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伦理向度和价值之维。毛泽东经济思想中论及的发展中国经济，从来不是为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而发展经济;经济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标。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价值导向和伦理道德，过分强调“蛋糕分好”，而忽视了“做大蛋糕”应遵循的规律，忽视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超前推进生产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毛泽东终其一生执着追求和坚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伦理之维，既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在当代中国，尤其需要加强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 毛泽东; 经济伦理; 当代价值;
Abstract： Mao Zedong never develops economy for the sake of economy,but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Economy is the means,and the people's happiness is the goal. However,the existing problem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ao Zedong overemphasiz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ethics. He overemphasizes that“cakes should be divided well”but ignores the law of“making big cakes”,which lead to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hange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thics as well as morals. However,in his whole life,Mao Zedong's emphasis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very correct and precious. In contemporary China,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 Mao Zedong; economic ethics; contemporary value;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探索，由经济建设、市场体制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受到人们普遍关注，从而推动学术界理论界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化。事实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已经给予关注并有所思考。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先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人。研究毛泽东思想中的经济伦理意蕴，从伦理的角度阐释毛泽东经济思想，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的“原点”上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经济伦理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一直是一个小众的话题，学术界围绕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的研究比较少。究其原因在于，在毛泽东长达60多年的写作过程中，直接反映其经济伦理观念的文献文本占比不大。在毛泽东的各类讲话、报告、文电中，在毛泽东精读、批注过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作品中，均突显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梳理毛泽东经济思想蕴含的伦理维度，将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体系的完善做出贡献，是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利于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廓清理论边界。
一、影响毛泽东经济伦理观念的东西方伦理思想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发展非常明显地受到中西伦理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观念的影响，并将其灵活运用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与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影响
“农本商末”是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农业、商业与国计民生、治国安邦关系的价值定位和伦理观念，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强调“重义轻利”。儒家的义利观成为主导，认为商人“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其营利之举将会损害等级秩序和仁义道德，应当“不时教训众商，严加管束”，要求他们“先义后利”“以义克利”，从而也有益于农民安土重迁，勤劳耕作。二是提出“礼以定分，贫富均平”。儒家荀子主张“礼以定分”“人生而有欲”的人性设定，最后提出“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荀子·礼论》)。三是坚持“力戒奢侈，崇尚节俭”。在中国思想史上，大多数学派及其思想家都倡导节俭，反对奢侈。《尚书·大禹谟》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儒家从“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高度，主张“欲而不贪”，荀子训诫人们应“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荀子·儒效》)。四是坚持“勤劳敬业”。在“农本”社会，“民以谷为命”。孔子指出:“生才有时矣，而力为本。”(见《说苑·建本》)《管子·乘马》强调勤劳致富，还引入时间概念，“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家乡韶山接受中国传统儒学伦理思想的熏陶，儒家的“仁”“礼”思想、墨家的“兼爱”“重功利”“讲力行”的思想对其后来伦理观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二)近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
近代西方发展是一个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进而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经济关系从社会与文化准则中脱离出来的过程1。从经济伦理主张、经济动机和经济活动的正当性，突出呈现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制度的伦理向度，强调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确立了节俭、公正、诚信等市场经济所需的道德原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伦理动因和道德基础。毛泽东在青年时，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潜心研究伦理学，深受西方哲学中的义务论、功利主义等伦理思想的影响。在《伦理学原理批注》《讲堂录》等文稿着述中，毛泽东提出“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的命题，表达了对于“精神之个人主义”“自我实现”等伦理思想的关注。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影响
在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他的经济伦理思想集中表现在《资本论》这一着作中。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经济伦理学着作和一幅经济道德生活画卷2。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至中国，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真研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着作，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在《论民众的大联合》《反对自由主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量文章和着作中均表达出特定的伦理思想，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观念的坚持继承，更有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发展。
二、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初期，伴随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日臻成熟。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毛泽东从道德的阶级性和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极具独创性地提出“为人民服务”和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学思想，并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土地革命时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号召推翻封建专制，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摧毁了土豪劣绅长期以来掌控的地方各级政权”“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3。这种稳定根据地、联合贫苦农民共同合作的经济伦理思想，有助于激发劳动人民的劳动热情，破除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将底层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与政治诉求通过土地革命释放出来。延安时期，围绕解决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供给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4，同时指出“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5。毛泽东高度重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他强调，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如若不进行经济建设，则革命战争所急需的物质条件将不能获得保障。敌对势力的长期经济封锁对金融和商业的破坏，导致革命根据地贸易受到阻碍。毛泽东发展经济从物质上关心群众生活，领导农民参与革命，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发展贸易商业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使得群众了解、支持、拥护革命，接受政治号召，为革命胜利做出贡献。此外，毛泽东还强调要通过发展经济改变社会风气和人民精神面貌。他还提出，发展经济不仅可以提供社会保障，而且还可以促进上层建筑的进步。毛泽东认为通过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途径，引导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加入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6
(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和党中央为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创新性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在这一以生产关系变革为核心的制度变迁中，同样彰显了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所内蕴的伦理之维。毛泽东和党中央重视农民的互助精神和平等劳动精神，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引导农民自觉地向往社会主义，向往共同富裕的生活。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既帮助个体工商户提高经营能力，稳定经营效益，保障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又逐步把他们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轨道上来。总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朝社会主义社会稳步过渡的这一特殊时期，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伦理思想
1956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贫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远比革命斗争年代的任务更加艰巨。围绕如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在总体上指导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大多为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在毛泽东1957年后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中，有一部分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或造成了严重后果7。从伦理和价值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比如，在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在利益分配上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兼顾，反对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是伦理、道德建设的基石;承认商品经济，主张经济自由，认为废除商品生产违背经济规律，倡导商品生产不是毁灭，而是要大力发展;重申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等等。总之，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有着非常强烈的伦理向度和价值之维，他主张发展经济，但从来不是为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而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是手段，人民幸福是目标。然而毛泽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价值导向和伦理道德，过分强调“蛋糕分好”，而忽视了“做大蛋糕”所应遵循的规律，忽视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超前推进生产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但是，毛泽东重视和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伦理之维，是非常正确的。
三、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丰厚内涵
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努力奋斗，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探索，毛泽东的经济伦理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不断走向成熟，最终形成了一套体现中国特色和理论内涵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
(一)“人民至上”的功利观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群众谋求最大利益。毛泽东从人民立场出发，率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结合义利统一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思想做出否定，认为利是义的基础，认为不存在超利益的道德观念，不存在超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8也就是说，通过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完整利益的功利主义道路追求，尽最大可能地去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物质需求，解决人民群众所需要的衣食住行等现实问题，给予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获得真实利益，这就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二)“公私兼顾”的利益观
毛泽东一直致力于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他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公私兼顾论”，突出以集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主的基本原则，努力做到各种利益关系间统筹兼顾。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关系时，必须在确保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根据集体主义至上原则，必须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局部利益也要将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放置首位。反过来，也必须看到，所谓的集体，是由一个又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组成的，重视和尊重整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个人正当利益。因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应当统筹兼顾。推动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调动三方面的积极性，他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9此外，在积累和消费关系上，毛泽东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满足个人发展的正当需要。他说:“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0
(三)“共同富裕”的分配观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就我国如何走“共同富裕”的路径方法进行了独立思考。他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以便尽快改变贫困人口的现状，尽快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强调将解放生产力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关系领域活动的落脚点，作为追求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强调消费资料的分配要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应该看到，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非常重视和强调“共同富裕”，但是在其晚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因为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曾出现过偏差和失误，经常不自觉地受到“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来了一定的伤害，进而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四)“勤俭节约”的消费观
1955年，针对部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毛泽东在《勤俭办社》一文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11同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他指出:“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为了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专门讲到了节约。他说:“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12与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相对应，毛泽东还坚决反对享乐主义消费观。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要纠正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在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着名论断，提醒全党同志预防享乐主义思想的滋生，号召同志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四、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回顾总结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德、经济伦理的培育与建设，对于新时代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我们党确定的根本宗旨，同样也是毛泽东经济伦理观的前提和要义。党的七大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以确认。从伦理的角度看，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3这是最能集中反映毛泽东伦理观念之根基的重要判断。同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最为关键的理念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在新时代，习近平和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这一新发展理念中，不仅有发展方式的问题，还有如何发展、如何发展得更快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更有如何发展更好的问题，发展是为了谁的问题。在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时，既有集体利益如何发展及如何发展得更快的问题，更有着眼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在发展中实现个人利益，在和谐中实现个人利益。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发扬公仆精神，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全面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始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从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角度看，只有全面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伦理立场得以真正贯彻到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是因为共产党没有特殊的私利，因而既能代表人民群众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又能代表人民群众个体的、直接的利益。如果动摇了党的领导，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公私兼顾”，到那时，“公”将不“公”，“私”也就失去了方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做到“公私兼顾”。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更好实现执政为民，才能彻底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才能真正交出让人民群众这个“阅卷人”满意的答卷。
(三)走共同富裕之路
统筹公平与效率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务必完善统筹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公平与效率相统筹的理论体系。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统筹公平与效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1)14。
(四)树立科学消费观
从经济发展的维度看，消费与积累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产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国民经济层面更受关注的是积累问题，而非消费问题。因而，毛泽东经济伦理思想中的消费概念还不能上升到通过消费带动生产的层面，比较多的还是停留在发展生产保障民生，满足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需求层面。从个人消费观的维度看，毛泽东一生注重节俭，提倡艰苦奋斗，崇尚节俭、公私分明，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享乐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毛泽东的消费伦理思想仍然需要加以大力传承和弘扬。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当前形势下我们树立科学消费观的重要遵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传家宝，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基本政治素质，同时也是我们党凝聚人心、团结人民，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注释
1王小锡:《论经济与伦理的内在结合》，《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王小锡:《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3卫兴华，洪银兴:《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
6(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7页。
7(2)王赟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转换》，《求索》2019年第5期。
8(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9(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0(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页。
11(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页。
1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1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4(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