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任概述
1.概念。在经济学中，社会得以平稳有序运行依靠的是契约关系，而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即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故，与契约相对的信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不被经济学所接纳的。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指的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
2.分类。信任分为个别信任和普遍信任。个别信任是指在相对比较熟悉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信任，如基于血统、族系或狭窄地理范围的信任；而普遍信任则是指超越熟悉环境对陌生他者的信任。普遍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更大的生产力，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基础。
3.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社会成员的生活改善速度严重滞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犯罪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这一切使得社会成员内心焦虑感增加，生活改善缓慢，普遍信任降低。
二、选秀媒体信任危机
1.选秀媒体。选秀节目最早出现在英国，是由英国弗莱蒙特传媒公司于2001年策划并创立的《流行偶像》节目，一经播出便获得了巨大成功，而美国模仿该节目的《美国偶像》则将选秀节目推向了高潮。我国最早的选秀节目则是通过模仿《美国偶像》而一举成名的《超级女声》。那么，为何选秀节目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长期以来，我国的观众对于电视节目是以仰望的姿态，被动地去接受，缺乏互动；而在选秀节目当中。
主题就是“草根文化”,在受众看来，节目中的选手与自己没有什么不同，都很普通，和自己一样需要家人和朋友的鼓励，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功，收视群体从被动的“观众”转变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受众”,此时的受众是一个具有双重价值的主体，它已经不再局限在接受层面上，不再只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了，而是成为了信息的创造和传播主体，它使受众无形之中感觉到自己掌握到一种权利，从原来的“我听别人说”变为“别人听我说”.这就是选秀节目具有独特魅力之处，其内涵在于将电视文化走向和深入了平民。
2.《中国好声音》信任危机概况。《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在开播仅两个月便收视大卖，成为选秀节目中的一匹黑马，不得不说这档节目的确新颖独特，设计巧妙，且选手都实力不凡，为观众提供了一场难得的听觉盛宴。节目在开播首期就拿下全国42个城市收视率统计近1.5,并且收视率一路飙升至4.062%,创造了一个新的收视神话。然而与此同时，《好声音》里的多位学员，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与舞台上的展现并不相符，有“过度包装”之嫌，被爆选手身份造假和故意“放水”.如19岁的选手郑虹以高考生身份出场，衣着简朴，但网友却搜出其作为乐队主唱参加某娱乐节目的浓妆照：黄勇以32岁的美甲店老板身份出现在舞台上，而事实是黄勇早在2009年10月就是齐秦旗下公司的歌手，并发行过个人的音乐专辑，同时，网友也表示，黄勇并非是开美甲店的小老板，他的父亲是房地产商，从他能发行个人唱片就可见一般了：实力唱将李代沫因不可思议的发挥失常输给了徐海星，而23岁的徐海星则是整个舆论的焦点，网爆其十六岁就开始酒吧驻唱，黄发和浓妆与其在台上扮可爱的眼镜妹形象大相径庭。除了选手，导师的表现也遭网友质疑，如刘欢组学员PK时，全场一小时刘欢哭了5、6次，网友质疑有故意煽情的嫌疑……等等一切将矛头指向了《好声音》节目组及其学员。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里，群里内信息传递速度快，但是人们们对于自己之外的世界却一无所知，而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里，熟人社会渐渐瓦解，人们对自己的身边家人朋友不甚了解，却能通过网络主动知晓自己所处群体之外的各种信息。
三、理论解读
1.理性选择理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会根据具体情况来理性行事，科尔曼借助经济学中的“合理性”概念来分析理性行动者的行动。他认为“合理性”的含义是指“对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媒体投资者作为经济行动主体，在市场领域中必然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就《好声音》而言，隐匿学员的真实身份和经历，将学员包装成平民偶像，激发普通观众的梦想和动力，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和共鸣；而所谓的“放水”,则是经济利益权衡下的产物。
2.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
选秀媒体的经济行为（举办选秀节目）能够获利，离不了受众的信任，.任何事物都趋利避害的本能，但如果选秀媒体“愚乐观众”,掩盖节目选手的真实信息，而仅发布能给节目带来利益的信息，必然会使受众不满，且从选秀节目从产生以来，信任问题一直不断，造成了受众的本能不信任，这对选秀媒体的发展是不利的。
3.博弈论。在博弈论中，可以看到，博弈的次数，与信任关系、机会主义倾向有内在联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关系最差，合作难以建立；在有限重复次博弈中，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但是机会主义仍不能避免；但是在无限重复博弈中，信任进一步提高，机会主义得到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学逻辑，再加上社会学逻辑，就会演化成商业生态系统。
近几年来，我国的信任危机事件频发，不断挑战公众的承受底线，媒体为了争夺收视率，竞相找寻节目的卖点和噱头，以“俗”或“露”为看点，而较少有创新，甚至为了增加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打道德的擦边球，抱着侥幸的态度去对待观众，这种不可持续商业生态模式，机会主义色彩严重，一旦是观众产生不信任感，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会加大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从长期来看，很难与受众形成重复博弈，进而也大都不能实现多次博弈而建立信任关系。
4.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当代学者何增科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为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公民社会崛起于18世纪的欧洲，是在西方近代国家形成能够和发展过程中从政治国家分离出来的实体社会，它是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总的来说，由于网络社会的繁荣和生活压力的增大，我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普遍不信任”的阶段，不仅对针对个人，也针对媒体和政府。
这是一个浮躁而冷漠的社会，但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不能因此而逐大流，纠正这种浮躁冷漠之风，首先应从大众集中关注的视线里开始，媒体应理所当然首当其冲，当之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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