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虽然在 1879 年才正式提出， 但实际上自经典社会学时期以来，经济社会学一直都是社会学研究中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分支。 一般上将经济社会学分为古典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前者发轫于托克维尔与马克思，经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其代表作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上世纪 20 年代后，随着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交叉与对话的减少，经济社会学研究转于沉寂，其间熊彼特与帕森斯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研究，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新经济社会学由 1985年格兰洛维特着名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一文宣告成立，在社会学界引起重大反响。当代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格兰洛维特与布迪厄，前者以嵌入理论与网络分析方法着称， 后者则提出了与之异曲同工的惯习概念与场域理论。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是确定经济社会学的学术定义。本文搜集了几种主流的关于经济社会学的定义，列表如上。
众多定义都有两个共同点：首先，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其次，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包括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 在这些定义中，本文以为 1985 年社会学天津会议所确定的定义最为科学。 这个定义点出了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本质， 即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哲学假设是建立在社会学的广域视角之下的， 经济社会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社会学摒弃经济学孤立的、原子化的、机械的研究视角，代之以广域的、互动的、结构化的研究视角。
诚然，在社会学的理论构建上，经济社会学并没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是在对经济学的否定与修正中，于“破”中“立”起来的。 因而经济社会学虽然得出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其学说的骨架却仍然是经济学的。
在本文看来，经济学关于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模型如下。
在经济学的假设中，行动者在利益的刺激下产生经济行动，经济行动的原则是理性，在理性的刺激下，行动者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标准采取行动。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之外引入了一个新的原则（非理性）即偏好。 理性与偏好是经济行动者的行动规律。 多次的经济行为在互动中形成产生经济组织，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公司。整个经济学模型的哲学基础是原子论。
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模型上，从不同的方向上进行改进、修正与扩展，从而在一个更广域的理论视角与更全面的研究范式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做出的改进如下。
1. 对利益的概念进行改进
经济学对利益的预设是较为简单的，即将利益简单地等同为经济利益，且这种利益是独立与社会之外的，即此利益只对行动者个人发生效用，且行动者在受到利益的刺激时也并不考虑这种利益对社会其他部分造成的影响。
托克维尔增加了利益的概念，区分了个人利益、物质利益与公共利益。韦伯将利益分为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如政治利益、宗教利益）。 涂尔干将利益分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认为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的屈从是道德产生的真正与安全。齐美尔则认为利益是形成社会关系的驱动，而只有通过这些社会关系利益才能得以表达。 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一样，可以有不同种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对利益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权力问题引入到利益之中，并提出了阶级利益这个概念，马克思的遗产被政治学派所继承，并运用于对经济的分析中。
2. 对行动者概念的改进
经济学中的行动者即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 这个假设最初将行动者定义为具有无限理性，且拥有完全信息的个体。 在新古典经济学阶段，经济人的概念被修正，行动者具有的是有限理性，且是信息不完全的个体。但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其经济人假设都有一个相同的致命之处：经济人的原子性。 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人是独立于社会背景之下的，不受到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经济人的理性，无论是充分的还是有限的，都仅仅只用来考虑自身收益的大小，而不是整体社会的福利。
在经济社会学视野中，这个假设得到了社会学方向上的补充。 孔德对“社会人”的定义能够对“经济人”概念提供补充，米德社会角色的概念则给予行动者更大的理论空间，为不同行动者不同的经济行为的差异提供解释的可能性。
韦伯阐述了社会行动者的概念，假定行动者之间存在着联系而相互影响。 格兰洛维特的嵌入理论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行动者存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因而行动者本身是“嵌入”于社会背景中的，而非经济学假设的那种游离的状态。
3. 对“理性”的质疑与批判
“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支柱，即使是在个体理性受到广泛质疑的今天，经济学家仍然扞卫理性的意义，只肯将原先不加限制的无限理性（通晓一切知识、不犯错误、永远计算正确）修改为有限理性。对经济学“理性”假设最有力的攻击并非来自社会学而是行为主义学派，但他们的批评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崭新的发展空间。
经济社会学对经济理性的修正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首先是关于利他偏好的行为研究，因为利他行为从根本上推翻了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对利他偏好的研究中，最着名的是由洪堡大学教授古斯主持的最后通牒实验，这个实验有力地重创了经济理性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贴现行为的反驳， 即个人对长期收益的态度， 并非如经济学家所说，是由贴现因子 构成的函数那么简单，且并非完全的理性的。 对个人消费的纵向研究表明（Mankiw & Rotemberg,1985），个人的消费并不会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平稳，退休并不一定能够导致预期的消费下降，这个研究动摇了经济学家对个体算计理性的盲目信奉。 第三个领域是个体对所得之物与所失去之物价值判定上的区别，即人们往往宁愿花更大代价保住自己已有之物，而不愿意花较低的代价去购买相同的东西。应用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为人们可以过早抛售升值股票， 而不愿意放弃价值已下跌的股票， 可以少赚钱，却很难壮士断腕。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并不是构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新体系，而是从各个方向上指出传统经济学的漏洞。
行为主义对理性的攻击非常深刻，在学术界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行为主义在解构的同时却缺少建构，因而虽然重创了理性假设，却没有建立能够代替或至少修补理性假设的理论学说。在这方面，经济社会学的贡献主要不是攻击理性本身，而是集中于研究经济学非理性的部分。
4. 对经济行动者规律非理性部分研究的扩展
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但平心而论，经济学也并不将理性当做唯一的来源。 经济学中的非理性部分主要由偏好填补。偏好理论能够成为经济理性的有力补充，但两者仍然面临一个不能解决的理论漏洞：无论是理性还是偏好都是行为者个体层面的，都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之外的，依然有着浓重的原子论色调。同时偏好并不能解决历史性问题，即偏好是如何，以及在怎样的环境下形成，偏好又是如何获得合理性。
经济社会学家对经济行动者行动规律中非理性的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扩展。在这部分的扩展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不同社会思想流派的各放异彩，更能够看到社会学关于结构与能动的分歧得以表达。 经济社会学对行动规律非理性部分的理论贡献按照自能动至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惯习---嵌入、网络与场域---制度与结构。
对偏好的一个有利的补充（甚至是取代）是布迪厄的惯习理论。 惯习理论的价值在于可以解释自身的形成过程与合理性，且不同于偏好，惯习的形成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完成的，因而更具有社会学的广域视角。布迪厄重视惯习的作用，认为惯习的首要作用是摒弃笛卡尔的一是哲学，从而避免机械主义与目的论。 他认为惯习是社会化了的主体性，惯习是行为高度经济化的准则，它有助于计算上的巨大节约，也带来了行动时尤为稀缺的时间资源方面的节约。
比惯习更结构化的概念是场域与嵌入。 场域同样由布迪厄所提出。布迪厄认为经济可以作为一个场域进行分析，而每一个场域的结构都可以通过它对资本的分配来理解，场域中存在着四种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这种四维子系统的划分让人不禁联想起帕森斯社会系统的理论）。格兰洛维特的“嵌入”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扛鼎之作，但他自己包括许多研究者对嵌入这个概念的定义却往往语焉不详。在本文看来，嵌入是一种软性的结构，它的优点在于一方面确定了社会行动者与社会背景之间具有互动甚至从属的关系，肯定了经济行动者行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嵌入理论又比结构论或制度论更灵活，似有形又无形，不至于落入机械主义的深渊。 或许嵌入理论太过抽象， 格兰洛维特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对 “网络”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人心。
事实上，“网络”的理论早已有之，早在经典时期，涂尔干就指出个人行为受到社会角色的影响，而并非孤立的，仅仅只受到个人私利所驱使。 个人或集体常常处于更大规模的网络之中，而主体在网络中所占的位置对主体的发展极为关键。网络理论的应用主要在于两个部分，第一是研究个体行动者在网络中的行为，第二是研究不同社会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互动。网络理论是目前社会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格兰洛维特、斯科特·鲍曼与舒茨，以及中国的边燕杰都长期关注于网络分析的研究。 在格兰洛维特的理论中， 网络与嵌入具有同一性， 网络是嵌入的具体形象。就本文看来，网络或嵌入理论一方面揭示出了经济行为的社会性特征，但另一方面，嵌入理论过于强调网络（或关系）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反而又忽略了经济制度。 事实上，制度在当代市场上扮演的角色远远大于传统的社会网络或关系，经济行动者更乐于在市场制度下与陌生人进行匿名性的交易活动，而不是与熟人买卖，跨地区、跨国的交易正在大量的进行，正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不同社会网之间的研究重点在于组织、国家间的网络融合，以及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沃勒斯坦建立了一种世界体系的学说，将世界以网络的形式划分为核心、半边陲与边陲，认为后发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往往处于边陲位置，利润与资源被核心处的早发国家所提取。[13]
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异同影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产业结构。 Cardoso 分析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道路，证实了国际网络能够影响国家的发展模式。[7]在国内不同网络之间的关系研究中，Peter Evans 认为强大的社会网络对于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国家政治网中的精英也必须进入到企业家与金融家的网络中来。[8]
这个观点也同样可以在早期日本的发展中找到佐证，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涩泽荣一在成为财政大臣大藏少佐后，在 33 岁的壮年递交辞呈，投身企业家中，成为日本株式会社的创始人。[9]无独有偶，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 也同样出现大批政治精英下海经商， 成功创业。 这些都能作为经验证据，说明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治精英向企业经营转型，政治网络与经济网络的融合交并，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制度与结构是经济行动者规律中最为“固化”的部分，也往往因为其过于固化而带有的决定论色彩而遭到主流社会学家的诟病。 帕森斯创建的结构或系统论是试图创造巨像社会学理论的最成功尝试，他提出的社会系统理论提出了一套四个维度的坐标系，AGIL,或适应、目标、整合、维持，这一套坐标至少在帕森斯看来能够为任何社会存在或行为进行内部分析。帕森斯的尝试在一度是成功的，甚至为社会学带来了一段令人兴奋的繁荣，但他的学说依然因为过于决定论或宿命论而被当代主流社会学所否定。
制度与结构相类似，但制度更为“人化”,制度是凝固的网络，决定论的色彩较少。经济社会学中制度理论的主要贡献来自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建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易或经济行动是无成本的，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行动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成本。
成本的介入解释了许多传统经济学未能解释的现象，许多在经济学者看来理所当然应该能够发生的交易之所以未能产生，主要是因为其中有着经济学者长久以来忽视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为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市场交易需要成本，而企业能够节约交易成本。[10]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对紧急行动者是重要的，因为社会制度能够塑造激励结构。 公司：科尔曼强调指出，一旦人们建立一个公司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则公司本身也能够追求它自身的利益，公司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创造物。[11]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开创性地以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有力地补充了新古典经济学，更强调了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过于强调制刚性的制度而忽视个体的能动性，因而有还原论的漏洞。
5. 对经济行动理论的研究
对经济行动理论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对行动类型的分类，即将行动划分为受惯例支配的行动，受习俗支配的行动和受利益支配的行动。这种划分方式具有相当的启发性。我们可以认为受利益分配的行动即为经济学者所谓的行动，受惯例支配的行动则与“惯习”的理论暗合神通，受习俗支配的行动则让我们联想到嵌入、网络或人类学的相关内容。
应该说韦伯的这一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延展性，深入研究将能提供一种将新经济社会学与经典经济社会学串联起来的理论范式。
主流经济学认为行动主要受到偏好、资源、理性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每个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个体性，与社会背景区分开来。 对这种个体性的批判贯穿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对利益的分析、对行动规律非理性部分的探索而不断强化。从社会学角度看经济行为，就必须将行动的社会意义带入进来，要分析经济行动的社会属性。 在社会背景下，经济行动受到社会的影响。 友谊影响买卖双方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价格，人们对小动物的偏好使猫、狗肉难以进入市场，个人的职业选择往往受到所在环境的影响而非经过理性的分析。[8]
6.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Zelizer 在她最近的研究中（1994），认为货币形成的并非一种中性的和无社会性的力量，而是以被打上文化烙印的多种形态出现的力量。 文化对经济影响的理论主要渊源自文化经济学，Harry Hillman 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一种经济学的分支，其主要目标是研究文化因素对经济行为与思想的影响。[12]
文化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权威着作应该首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书用来解释文化与宗教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影响。 其后出版的《儒家与道教》则用来研究资本主义并不在亚洲国家兴起的文化成因。 稍后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3]更与韦伯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期的文化社会学主要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对资本主义形成的影响，用以解释后发国家经济困难的成因。 当代文化经济学的主题是信任、道德、精神等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假设为好的文化（或道德）能塑造经济繁荣。
当代文化经济学的扛鼎之作为福山的《信任》，[9]他细致地描述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信任如何产生效用，继而影响经济繁荣与企业发展的模式。 文化经济学的研究理论为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7. 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马克思将权力问题引入到经济中。 经济社会学家们循着马克思的步伐进行研究，将政治引入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研究政治势力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模式（宏观），个人的政治态度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微观）。
经济社会学者认为宏观上一个特定的集团（行业垄断者或标准制定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改变了美国企业的策略与产业结构。 垄断企业的出现，20 世纪初制造业寡头的出现，机构投资者与单一化企业的出现都是权力参与经济运作后的结果。最近的研究中，Frank Dobbin 认为经济会仿造政治，反映政体。 在美国，联邦政府往往调控市场，在法国，中央政府管理经济走向，在英国，政府则能在更大程度上给企业放任自流的权力。经济利益影响政治，政治也能影响经济利益，Carruther 通过对 1700 年东印度公司贸易份额原始资料的分析，形成政治也明显地影响买卖双方的选择。[14]从宏观的层面说，政治影响经济制度，而通过政治制度共享的选择性亲和，一种经济管理能够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15]
在微观层面，Bruce Carruthers 更是通过对英国早期股票市场的分析，表明股票交易也并非完全理性的。一些重要公司的股东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股权出售给他们自己政党的成员，即使他们能够在别的买家那里卖到更好的价钱。[16]
在劳动过程中，管理方式的改进减少了阶级对立，[17]资本家形成了对工厂的集体意识，防止工人转变为自觉阶级，从而获得了对工人的权力。[18]而现代企业中，管理层常常通过给予工人阶级政治能动性，来使工人阶级认可其权力的合法性。[19]以上即为本文归纳而来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结构，以及经济社会学对经济学理论做出的贡献。 经济社会学是以一种更为宏观的、完善的、能动的和社会化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经济学对世界的解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按福山的说法，80%[9]），因而经济社会学在修正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并未建立自己的全新理论，其理论的基本骨架仍然是经济学的。
正因为经济社会学目前的研究并未建立自己的理论骨架，因而研究并未达到完善，依然有一些理论上的困境需要得以解决。 当代的经济社会学吸收了许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理论范式，目前经济社会学理论研究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如何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理论整合，实现更大跨度下的学科交融。 经济社会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学科交融与发展的一大熔炉， 笔者相信， 随着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学科交叉研究的更加深入，经济社会学将有更远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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