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讨论。
3.5.1 死亡焦虑与特质抑郁的关系。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焦虑与抑郁一直都是研究的难点，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而且焦虑与抑郁共病的情况也很常见，在心理障碍诊断中被称为焦虑抑郁双相障碍，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期就更为普遍。有人提出焦虑和抑郁是单一疾病单元，有的认为是两种不同的但相关的疾病单元（苏林雁，高雪屏，金宇，刘军，罗学荣，文慧，2006）。因而，在本研究中抑郁作为协变量才更加精确的反应出各变量对死亡焦虑的作用。不管存在什么样的争论，焦虑与抑郁之间的相关是很明显的。而作为各种健康焦虑的一个清晰的中心特征（Furer,Walker,2008），死亡焦虑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Cicirella, 2009; McCoy, Pyszczynski,Solomon, & Greenberg, 2000）。在本研究中，从死亡焦虑与抑郁的简单相关分析中可以看出二者是存在显着的正相关，也就是死亡焦虑越高的个体，其抑郁程度也会越高，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抑郁与焦虑的相关是比较高的，而本研究中，焦虑与抑郁的相关是很低的，这也许跟调查的被试群体的异质性有很大的关系。本研究调查的被试群体的年龄范围十分广泛，从青少年到老年时期，而且其文化水平也有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因素对焦虑和抑郁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多数研究者认为死亡焦虑与抑郁之间是相互的作用，恐惧死亡的个体往往会因过分的焦虑而无法完成一些事情，这就导致了抑郁情绪的增加，相反，抑郁的个体因感到生活意义的缺失而想到死亡，从而引发了死亡焦虑。它们之间似乎是互为因果的，为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机制，在本研究中又进一步的做了死亡焦虑与抑郁的典型相关。从典型相关的结果可以看出，死亡焦虑的典型变量能解释抑郁变量的 1.8%,而抑郁的典型变量能解释死亡焦虑的 1.6%,可以看出焦虑对抑郁的影响要稍微的大于抑郁对焦虑的影响，但二者的差别很小，因而可以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的作用。而且在抑郁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中，情绪恶劣因子对死亡焦虑的影响是最大的，说明死亡焦虑很容易受到一些负面消极情绪的影响。这同时也印证了 Abeyta 和 Routledge 于 2014 年的研究中所做的推测，即积极的效价刺激也许是近端防御机制，能有助于缓解死亡焦虑的提升。
3.5.2 不同年龄段死亡焦虑的差异。
和死亡焦虑相关的研究有关系的一个一致的发现就是年龄效应，即年轻人比老年人会经常的报告更高水平的对死亡主题的关注。多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年轻人的死亡焦虑比老年人的要高，随着死亡焦虑在中年时期达到顶峰，之后随着年龄 而 下 降 （ Sinoff,Iosipovici,Almog&Barnett-Greens,2008;Twelker,2006 ）。 但Russac,Gatliff,Reece 和 Spottswood（2007）的研究发现死亡焦虑的高峰期是在 20岁左右。尽管这些研究的结论有些不一致，但从中可以看出，死亡焦虑随着年龄而变化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即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变化趋势，只是最高点存在一定的争议。在本研究中，依然可以发现一致的结论，青少年期和成年初期的被试，其死亡焦虑都显着的高于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的被试，且从各年龄段被试死亡焦虑的平均分可以看出，成年初期的群体，死亡焦虑的得分是最高的。且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到八、九岁的时候，儿童才逐渐的认识到死亡是普遍的、真实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罗增让，1998），因而才会产生死亡焦虑。所以综合儿童期死亡焦虑的特点，在本研究中可以推论得知死亡焦虑随着年龄的变化也是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趋势的。
在本研究中，将青少年期归在 12-17 岁之间，其死亡焦虑要显着的高于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的被试，但与成年初期被试的死亡焦虑的差异不显着，只是平均得分要低于成年初期的被试，因而也可以认为青少年期也是一个死亡焦虑较高的一个时期。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比较少见的，先前的研究中都很少关注青少年期被试的死亡焦虑。而且从本研究中还可以看出，青少年期被试死亡焦虑的标准差是所有年龄阶段最大的，这代表了青少年期的个体之间死亡焦虑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因而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与青少年期本身的发展特点有显着的关系。青少年期是个体身体发育的鼎盛时期及性成熟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他们希望能获得成人的某些权力，找到新的行为标准并渴望变换社会角色。
然而，由于他们的心理水平有限，有许多期望不能实现，从而导致产生挫折感（林崇德，1995）。这个年龄的个体最易感受压抑、挫折和焦虑，表现出持续的消极心境，因而也多是抑郁症高发的时期，这也相应的增加了他们的死亡焦虑。同时青春期也处于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发展的时期，对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启蒙的阶段，面对这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焦虑也会相应的增加死亡焦虑。
有 研 究 表 明 , 越 低 水 平 的 自 我 同 一 性 , 能 预 测 更 高 水 平 的 死 亡 焦 虑（Fortner&Neimeyer,1999）。
本研究将成年初期的被试划分为 18-34 岁之间，是所有年龄段中死亡焦虑最高的时期，包含了 Russac,Gatliff,Reece 和 Spottswood（2007）的研究所提出的 20 岁是死亡焦虑高峰期的时段。成年初期自我意识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我同一性也得到了确立，面对着建立新的职场关系，组建稳固的家庭等重大课题，也就是成年初期的个体是一个逐渐由不确定性走向确定的一个转折阶段。这也在另一方面反应了这个时期的个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青少年期大部分的目标都是考上好的大学，但到了成年初期，尤其是一些刚毕业的学生，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迷茫，他们无法预知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的，这种不确定性的焦虑自然也就引发了焦虑感的倍增。当然，这个年龄段的个体，生命力是最旺盛的，正是进入社会施展自己的抱负的时期，死亡会成为一个无法阻止的毁灭性因素，生的欲望越强烈，死亡的恐惧也就更高。
而成年中期，即 35-59 岁之间，处于一个过渡性的阶段，从青年而来，向老年而去，大部分的中年人是处于各行各业的重要位置上，工作家庭已经稳固，对自己的将来没有什么困惑，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这种稳定的生活也使得他们没有青年时那么强烈的欲望，此时人届成熟，生命亦过去了一大截，生活的内容处处带着理性的目的，他们能够更加成熟的应对各种困难或挫折，这种心理成熟能有效的帮助他们应对死亡焦虑的侵袭。有研究表明，随着心理成熟和年龄的增加，死亡焦虑减少（Rasmussen&Brems,1996）。
到了成年晚期，即 60 岁及以上的年龄阶段，生命的活力逐渐消退，认识活动发生了一系列退行性变化，易产生消极的情绪情感（林崇德，1995）。一般人会认为老年人才是最恐惧死亡的，然而不管其他的研究，还是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是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是最低的，而且其个体间的差异也是最小的。在对老年人进行的死亡焦虑调查中可以发现，他们大多对死亡有一种认命接受的态度，持有一种"实用论"的价值观，即不管怕不怕死，都没有什么用，人总得要死，所以干脆不想，或者活在当下，他们的这种观念对死亡焦虑产生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而且，在调查中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老年人大部分都很害怕痛苦的死去，他们能接受正常的死亡，但痛苦的死亡是他们非常恐惧的，害怕遭罪。这印证了前人有关的研究结论，即老年人不怕死，他们倾向于理解生命的局限性，但更害怕濒死的过程（Sinoff,Iosipovici,Almog&Barnett-Greens,2008）。而且随着老年人各项生理机能的衰退，导致了他们生活质量的下降，死亡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
3.5.3 死亡焦虑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死亡焦虑在性别上差异显着，且女性显着的高于男性，这在以往的研究中都已经得到过证实，而且本研究是在控制了抑郁变量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精确的反应了这种差异。同时印证了Eshbaugh和Henninger于2013年的研究，在控制了抑郁变量后，女性比男性有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因而在解释这种性别的差异上，可以排除抑郁的干扰作用。但其他会对这种影响产生干扰作用的一些因素仍然需要进一步考察，比如适用于这种性别效应的解释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男性更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情绪，女性更多的是感觉定向，而男性更多是是认知定向，即男性会更加关注死亡，但焦虑情绪的表达更少。
死亡焦虑在宗教信仰上并没有表现出显着的差异，这与一部分研究结论相冲突，但也与一部分研究相一致。究其原因，在于宗教与死亡焦虑之间关系的模糊性有很大的关联。这些研究都依赖于信仰态度和死亡焦虑的自我报告测量，它可能受到自我表现关注的影响。如果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害怕死亡，就会把自己表现的像这个人，那么这也许就会影响到他回答死亡焦虑问卷的方式（Lundh&Radon,1998）。同时本研究在调查宗教信仰的时候，对是否有无宗教信仰只做了简单的区分，而不同的宗教信仰对死亡的态度和认识也是不同的，佛教徒的再生信念与死亡焦虑是没有关系的（Hui&Coleman,2012），道教取向和死亡与濒死的恐惧之间也是没有关系的（Zeyrek&Lester,2009）。这些表面宗教信仰与死亡焦虑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加精细的区分，而不能做简单笼统的概括。
死亡焦虑在不同的文化程度上存在显着的差异，其中文化程度为初中的被试，其死亡焦虑要显着的低于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以及本科或大专的被试，文化程度低，死亡焦虑也比较低，文化程度高，死亡焦虑也会相应的增高。这与Otoom,Al-Jishi,Montgomery,Ghwanmeh 和 Atoum（2007）发现越短的患病时间与低水平的教育和高死亡焦虑有显着的相关是相矛盾的。这里就体现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在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了死亡教育，所以个体的文化程度越高，其接受的死亡教育也就越深，因而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也就越大。有研究表明死亡教育在改变死亡焦虑上是有效的（JR,Galt&Pinder,1993），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高水平的教育与低死亡焦虑的相关性。而在本研究的调查样本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多为初中生，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多为高中生，本科或大专程度的多为大学生，在当前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个体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所受到的社会期望也就越大，但又由于当前就业的压力，致使大部分大学生的就业不尽如人意，也在一方面造成了他们的普遍焦虑感。同时，随着学历的上升，个体的年龄也会随着升高，而处于本科或大专阶段的大学生都是处在成年初期的，这也是其死亡焦虑较高的一个原因。因而，年龄的因素在其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越高的个体，其理想抱负也就越高，他们更加的希望能够学有所成，以便进入社会后可以一展所长，对自身的期望值也比较高，成就动机自然也会比较强烈，这种强烈的抱负欲望也会唤醒个体的求生欲望，而死亡作为一个阻止个体实现抱负的强大阻碍，自然会引发个体极大的焦虑感。我们未曾生活的部分越多，死亡焦虑就会越高（见，乔塞尔森，2010）。
本研究将家中或亲朋中是否有人（曾经或现在）罹患重大疾病或发生重大意外伤害的简单归纳为家庭经历，主要分为有或者无，有这种经历的，死亡焦虑得分要高一点，没这种经历的，死亡焦虑得分要低一些，但二者没有显着的差异。
因 Eds 和 JR 于 2005 年的研究表明，丧亲的悲痛与死亡焦虑有显着的关系。那些经历了与重要他人的分离，特别是在生命的早期，如同经历死亡一般经历着与亲密他人的分离，也许会形成高水平的死亡焦虑（Scharf&Cohen,2013）。而在本研究中似乎没有得到与此相一致的结论，这也许一方面在于被试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不同，因而所感受到的悲痛也不一样，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被试经历的时期不一样，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对个体本身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对家庭经历也需要进行更加细化的区分与看待。
同时，本研究也将个体是否（曾经或现在）罹患重病或重大意外伤害归为个体的健康状况，可以看出，有这种情况的死亡焦虑程度要显着的高于没有这种情况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虽然会想到死亡，但对死亡的认识都是抽象的，只有那些经历过重大意外伤害而被抢救过来的人们，他们对死亡有了一种近距离的接触，能够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死亡，韦庆旺、周雪梅和俞国良（2015）指出，这些对死亡有具体认知的个体能产生死亡反省，获得了创伤后成长，能够更加关心他人，对自身的名利更加的淡泊。这也就证实了本研究中的那些有过重大意外伤害的个体，其死亡焦虑显着的低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的。罹患过重病或重大意外伤害的个体，他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死亡的侵袭，而不是像大部分只是一种抽象的认知，在这种死亡的关照下，他们得以重新调整自己生活的优先级，重新定位自己生活的价值与方向，获得了真正的觉醒与成长。这种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能更加有效的帮助他们缓解死亡焦虑。
3.5.4 年龄与性别、文化程度及健康状况的交互效应。
在以上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中发现，性别、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都在死亡焦虑上表现出了显着的差异，由于这些变量不可能只是单独地影响了死亡焦虑，它们更多的是和其他变量一起作用于死亡焦虑的，因而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本研究中可以看出，其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不显着，而只有年龄与文化程度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显着的。因而进一步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可以发现在高中或中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上，不同年龄的个体，其死亡焦虑是有显着的差异。
为此进行了事后检验，在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个体中，青少年期的被试死亡焦虑要显着的高于成年晚期的被试。这说明，在控制了文化程度这一变量后，年龄对死亡焦虑产生了影响。在文化程度为本科或大专的个体中，成年初期的被试死亡焦虑要显着的高于成年中期和成年晚期的被试，而在文化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个体中，同样发现了这一结论。即在控制了文化程度之后，仍然是成年初期的个体的死亡焦虑最高。可见，年龄在文化程度与死亡焦虑的关系中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作用。这在之前文化程度的差异检验中也可以看出，之所以文化程度为初中的被试，其死亡焦虑要显着的低于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以及本科或大专的被试，部分是由于本科或大专的被试大部分都处于成年初期这一年龄阶段，初高中阶段的被试大部分是处于青少年期。然而，单独对年龄进行的差异分析中，青少年期的死亡焦虑与成年初期没有显着的差异，但在文化程度上的差异检验中确有显着的差异。这说明年龄也是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长而变化的共变因素，文化程度的升高，年龄也会随之升高，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也就对死亡焦虑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在年龄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中，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3.5.5 文化程度在特质抑郁与死亡焦虑之间的调节效应。
在之前的差异分析中，一直都把特质抑郁作为一个协变量进行差异检验的，而且从结果可以看出，特质抑郁对死亡焦虑的影响也都是显着的。而且在以上的协方差分析中发现，文化程度与特质抑郁的交互作用也是显着的，因而进一步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交互效应与调节效应比较类似，因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者的调节模型，从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在特质抑郁对死亡焦虑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是显着的，因而可以认为特质抑郁对死亡焦虑的影响受到了文化程度的调节。
根据调节效应的作用，可以认为文化程度影响了特质抑郁与死亡焦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文化程度不同的个体，其特质抑郁与死亡焦虑之间的关系也会不一样。即在文化程度低的群体中，特质抑郁与死亡焦虑的关系较弱；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中，特质抑郁与死亡焦虑的关系较强。特质抑郁是一种人格特质，反应的是一种情绪低落、活动能力减退、思维和认知功能迟缓的特征，具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往往也会带有相应的焦虑性特征。而抑郁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意义感的丧失，抑郁特征比较明显的个体，往往会对自身产生一种无价值感，生活无意义感的认知，对于这样的问题，文化程度较高的个体会追问的更多，比文化程度低的个体更加关注人生意义感，自我价值的实现。因为个体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想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对自我的期望值也就越高，更加关注哲学意义的层面，当抑郁特质的个体受到的教育水平较高时，这种对价值感和意义感的认知就更加突出，感知不到生活的意义与自我的价值，而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人生意义感都能有效的缓解死亡焦虑（Lennon,1997;Wong,2002）。所以文化程度较高的抑郁个体，在想到死亡的时候，更加感知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意义，因而也就更加的焦虑不安，更加的恐惧死亡。
3.6 结论。
（1）死亡焦虑与特质抑郁的各维度及总分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
（2）死亡焦虑在不同的年龄段上存在显着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焦虑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趋势，12-17 岁和 18-34 岁年龄群体的死亡焦虑显着高于35 岁及以上的年龄群体。
（3）死亡焦虑在性别、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上存在显着的差异，其中男性显着低于女性，文化程度为初中的被试，死亡焦虑显着的低于高中或中专和本科或大专的被试，有疾病史的被试，死亡焦虑显着低于没有疾病史的被试。
（4）年龄与文化程度的交互作用显着，经简单效应分析和事后检验可知，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被试群体中，12-17 岁的被试死亡焦虑显着高于 60 岁及以上；文化程度为本科或大专的被试群体中，18-34 岁的被试死亡焦虑显着高于 35岁及以上；文化程度为研究生以上的被试群体中，18-34 岁的被试死亡焦虑显着高于 35 岁及以上。
（5）文化程度在特质抑郁与死亡焦虑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