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延迟满足 (delay of gratification) 是一种甘愿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的抉择取向，以及个体在等待期中展示的自我控制能力(Mischel＆ Underwood，1974) 。作为儿童成功适应社会的核心能力之一，延迟满足能力可以有效预测儿童日后的学业表现和社会适应(Tangney，Baumeister，＆Boone，2004; 杨丽珠，王江洋，2007) ，预测儿童未来的身体健康和个人财富(Moffitt et al. ，2011) ，甚至可以预测 40 年后个体的冲动控制能力(Casey etal． ，2011) 。已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在 4 岁左右出现明显的个体差异(林崇德，1995) 。
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此差异的出现? 研究者聚焦于家庭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结果发现养育者的抚养方式是影响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关键性因素之一(Jacobsen，Huss，Fendrich，Kruesi，＆ Ziegenhain，1997; 杨慧芳，刘金花，1997; Sethi，Mischel，Aber，Shoda， ＆ Rodriguez， 2000; Feldman ＆ Klein，2003) 。这其中，一些研究同时关注父母双亲抚养方式的共同作用。例如，陈会昌、阴军莉和张宏学(2005) 的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尤其是母亲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aker 和 Hoerger(2012) 的研究发现，教养方式中的拒绝、情感温暖等方式能有效预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主要抚养者———母亲的独特作用。例如 Mauro 和 Harris(2000) 发现相对于溺爱型母亲，自主型母亲抚养的孩子表现出较强的延迟满足能力; Feldman 和 Klein(2003) 发现，当母亲在互动中非常控制时，儿童在与母亲分离的状态下延迟满足时间更长，选择的延迟策略更好; 当母亲在互动控制较弱时，儿童在与母亲一起的状态下延迟满足时间更长，选择的延迟策略更好。总体而言，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父亲参与抚养对儿童延迟满足的独特作用。
父亲参与抚养又称父亲参与 (fatherinvolvement) ，指父亲参与抚养儿童的过程，可分为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Lamb，2003) 。
研究发现，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起着不同的作用，母亲更多从生活上照顾孩子，父亲则更多地陪伴孩子游戏(Lamb，2000) 。同时，在游戏过程中，相对于母亲，父亲会更直接地提出要求，让孩子依照规则进行游戏(Fagan ＆ Palm，2004) 。在此基础上，Paquette(2004) 提出了区别于母子关系的“父亲 － 儿童激活关系 ”(father-child activationrelationship) ，即作为游戏主要伙伴的父亲，会更多地采取剧烈的、冒险性的身体活动与儿童进行互动，在互动中通过强制儿童遵从纪律约束来保护儿童，并给予一定的情感支持，让儿童习得如何克服缺点并利用机会，从而愿意更开放地面对外部世界。此外，Hetherington(1976，1989，1993，1999) 关于父亲缺失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缺乏父爱的儿童可能在认知、个性、情感、体格发育等四个方面受到影响，患上“缺乏父爱综合症”，具体表现为焦虑、自尊低下及自控能力差，并由此推断父亲对儿童发展有重要作用，即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分离，教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规范和规则。总之，在以游戏为主导活动的幼儿期，父亲对教会孩子控制冲动、遵守规则发挥重要作用，而延迟满足的核心就是控制冲动(Mischel ＆ Underwood，1974) ，由此提示，父亲参与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发展会有着重要影响。
延迟满足能力及其产生机制的性别差异问题一直是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大量研究表明，儿童性别是影响其延迟满足能力的重要因素，女性的延迟满足能力要高于男性 (Wulfert，Block，Santa，Rodriguez，＆ Colsman，2002; 杨丽珠，宋辉，2003; Shekarkhar ＆ Gibson，2011; 张萍，梁宗保，陈会昌，张光珍，2012) 。例如，Silverman(2003) 对 33项延迟满足研究中的性别差异问题进行元分析，发现女性的延迟满足略有优势; 杨丽珠和宋辉(2003)对我国 3 ～6 岁幼儿的延迟满足能力发展进行研究，也发现女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显著高于男童。此外，很多研究发现，儿童性别也是影响父亲教养方式和行为参与的重要变量(Yeung，Sandberg，Davis-Kean，＆ Hofferth，2001; Wood ＆ Repetti，2004; Lundberg，Pabilonia，＆ Ward-Batts，2007; Gryczkowski，Jordan，＆Mercer，2010) 。例如，Lundberg 等 (2007 ) 通过访谈调查 1300 名离异父亲，发现儿童性别是影响父亲参与抚养的重要因素，离异后父亲更多选择抚养男孩;Gryczkowski 等(2010) 考察了 135 对夫妻对孩子的教养参与程度，发现父亲对男孩的投入参与程度显著高于对女孩的; 胡艳蕊(2010) 对天津地区 750 名幼儿园至高中儿童的父亲进行调查发现，父亲对男孩和女孩的教养在规则教导、情感交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儿童性别不仅是影响其延迟满足能力的重要因素，也会对父亲的教养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父亲在教育儿童时，会给不同性别的儿童提供不同的环境和榜样行为，并对儿童表现出来的性别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这也进一步提示，对于不同性别的儿童，父亲参与与其延迟满足能力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儿童性别可能是影响父亲参与与儿童延迟满足能力之间关联的重要条件。
综上，本研究拟通过实验法，选取处于延迟满足能力发展关键期的幼儿期儿童为被试，考察在控制母亲参与教养的水平后，父亲参与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独特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儿童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2、 方法
2. 1 研究对象
被试来自江西省铜鼓县某幼儿园，该园大、中、小班各有 5 个，在每个班由教师随机抽 7 名健康儿童，共 105 名，最终得到有效被试 92 名(M =55 月，全距 = 35 ～ 74 月，SD = 11. 23) ，其中男童 42 名(46%) ，女童 50 名(54%) 。有效被试的父母也全部成为本研究的被试，参与父母参与问卷的调查。
其中，父亲 92 名(平均年龄 35 岁，全距 26 ～ 43 岁，SD = 4. 38。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21 名，高中 16名，本科及以上 48 名，缺失 7 名) ; 母亲 92 名(平均年龄 32 岁，全距 21 ～ 43 岁，SD = 4. 17。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21 名，高中 32 名，本科及以上 34名，缺失 5 名) 。
2. 2 研究材料和工具
2. 2. 1 研究材料
儿童教室套间，分里外两间，外间是教室，里间是寝室，通过门连接; 儿童桌椅一套; 实物标识喜羊羊钟表一个; 口哨两个; 盛装奖励物的浅圆盘两个;电子秒表。延迟满足任务奖励物分别盛装在两个圆盘里，一盘装有一颗奖励物(即时奖励物) ，一盘装有两颗奖励物(延迟奖励物) 。
2. 2. 2 研究工具
父亲参与问卷。采用胡艳蕊等人(2010) 根据Lamb(2003) 父亲参与模型编制的父亲参与问卷，包括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分量表，共有 47 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1 ～ 5 依次代表“从不”～“一直”，得分越高表示父亲参与教养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依次为 0. 86、0. 79、0. 89，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92。
母亲参与教养问卷。由于父亲参与和母亲参与的侧重点不同(Lamb，2000) ，故采用郭育祺(2004)编制、侯忠伟(2007) 修订的母亲参与教养问卷，包括行为管教、生活照顾和教养互动三个维度，共 25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1 ～ 5 依次代表“从不”～“一直”，得分越高表示母亲参与教养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行为管教、生活照顾和教养互动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依次为 0. 82、0. 70、0. 73，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4。
2. 3 实验程序
2. 3. 1 确定实验刺激物
同时提供奶片、棒棒糖、QQ 糖、彩虹糖等多种刺激物，它们在颜色、味道、形状等特征上各不相同。以幼儿园某中班 30 名儿童为被试，通过简单偏好测验，最终选择 QQ 糖作为最终的实验刺激物。
2. 3. 2 实验前准备
首先对被试进行筛查，选出可以进入正式实验的被试。具体做法为: 主试呈现两个装有 QQ 糖的圆盘，一盘装有一颗糖，一盘装有两颗，问被试更喜欢要哪一盘。将选择两颗糖的儿童选出，进行下一步实验。经过筛选，得到 97 名被试，男童 46 名，女童 51 名。
通过筛选的被试，在外间教室中进行小游戏，使其适应环境，信任主试，了解口哨用途。
2. 3. 3 正式实验
将儿童带到里间寝室，呈现两盘 QQ 糖(一盘一颗，一盘两颗) 以及一个口哨。随后，主试对被试说: “我离开一会儿就回来。如果你能等我回来，就可以得到这两颗糖。如果你不想等，就吹口哨，我会立刻回来，这样，你只能得到一颗糖。”
为确定被试正确理解指导语，主试提三个问题:(1) “如果你能等我回来，可以得到哪盘糖?”; (2)“如果不想等了，怎么办?”; (3) “如果你不想等了，吹口哨把我叫出来，可以得到哪盘糖?”。被试能正确回答所有问题后，主试离开寝室，并开始计时。十分钟或听到被试吹口哨后，主试终止计时，回到寝室，给被试相应数量的 QQ 糖。被试的延迟满足时间即为延迟满足能力分数。
2. 3. 4 发放问卷
请幼儿园老师给完成正式实验的儿童家长发放问卷，由家长带回家填写，一周内回收。
3、 结果
3. 1 初步的统计分析
不同性别的儿童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 1。以儿童性别(女童 VS 男童) 与儿童年龄(大班 VS 中班 VS 小班) 为自变量，分别以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和幼儿延迟满足能力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中，儿童性别和年龄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在延迟满足能力方面，性别［F(1，86) =18. 32，p ＜0. 001］的主效应显著，女孩的延迟满足能力显著高于男孩(p＜ 0. 001) ; 年龄［F(2，86) = 18. 36，p ＜ 0. 001］的主效应显著，大班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显著高于中班儿童(p ＜0. 001) ，中班儿童显著高于小班儿童(p ＜0. 05) ; 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进一步采用偏相关分析考察控制母亲参与后，父亲参与和儿童延迟满足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 2) 。结果显示，延迟满足与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间均存在显著地正相关(r 在 0. 27 ～ 0. 35 之间) ，父亲参与三个维度两两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 在 0. 29 ～0. 52 之间) 。
3. 2 父亲参与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预测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父亲参与不同维度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预测作用。首先，将儿童性别、年龄和母亲参与纳入第一层，控制其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 其次，单独将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纳入第二层，分别考察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各自预测作用(见表 3) 。
结果显示，控制儿童性别、年龄和母亲参与后，父亲参与的互动性(β = 0. 25，p ＜ 0. 01) 、可及性(β =0. 20，p ＜ 0. 05) 和责任性(β = 0. 22，p ＜ 0. 01) 均能正向预测儿童延迟满足，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越高，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越强。
3. 3 儿童性别的调节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考察儿童性别在父亲参与与儿童延迟满足能力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对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将中心化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作为第三层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考察父亲参与的三个维度和性别的交互项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预测作用，结果如表 4 所示。结果显示，性别与互动性(β =0. 29，p ＜0. 05) 、性别与责任性(β =0. 24，p ＜0. 05) 的乘积项对儿童延迟满足的预测作用显著。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Preacher，Curran，＆ Bauer，2006) 。结果表明，互动性可以显著预测男童的延迟满足能力(β =0. 49，p ＜ 0. 001) ，但不能预测女童的延迟满足能力(β =0. 09，p ＞ 0. 05) 。责任性可以显著预测男童的延迟满足能力(β =0. 41，p ＜0. 01) ，但不能预测女童的延迟满足能力(β =0. 06，p ＞0. 05) 。说明对男童而言，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和责任性越高，其延迟满足能力越强; 对女童而言，这种作用并不存在(见图 1 和图 2) 。
4、讨论
在传统观点中，对父亲和母亲角色的期待是“男主外，女主内”。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母亲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父亲则从传统的养家者演变为儿童的同伴、引导者、保护者、教师等多种角色(Lamb ＆ Lewis，2010) ，其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并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Fagan ＆ Palm，2004; Paquette，2004; 黎志华，尹霞云，蔡太生，苏林雁，2012) 。本研究中，虽然控制儿童的性别和年龄后，母亲参与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但进一步纳入父亲参与后，母亲参与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显著预测作用不再显著，仅父亲参与能够显著预测。这说明父亲参与对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还影响着母亲参与与儿童延迟满足能力之间的关系。Brotherson，Dollahite 和 Hawkins(2005) 的研究也发现，父亲积极参与教养对儿童社会性行为的影响非常重要，甚至超过母亲参与教养的影响作用。
这可能与父亲和母亲在教养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有关。一般而言，母亲更多从生活上照顾孩子，父亲则更多地陪伴孩子游戏(Lamb，2000) ，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建立规则，孩子必须遵守规则才能获得父亲的认同(黎志华等，2012) ，而遵守规则就需要学会控制冲动，这正是延迟满足的核心成分(Mischel ＆ Underwood，1974) 。
本研究发现，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均能显著预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其中，互动性指父亲直接参与照顾孩子，包括生活照顾、情感交流、规则教导等方面，尤其是规则教导，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Fagan ＆Palm，2004) 。这也支持了前人关于父亲参与和儿童社会技能关系的研究结果(Paquette，Carbonneau，Dubeau，Bigras，＆ Tremblay，2003; Brotherson etal． ，2005) 。可及性指亲子未发生直接互动，但当孩子需要时父亲能做出回应，包括空间可及性和心理可及性两方面。可及性与儿童父子依恋的形成密切相关，是儿童与父亲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结的重要条件。Paquette(2004) 的研究发现，父亲和孩子之间的依恋关系不同于母子依恋，他们用“父亲—儿童的激活关系”(father-child activation relationship)来描述这一关系，指孩子在确定自己受到保护的前提下，得到父亲的激励从而努力克服缺点，学会利用机会并在父亲的帮助下独立地应对外部世界。这有助于儿童勇敢地面对新的环境，增加他们独自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机会(Lamb ＆ Lewis，2010) 。也就是说，在父亲与孩子的依恋关系中，父亲会给孩子一种内在的安全感，让他们为了获得更长远的目标而控制自己的行为，即做到延迟满足。责任性是指父亲为了孩子顺利发展而做的准备、积累、规划等对孩子有长远影响的活动，包括榜样示范、父职成长、信息获得等。其中，榜样示范有重要作用。进入儿童期，孩子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父亲，开始对父亲的逻辑形象感兴趣(Paquette，2004) ，会模仿父亲遵守规则的行为，并将这种规则意识逐步内化，形成自控行为，并最终做到延迟满足。此外，由于父亲的一些个性特征比母亲更为突出，如独立自主、敢于冒险、坚持不懈、积极进取等(李丹，崔丽莹，岑国桢，周嘉，陈欣银，2004) ，这些优良品质在孩子与父亲的交往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逐渐形成儿童的勇敢、独立、意志坚强等个性品质，也对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这同时也提示我们，即使父亲与儿童之间没有太多的直接互动，如果父亲能在儿童需要时出现，给其足够的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多做遵守规则的示范榜样，也会对儿童的延迟满足产生积极影响。
国外研究发现，父亲教养行为对男孩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更大，并将其称为“同性亲子”现象(same-gender dyads) ，即父母对与自己同性别的儿童影响更大(Chang，Schwartz，Dodge，＆ McBride-Chang，2003; Raley ＆ Bianchi，2006) 。本研究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对该研究发现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本研究发现，儿童性别能够调节父亲参与与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关系，父亲参与对男童的延迟满足能力有更大影响。这可能与不同文化所持的性别观念有关(Warner，1991) 。在我国，父亲一般更强调儿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鼓励其独立和竞争，但更关心女儿的人际交往和家庭联结，鼓励其依恋行为(严瑜，1996) 。这促使父亲在亲子互动中与男孩更多进行竞争性更强、肢体接触更多的规则性游戏(Lamb，2000) 。在这个过程中，男孩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如何控制冲动，学习规则，导致其延迟满足能力更强;而对女孩而言，父亲更多进行陪伴和保护，激烈的、肢体接触较多的规则性游戏进行较少，这也导致父亲参与对女孩延迟满足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儿童的行为也会受到文化中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杜丹，苏彦捷，2005) 。18 个月的婴儿就会表现出对属于自己性别类型的玩具的明确偏好(Serbin，Poulin-Dubois，Colburne，＆ Eichsted，2001) ，这一性别刻板印象在学龄前阶段逐渐增强，并于 5 ～7 岁间达到顶峰(Martin ＆ Ruble，2004) 。本研究的被试正处于性别刻板印象较强的阶段，更容易受男性应独立、进取、敢于竞争等“男性气质”，女性应富有同情心、温柔体贴、文雅娴静等“女性气质”的性别角色标准影响(秦启文，余华，2001) ，这会使得男童较女童更愿意效仿父亲的行为，因此受父亲参与教养过程的影响更大。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1) 控制儿童年龄、儿童性别及母亲参与后，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均能显著预测儿童自我延迟满足能力;(2) 儿童性别可以调节父亲参与的互动性和责任性与儿童延迟满足能力的关系。具体而言，互动性可以显著预测男童的延迟满足能力，但不能预测女童的延迟满足能力; 责任性可以显著预测男童的延迟满足能力，但不能预测女童的延迟满足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