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存现句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 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语义本质的限制性和其语用性，存现句引起了众多语言学家的兴趣（高文成&张丽芳，2009）。 我国汉语界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受到了学者们高度关注 ,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存现句的基本概念
汉语存现句是存在句和隐现句的统称。 例如下面的句子：
（1）桌上有三张纸。
（2）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
（3）村子里死了一个老人。
例（1）为存在句，例（2）和例（3）为隐现句。存现句的句法结构为NPloc+V+NP,语义意义是“某地方存在某人或某物”,语用意义则是宣告某人或某物的存在， 并将其带入到听众的意识当中（王勇、徐杰，2010）。
二、汉语存现句的研究综述
汉语存现句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具体到深入的过程。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从《马氏文通》问世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起步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独立研究阶段，90年代初到目前为解释阶段。
1.起步阶段《马氏文通》（马建忠，1983） 掀开了汉语存现句研究的历史，其在讨论“同助动词”时提到了用“有”和“无”来表示存在。在《国文法之研究》（黎锦熙，1992）中，黎首次认识到“有”可以专门表示“存在”的意义，并把“有”字存在句分为空间和时间两大类。之后吕叔湘（1942）在《中国文法要略》中第一次提出“存在句”的概念，并发现了与存在句很相似的两类句子，即后来的表示出现和消失意义的句子。 这一阶段是汉语存现句研究的起步阶段， 学者们只是在论述相关现象时涉及存现句。
2.独立研究阶段独立研究阶段存现句成了专门研究的课题， 这一阶段除了讨论存现句主、宾语的性质之外，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探讨存现句的分类及各成分的意义。
这个阶段的研究始于1952年的《语法讲话》，在词类部分讨论了时间词和处所词的用法。 文章认为处所词是主语，存在的事物是宾语是一个突破， 对后来存在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围绕着“台上坐着主席团”之类的存在句，1955-1956年国内汉语界进行了一场 “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大讨论。 讨论中形成了四种观点：A.状语-谓语-主语；B. 状语-谓语-宾语 ;C. 主语-谓语-主语 ;D. 主语-谓语-宾语。 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只是D观点为大部分人所接受。
陈庭珍（1957）发表的《汉语处所词做主语的存在句》是第一篇专门研究存现句的论文。 该文不仅讨论了表示存在意义的存现句， 还明确把表示出现和消失意义的句子包括进存在句。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是范方莲的《存在句》（1963）一文，着重研究“着”字句，而不是纠结于主宾语之争。 范关于存在句的两个观点成了后来研究的基础。 第一点是认为与其他句子不同，动词并不是存现句的中心而只是处于中心位置。 他把动词分为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进而把存现句分为动态存现句和静态存现句。 第二点就是把存现句分为三个部分：A代表处所词语，B代表动词，C代表数量名组合并分析了他们的内部结构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还根据各部分出现的情况给存现句进行了分类。 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很多学者都对存现句进行了分类。 但他们的观点基本都是基于范方莲的思想。 张学成（1986），宋玉柱（1986），聂文龙（1989）主要是把存现句分为动态和静态存在句之后再细分。 雷涛（1993）根据存现句三段出现的情况把其分为A+B+C式，A+C式，B+C式，C式四种形式。 总之，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就是确定了存现句的范畴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描述，但这些描述和分类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
3.解释阶段这一阶段学者们除了继续对存现句的内部结构和分类进行探寻之外，还开始尝试用各个不同理论对存现句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
（1）存现句的生成语法研究生成语法背景下的汉语存现句研究主要集中于句首位置上的方位名词做主语的来由及动词后的名词组的赋格问题上。 黄正德（1987）提出汉语存现句必须由处所名词担任主语。 顾阳（1992）探讨了其中的原因，指出存现句选择处所义的主语是由动词的非宾格语义特征决定的。他把能进入存现句的动词分为“有”类、“坐”类、“放”类、“刻”类等。这些动词自身包含了处所义而且其表示的动作结果也使存在主体着落于某个处所。这虽然解释了为什么方位名词可以做主语，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些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 词 可 以 进 入 存 现 构 式 . 于 是 顾 阳 （1997） 引 入Levin&Rappaport（1995）的设想，认为词库和句法表达之间存在两个界面：词汇语法表达式和词汇句法表达式。 如果某些动词本身含有处所义，这时处所这一题元角色就可以跟客体倒置，定位动词便在词汇语义表达层面转化为非宾格动词，获得非宾格性，然后把客体这一论旨角色支派给域外论元，使其成为句法层面的主语，而含客体义的题元角色则被指派给域内论元成为宾语。 潘海华（1997）从“词汇映射理论” 对存现句中的及物动词提出了词汇派生假设，认为这些及物动词在进入存现结构之前都经历了一个词汇规则---施事删除规则。 田艳艳（2007）进一步认为某些非 作 格 动 词 进 入 存 现 结构 前 也 经 历 了 一 个 词 汇 规则---施事客体化规则，即由于动词的“状态化”,在词汇语义层接口处通过施事客体化的词汇规则衍生成了非宾格动词。
根据Bellett（1988）的“部分格”理论，顾阳（1997）认为存现结构中的非宾格动词是将部分格授予其逻辑宾语的。
韩景泉（2001）却认为“部分格”理论危及了“非宾格理论”的普遍性，而且使一些语言事实得不到解释。 于是他提出了“语链传递格位假说”, 指出存现结构动词为非宾格动词，不具备给自己逻辑宾语赋格的能力，动词后的名词组无格位。 但为了满足“所有有语音外壳必须有格位”这一格理论格、鉴别式的要求，把深层逻辑宾语名词组的逻辑词缀移至句首表层主语位置以获取由具有时态特征动词屈折赋予的主语格位。 逻辑词缀与移位时在原位留下的语迹形成语链，通过语链将已获得的主语格位传递给动词后面深层逻辑宾语名词组。
生成语法下框架下的这些研究都深化了对汉语存现句的理解，但也有一些不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非作格假说”的基础上的，但“非作格假说”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田臻，2005）。
（2）存现句的三个平面理论研究19世纪80年代初，在外国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下和在反思之前汉语语法的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如胡裕树，范晓和张斌等提出了三个平面研究，即主张在在语法研究中要把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区分开来，但具体分析一个句子时，又要结合起来。 在三个平面理论下的研究成果很多，潘文（2003）研究最全面和系统。 在句法平面上，潘文把存现句分成三个部分：动词前的名词组称为A段，动词称为B段，动词后的名词组称为C段。 非主谓存现句的A段都是主题，主谓存现句的A段既是主语又是主题。 在语义平面上，存现句动词的语义特征决定了其所带名词性成分的语义角色，也决定了存现句的变换方式。 隐现句中的动词只能是一价动词。 二价动词进入存现结构，其条件是施事不能出现并且处所成分位于动词之前。一价动词组成的动核结构中，名词性成分自然位置在动词之前。 把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放到动词之后， 动词前的位置就由处所成分来填充。 在语用平面上，存现句有解释和描写两类述题功能，它们在不同语体、文体中的分布并不均匀。 口语和书面语中的政论、 事务和科技语体中的存现句都是主谓存现句，数量少、分布分散，主要是解释性的；文艺语体中的存现句都是非主谓存现句，分布集中，一般有后续部分，使用的动词数量多且形式复杂，主要是描写性的。 “三个平面”理论虽然符合汉语的语言实际情况， 但是并没有涉及语言认知层面。
（3）存现句的认知研究汉语存现句的认知研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张今（1997）认为所有事物都经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存现句的认知基础。 王葆华（2005）针对存现句中“着”和“了”互换现象，运用Talmy认知学理论给出了认知解释：认为带“着”和“了”句子反映了人们在认知模式和观察方向上存在差异。 前者反映的是说话人以现实观对事物或状态的综合静态观察的概要认知模式，表示“状态”后者是说话人以回首观表达对某一事物在一个空间位置中动作行为或状态存在的部分运动的顺序认知模式，表示“完结”.张克定（2009）根据Talmy的另一理论关于图形-背景关系， 认为汉语存现构式可视为GtF构式而且是一种以 “图形-背景”为先后顺序的构式，背景G是说话人用以确定图形F的存现位置的时空参照框架， 图形F则是说话人依据背景G对其实施定位的对象。 因此，背景G具有时空参照性，图形F则具有焦点突显性。 与图形-背景关系理论相似，董成如（2012）基于射体-界标理论，探讨现代汉语存现句的认知动因等问题。 他认为处所是人们注意力首要聚焦的对象，而位于其上的存现物是人们注意力次要聚焦的中心。 因此，处所成分是凸显的射体、参照点，语法上表现为主语。 而处所上的存现物是界标、参照点所激活的目标，句法上表征为宾语。 在此基础上对存现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此外，不少学者把汉语中的存现句与外语中的存现句进行认知上的对比，如张健（2000）、高文成（2007）等。 近年来，随着实证研究方法的改进，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对存现句进行认知解释，如高文成、张丽芳（2009）、田臻（2012）等。
（4）存现句的构式语法研究近年来，构式语法成为了语言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吸引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兴趣。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一种形意结合体， 其意义是不能从其他构式及其自身的各个部分推导出来。 汉语中存现句由于这个特征也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构式。 对汉语存现句的研究主要涉及存现句各段的语义特征，动词与构式的关系，以及能够进入存现构式的动词的特征等。 Pan&Yang（2001）是最早利用构式语法理论对存现句进行系统研究的。他们把存现句分为典型存现句和类存现句并从句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给出了分类证据，进而总结出典型存现句的特征为遵循定指效应，动词都为非宾格动词，主语位置是方位名词组。 类存现句只体现其中的一些特征。 王勇、徐杰（2010）认为存现构式的原型意义是“某地方存在某人某物 ”,其可分析为三个语义成分 :方位成分，存在谓词和存在主体。 存现构式的构式意义是在各构成成分原型意义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而这种意义一旦形成，便反过来制约各构成成分。 三个成分之间、它们各自和整体构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王娟娟（2012）根据按照进入存现句动词类型的不同， 把存现句分为 “有”字句、“是”字句、“V+着”字句、“V+了”字句和表示出现和消失意义的句子。 根据构式语法，构式的其中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多义性，即包含一个中心意义和其他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意义。 “有”字句的意义是其中心意义，因为动词“有”本身含有存在义。其他动词的存在义是通过构式和动词的互动得来的。
三、结语
作为一种特殊句式， 存现句的研究经历一个表面到深刻的过程： 从早期的顺带涉及作为独立主题研究，再到后来的应用不同理论方法研究。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之处。 传统研究都集中于对存现句的本体研究；生成语法研究则过于注重句法层面，对语义和语用方面完全忽视；“三个平面”理论研究没有涉及语言认知层面；认知方法和构式方法的研究兼顾了这些方面，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汉语存现构式本质是多义的，但其多义性的理据和扩展机制是什么？ 此外从教学角度和翻译角度对存现句的研究也是今后存现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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