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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模型下水库移民中的集体行为探究

来源:水利规划与设计 作者:王建文
发布于:2020-06-18 共5817字

  摘    要: 水库移民集体行为已经成为每一项水利水电移民工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文章首先回顾了社会学中关于集体行为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关于水库移民集体行为的研究成果,然后引入新经济社会学中关于集体行为研究的门槛模型,并指出门槛模型在分析水库移民集体行为发生和演变动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以贵州省B水库实物调查过程中引发的一起水库移民集体上访行为为例,用门槛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网络是导致个体上访演变为集体行为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水库移民; 集体行为; 门槛模型;

  据相关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众多水利水电工程的兴建,我国水库移民已增至1800多万。水库移民不仅使移民群众被迫远离故土,迁往他乡,而且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水库移民不仅是一种特殊利益群体,有别于高速公路、铁路、城市拆迁等类型的非自愿性工程移民,而且从社会学科角度看来,更是一种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同样有别于上述非自愿性移民。因为在水库移民的各个阶段,包括实物指标调查、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实物补偿、移民搬迁、后期扶持等,均会出现不同类型的集体行为。李晖等[1]通过对G市水库移民的调查发现,水库移民的集体行为主要表现在“拒签”、联合上访、“干耗”等三种利益表达行为。笔者在对Z县两座水库的规划设计中发现水库移民有“拒签”、联合上访等集体行为,在对X市M水库的规划设计中还发现了集体阻挠等行为。水库移民在对国家水库移民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的情况下,通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即所谓的“信访不信法”。本文首先回顾了社会学中关于集体行为的相关论述,然后通过引入新经济社会学中的门槛模型分析方法,对水库移民中的集体行为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其行为背后的原因。

  1、 集体行为的相关理论阐释

  集体行为又称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2]。
 

门槛模型下水库移民中的集体行为探究
 

  由于集体行为本身所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和破坏性,一直以来是社会学界和社会心理学界研究的重点。1962年,N.J.Smelser[3]首先提出“价值累加理论”。他假定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六个条件:有利的结构、结构性紧张、普通信念、促发因素、参与者的行动动员以及社会控制。

  以塔尔德、勒庞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心理学界提出“模仿”一词来阐释集体行为。他们认为当人们面临突发事件时,他们往往会处于丧失理智状态,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出现模仿等简单的初级行为。这时他们便会本能地彼此模仿,力求与在场多数人的行为一致,从而导致集体行为的产生[4,5]。

  1895年,勒庞出版了其代表作《乌合之众》。在该书中,他指出集群的特征是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使集群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并具有将暗示的观念立即转变为行动的倾向。

  紧急规范论认为在集体行为中虽然没有群体规范,但面临突发事件时,人们之间通过互动会产生一种“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同样会对在场者形成规范压力,迫使他们去效仿和遵从,从而产生集体行为。匿名理论则认为在集体行为中,个体之所以会做出他平时很少出现甚至根本没有做过的越轨行为,是因为他处于匿名地位。人处于匿名时,没有明确的个人标志,不必承担破坏规范的后果,由此产生责任分散的心理。

  科尔曼[6]提出控制传让理论。他认为在集体行为中,行动者已经把对自身行动的控制转让给他人。这种控制传让是理性行动者采取的有目的的明确行动,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目前,国内社会学者并未针对集体行为提出相关的理论,而是坚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构建一些概念或解释框架,如“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压迫性反应”“安全性困境”“问题化技术”等[7]。上述概念和解释框架集中体现了国内集体行为的典型特征,也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本土化再造。

  关于水库移民集体行为的研究,社会学界最重要的成果当首推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8]。文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解析了山阳乡大河移民上访的行动策略,通过“说”“缠”“闹”、“胡搅蛮缠”“闹饭吃”等种种行动手段和策略,在自身没有陷入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翁定军[9]在分析三峡移民集体行为的案例中,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社会冲突论”入手发现“在面对移民这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时,移民的身份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它使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时多了一份考虑,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必要的妥协”“作为移民而言,正是在各种冲突以及冲突的解决中,逐渐适应移入地的生活,最终融入移入地社会”。

  2、 新经济社会学中的集体行为与门槛模型

  之前社会心理学关于集体行为的研究,如模仿论、情绪感染论、紧急规范论、匿名论等,更多是从人的心理与社会角度来分析集体行为,而科尔曼的控制转让理论带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而且这些理论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概念假定,从一个集体行为静态发生的原因角度去探讨,忽视了集体行为产生的动态过程。

  1978年,马克·格兰诺维特发表了“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一文。作者建立了一个集体行为的模型,并指出该模型适用于“行动者有两个以上的行动选择而他的成本效益又取决于其他人如何选择之时”。而门槛(Threshold Models)是指“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10]。

  正如科尔曼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人。他考虑每一项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并尽可能将其最大化。集体行为也是一样,其中的每个人都在考虑参与时希望该行动能够为其带来收益。

  格兰诺维特根据数学分配和社会现象印证的结果,通过数学上简单的加总原则,把集体行为放入一个动态的情境中去探讨,建立了两个门槛模型,即“一致性分配”和“认知上示范比率”。

  “一致性分配”的门槛模型假定一个范围内有100人,其集体行为的门槛几率如下:一个人的门槛是0,一个人的门槛是1,一个人的门槛是2,如此顺序加上去知道最后一个人的门槛是99。首先门槛是0的那个人是“煽风点火”者,首先采取行动,从而激励了那个门槛是1的人;这两个人的行为又激励了门槛是2的人……直到100个人加入集体行为[11]。这就是“多米诺骨牌”式的效果,其均衡结果是100。

  但是在同样的群体中,将门槛是1的人改为门槛是2,这时的均衡结果只会是1,其效果是“一个点火者”。上述两个模型的结果非常不一样,第一个促成了集体行为的发生,而第二个仍然停留在一个“闹事者”。

  与“一致性分配”模型不同,格兰诺维特在第二个模型中加入了其结构经济社会学的思想,为集体行为门槛模型的论证注入了数学程序分配均衡的稳定性特质。“认知上示范比率”则是在“一致性分配”的模型中加入两个重要角色:社会结构及社会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例如在上述第一种模型中,一个人的门槛是100人中的50%示范了,而此时仅有48人参加集体行为,52人不参加,那么此人不会参与其中。但是设想他25个朋友中有20个人参加了,而朋友的示范效果是陌生人的两倍,那么此时的比例就是0.544,从而超过了门槛。那么这个人就会参加集体行为。

  为了验证门槛模型对于集体行为发生的解释力,格兰诺维特探讨了当时数起集体行为发生的机理,指出其“最佳的解释力发挥于分析行动者的行为相互取决于他人时”。

  已有的研究者在探讨水库移民这种集体行为时,多是从移民群体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互动入手,更多地是描述国家与移民互动中的“摆平术”“拔钉子”等社会治理,认为水库移民逐渐融入社会就是移民与政府冲突和妥协的产物。虽然从利益表达机制入手,明确了水库移民作为社会结构行动者的一部分,但却仅仅把水库移民的集体行为停留在水库移民征地补偿制度和利益表达制度两个方面,并未探讨集体行为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而借用门槛模型再次观察水库移民这种集体行为,对于我们探究其背后发生的原因及演变过程,不失为一个全新的视角。

  3、 一次移民集体上访事件

  B水库位于贵州省Z县S街道,水库的工程任务主要是灌溉、供水,兼顾发电。建设征地区域涉及该县5个乡(镇、街道)20个村,涉及各类土地2000余亩、329人以及25000余m2房屋。水库总库容1149万m3,工程规模属三等中型。根据设计单位前期施工总平面的设计成果,该水库枢纽工程建设区其中一块临时用地(料场和渣场用地)涉及到某村H组a块土地。

  2013年7月,县实物调查联合工作组进驻H组开始测量土地。在测量该块土地时,H组部分村民开始集体阻挠联合工作组的调查工作。后来经了解,原来设计单位在做料场地质取样时,曾在与a地块紧邻的b地块钻探取样。但由于其他原因限制,设计单位最后决定将料场用地范围定在各方面更优的a地块,这引起了b地块土地承包经营者的不满。他原以为在b地块地质取样,料场就应该在同一地块,b地块就成为水库临时用地,自己也能够得到一笔补偿款。现在他获得补偿款的打算破灭,于是编造各种谣言,每天纠集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不断阻挠调查组的工作,使原本5天的调查工作一直拖延半个多月才结束。

  2013年8月,B水库的实物调查复核工作开始。该村民多次带领组内自己亲友到街道办和县移民局上访。为了筹集上访资金,他首先提倡在自己家族内部筹集上访资金。由于他在家族内部有一定威望,加上他所编造谣言的蛊惑,因此在家族内部得到响应,筹集到一笔上访资金,并书写了上访信,信中还有40多人的署名和手印。在上访信中,他们要求重新调查料场和渣场临时用地,重新划定临时用地范围,并要求街道办和县移民局偿还上访资金3000多元。

  街道办和县移民局接到上访信后,经过核查,发现上访信中的署名和手印一部分是虚假的,因为该部分人在事发时在外务工,不具备署名和按手印条件;另外一部分则来源于该村民家族内部;还有一部分人属于跟风者,他们看到有这么大的上访规模,抱着可以获得一些补偿和收益的想法。核查后,街道办和县移民局将核查结果回复上访者,并回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同时将核查结果通报给县信访局。

  第一次上访结束后,上访者并未善罢甘休。他们在由县纪委主办的论坛上留言,继续陈述上访内容。县纪委收到留言内容后,立刻转交县移民局核查相关事实。县移民局将核查结果上报县纪委,并再次回复上访者,此次移民上访才宣告结束。

  4、 集体行为背后的催化剂

  费孝通先生[12]提到在中国乡村社会里,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这种社会网络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与村庄里的其他人结成信息交往频繁的社会关系,即如格兰诺维特所称的“强连带”(Strong Ties)。

  因为国内的水库移民绝大部分发生在农村,而在中国农村每个村组内部,恰恰是在这种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村民之间存在一种强连带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仅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

  在上文无理的集体上访中,仅仅一个人的经济利益却带来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体上访,而且很多上访者却与之无任何经济利益瓜葛。第一个闹事者正是首先从家族内部入手,获得了一部分人支持,从而达到一定比例的门槛。这种门槛效应,也激起了另外一部分无关群众的参与热情,他们认为参与其中或许能为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这样,一场人数众多的水库移民集体上访便发生了。

  但是如果这种模型换成“一致性分配”,第一个闹事者不从家族内部着手,直接去激励那些无关群众的支持,或许很难获得那么多人的参与。首先,那些无关群众与此次事件并没有相关的经济利益;其次,仅仅一个上访者无法达到那些无关群众参与集体上访的门槛比例。因此最后的结果,第一个闹事者成为“麻烦制造者”,事件到此为止,或者该村民一户家庭去上访,成为一起个体上访的案例。

  正是由于农村内部“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网络的存在,一个移民或者一户移民家庭能够充分利用这种社会网络发起一次有规模的集体行为。这种建立在强连带关系基础上的“认知上示范比率”,使第一个闹事者在家族内部支持下很容易地在村组内部激起其他人的一致行动,从而超过集体行为的门槛,造成一次集体行为的发生。这也正是农村水库移民集体行为多发易发的重要原因。

  5、 结语

  集体阻挠、集体上访,还有其他研究者发现的“拒签”“干耗”等行为模式都是现阶段水库移民集体行为的一种模式。这些集体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进展,同时成为一个地方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经济利益固然是部分移民集体行为的重要原因,但是很多集体行为的背后,却掺杂着一些无关群众。拨开这些无关群众,其实每一次集体行为,发起者无非可能就是数个移民或者数户移民家庭。那些无关群众,更多地是门槛比例所带来的跟随者。他们并无任何诉求,更多是观望这次集体行为或许能够为自己带来某些经济利益。而发起者及其背后的差序格局这种中国传统的社会网络才是导致个体行动演变为集体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实践中,调查和分析集体行为背后发起者的问题,就成为解决一次集体行为的关键。他们的诉求一旦解决,一次集体行为很可能立刻解散。

  随着目前水利水电工程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移民问题已成为一项工程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而每一项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的背后,都有可能引发一定的水库移民集体行为。怎样分析和处理这些集体行为,回应移民群众的相关诉求,解决好集体行为背后的不稳定因素,值得每一个移民工作者去深思。认真分析每一次水库移民集体行为发生及演变的动态工程,分清其中的发起者、跟随者以及发起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及其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晖,陈绍军.水库移民利益表达的行为逻辑:以G市水库移民为例[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3(7).
  [2] 戴维·波普诺(美),李强等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N. J. Smelser.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M]. New York:Free Press,196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古斯塔夫·勒庞(法),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6]科尔曼(美),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王国勤.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J].学术界,2007(5).
  [8]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2001.
  [9]翁定军.冲突的策略:以S市三峡移民的生活适应为例[J].社会,2005(2).
  [10]马克·格兰诺维特(美).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1] Granovetter,M. 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83(6).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文出处:王建文.水库移民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分析[J].水利规划与设计,2020(02):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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