分为两大类：一是“抱布贸丝”,一是“抱道贸禄”.“抱布贸丝”一般指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抱道贸禄”的涵义则较广泛，其中既指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认职能报酬，也把他们在非生产领域进行活动获得的傣禄包括在内。“抱布贸丝”是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工的一个特有概念，“抱道贸禄”这一词则是王充这位哲学家在经济思想领域提出的创见。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在介绍王充的经济思想时，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武器，把他所谓的“抱道贸禄”的涵义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他这一看法上存在的伺题，而要把王充说的“抱道贸禄”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种特有概念，拿来与，“抱布贸丝”相对立，用以说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同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可以按质按量进行等价交换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两全其美，一方面用中国历史人物的特有概念在阐述中国经济思想史，同时又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武器对它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不因为“分析”把中国经济史思想“西洋化”;也不因为避免“西洋化”削弱了对它所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三、关于评价中国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标准问题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领城，究竟应以什么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也是一个必须更加明确的重要问题。这个间题之所以又提出，是因为对于评价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标准，过去曾经有过一种看法认为：在阶级对抗社会，即使某一个剥削阶级还处在新兴、上升时期，他们的思想也不可能具有人民性，谁要“是以某一剥削阶级还处在‘新兴’时期为理由，断言其思想家具有‘人民性’”则是错误的；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应该肯定什么宣扬什么，必须以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标准。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并摒弃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学说。”这种看法对不对呢？看来也有推敲的余地。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告诉我们：“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所以，同样是剥削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我们也必须区别它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究竟处于那一个阶段，是正在发生、发展和上升呢，还是趋于腐朽、衰落以至灭亡？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总是同他们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紧密相连的，当一个剥削阶级还处在欣欣向荣、向上发展这个阶段，一般地说，他的思想就很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它的人民性，就值得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加以赞扬和肯定。因为，在地主经济初期，除了领主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初期，“除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在这里，要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评价，似乎有一把很重要的尺子就是看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到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如果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历史人物就应该予以肯定。举个倒子，象大名鼎鼎的董仲舒这样一位人物，由于提出“天人感应”、“性三品”和历史循环论的“五德终始”,建议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在哲学史上总是遭到贬斥，但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了“限民名田”,要求免奴婶为庶人，反对盐铁官营所有这些思想，就当时来说都有利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都于人民有利，或者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如果不这样看间题，那就很容易用我们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古人，就必然会导致历史xuwuzhuyi。
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条，的确是一个标准，也是一把尺子，不过这个标准和尺子，一般并不用来评价历史人物，而是衡量从我们祖先的文化遗户中到底继承什么的问题。评价同继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评价，要根据其人在其时其地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继承，则要看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需要。如果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肯定或否定历史人物及其经济思想的标准，那也会“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人”,会违反历史主义。
关于如何评判社会政治派别和如何评价历史遗产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已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的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还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标准虽然是就评价中国政党政策和过去文艺作品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在具体运用时一定要联系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那种一点不承认“某一剥削阶级还处在新兴时期”“其思想家具有人民性”的说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四、关于阐述一个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如何结合他的其它思想和观点进行分析问题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料学是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在帝国主义入侵以前，我国社会仍处在封建主义阶段。许多思想家考虑间题，抒发议论，往往从一个封建社会整体出发的时候多，从局部或个人角度出发少。在他们所提一整套“治国平天下”方案中，经济思想这一部分是同他们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或伦理道德观念交织在一起的。前者甚至系从后者衍引而出，独立的经济着作有，但是凤毛麟角。大量的史料，特别是经济思想史料，不仅有待发掘，而且在整理和分析时还不能就事论事，孤立的看间题；需要结合他们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进行研究。才能正确化握，深刻理解。在这一点上，采取“测字式”的办法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寻章摘句，妄加臆度，都是不行的。例如，《孟子·滕文公》章有一段文字对社会分工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其中有两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对这两句话，我们如果不割断全文的联系，再结合他一贯主张“民贵君轻”和藐视“大人”的思想看间题，那就不难理解这两句话的强调的只不过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而这在当时显然是很有进步和科学意义的。遗憾的是过去都有人把它当“靶子”摘出来，完全斥之为“反动”,这就未免失之不公，没有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孟子·梁惠王》章还有“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类的话，有人对此也抓住一点，大做文章，说孟子是“唯心主义”,不顾人民利益云云。其实纵观《孟子》全书同样也能看出，孟子正是一个因为“民有饥色，野有饿草”而愤愤不平，大声疾呼的人物。他所谓的“何必日利”,目的是在规劝梁惠王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整体的利益。
阐述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经济思想也一有个取他们的其它思想的问题。董仲舒在哲学上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经济思想则很进步，如果按照他的经济思想制订政策，付诸实施，对促进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必然大有裨益。这是一个矛盾。要了解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就经济论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而要深入到他的哲学思想中去找答案，因为他的经济思想是同他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紧密相连的。在自然观方面他的看法是：“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天数”如此，人们应当照“天数”行事，所以凡是有人傣禄的人决不该兼小利，否则就是违反自然，有伤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