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基于研究的实践性。
日本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以实践为导向，如向后[10]将分子生物学的条件干预分类方法应用于教育技术学中，将研究方法按照严密条件控制下的实验室研究（简称 Vitro 研究）、某种程度的条件控制研究（简称 Vivo 研究）、真实的教学环境（简称 Situ 研究）和调查研究等四个标准进行分类。其中，Vitro 研究将因变量减少到最低，通常研究学习者个体表现或系统性能；Vivo 研究是为了适用于真实教育情境，牺牲一定程度的条件控制，增加不可控的因变量（如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以换取更高的外部有效性；Situ 研究是验证设计方案或新系统的效果，多采用设计实验的方法或行动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则是不实施任何干预进行分析调查。具体分析这四类研究可知，Vitro 研究和 Vivo 研究多为开发设计类基础性研究，而 Situ 研究和调查研究多为改善学习效果的实践类研究。
由于增刊的短论文多为研究的初中期结果，而 Situ 研究居多，导致数据分布失衡，因此本研究剔除了增刊的 758 篇简短论文，而对学术论文和学习资料这两类的 597 篇文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Vitro 研究和 Situ 研究的数量接近，Vivo 研究数量最少，调查研究数量最多。进一步通过 X2检验可知，组间存在显着相关（X2=104.814,P<0.05），说明实践调查研究与基础类实验研究的比重接近。在此分组基础上按论文类别分类，得到学术论文（含基础研究论文、教学系统开发论文和教学实践研究论文）434 篇、学术资料 163 篇。图 3 为对这两类文献中四种研究所占比例的比较分析结果，其中学术论文多为基础类的实验研究，学术资料则更多为实践或调查研究性内容，这说明实验、实证型研究更容易被收录为学术论文，而实践调查类研究多被认定为学术资料。由此可见，基础类的 Vitro 研究和实践类的 Situ 研究数量接近，而按照论文和资料分组后，Vitro 研究基本按照学术论文收录，Situ 研究则半数按照学术资料收录。鉴于学术论文与学术资料的区别在于创新性和独创性，以改善现状为出发点的实践研究很难有独创。
3 基于分析方法。
本研究对包括增刊短论文的 1330 篇文献进行数据分析方法的总结，因为短论文中有具体的数据分析分法，适合通过分析方法进行描述。通过关键词“分析”检索共得到 836 篇论文，再删除不涉及分析方法的 254 篇论文，最终得到 582 篇论文。根据对文献的分析方法进行归类分析后得知，采用方差分析的研究最多，约占总数的一半，其次为因子分析。所有论文共使用了732 种分析方法，远大于抽样的文献总数，这说明不少文献中结合了多种分析方法。其中，86.7%的论文采用显着性差异的有无来进行论证。此外，关于使用分组对比的情况，抽样文献中有 63篇使用实验组和对照组，25 篇使用学习优良组和学习一般组，180 篇则按学校和学年分组，另外还有按性别（43 篇）、按能力（8 篇）、随机分组（10 篇）的分组方法。由此可见，日本极其重视数据分组对比的分析方法，对于教育实际情况考虑到不同层次、年级、性别、学时等各类因素，通过对比分析来论证有效性。
三 特点与启示。
通过文献的统计分析，同时对比我国教育技术学，可以发现日本教育技术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个特点：
1 重视定量实证研究。
总体上看，日本文献中的定量研究占总数的八成以上，为定性研究的 4 倍多，且定性研究多被认定为学术资料，而非学术性论文。对比中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以胡来林[11]的抽样分析为参照，在所选的 480 篇文献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比例约为 9:1,与日本完全相反。此外，在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多集中在高等教育中；而在日本，定量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而高等教育更偏重定性研究。总体上说，日本正在从定量实证研究向定性解释研究转变，但更重视定量实证研究，且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趋势。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研究则多从定性角度出发，具有描述性和综述性的特点，导致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比例严重失衡。因此，今后中国应加大定量实证研究的比例，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推进研究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2 注重研究实践性。
通过分析可知，日本七成以上的研究是围绕实践展开的，调查类仅占两成，且多被认为学术资料，这说明日本更重视研究的实践性，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创新性。也就是说，研究者会提出新方法、新观点，或开发新系统、新模型，再通过实践证明其有效性。例如，研究者在实践中测定新系统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对传统学习环境和新开发的学习环境进行差异分析、验证教学设计模型对改善教学活动的有效性等。而中国多为书斋式的研究，倾向于通过阅读文献或资料进行思辨、概念推理和归纳[12].因此，中国有必要借鉴日本重实践分析的特点，注重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验证并推广，促进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提高中国学科建设和实践应用的水平。
3 采用多元化分析方法。
日本的分析方法具有多元化、跨学科的特点，善于结合来自不同学科的多种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并且在数据分析中能从多个维度展开，使得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客观，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外在效度。相比而言，中国相关研究的分析方法较为单一，能从多个维度进行数据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此外，长期以来研究方法并无太大变化，主要使用解释结构模型法、S-P 分析法、比较分析方法等，结合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比例也比较低[13].因此，中国研究者有必要重视采用多元化的分析方法，注意分析过程的严谨性，增强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4 促进多学科融合和国际化发展。
日本教育技术学除引用教育学的方法外，还融合了教育心理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还呈现出多学科融合和国际化的趋势，逐渐纳入更多新的内容，如生物学、现象学、人种学等。比如，研究者利用生物学研究方法，测定学习过程中眼球运动、眨眼频率、心跳等生理指标；利用人种学研究法开展实地调查，以定性研究法分析异文化体验和学习情况等。此外，日本紧跟世界技术前沿，积极利用新技术开展了各类研发实践，如利用 VR 技术开发虚拟提示系统、利用 AR 工具与传统书籍结合开发新教材等。相比之下，中国的跨学科研究还存在诸多壁垒，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促进多学科融合和国际化的发展，积极培养跨学科的综合性人才，同时完善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提高研究的综合水平，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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