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批评《新青年》的激进意识，不能容忍者殊多。其中之一是对于传统的背叛，非儒、叛祖，以虚无的态度面对遗产。而最重者，乃对汉字的不恭，所谓废除汉字的口号，在后来的许多学人看来，是有认知的偏差的。这些其实未必深得要领。细读那些前辈的文章，并非无端的非理性悸动。
一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许多学人已经开始考虑汉语书写的改革问题。１８９２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提出切音新字的思路，此后，赵元任、吴稚晖等人就思考过文字改革的路径。拼音化、简化汉字，已经被学人以认真的态度思考过。但那时还是书斋里的行为，影响还十分有限。读赵元任早期的文章，关于汉语、汉字的思考都意味深长，如《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国语罗马字”的方案后来也因他的努力而出笼。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运动是推动汉字改革的重要推力，因这个运动的存在，才使语言问题提到议事议程中，这个近代文化史中的热点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不断回味。
白话文运动的本质是语言的表达的问题，它涉及国语、汉字、国语文三个方面。①如果不系统考虑三者的关系，可能难以找到新的表达的途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人们对于这样的话题考虑不周，只是后来才渐渐清晰起来。白话文的提倡，乃寻找表达的突围，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胡适提倡白话文于前，陈独秀、钱玄同等呼应于后，系一代人精神的共振。胡适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要解决“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而文学问题与语言问题是可以在相近的逻辑里解释的。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中，胡适把文学改良和汉字简化看成同样重要的事情。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字，考量其间的得失，恰是那代人自觉的使命。
在整个新文化运动里，钱玄同在文章理念与汉字改革方面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尤深。在钱玄同看来，文章的改良，乃必然之道，他觉得旧文章毛病很多，与今人的思想不符，是大有问题的。中国旧的文章和文字，乃旧时代思想的载体，书写已经走近僵化之途。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一文里，他与陈独秀说：“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②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并非没有道理。中国文章脱离现实生命的体验，流于形式主义，可能与士大夫的价值走向有关，当文字的价值在书写里变大的时候，一些笔墨游戏的过分之举，成为文章里的弊端，其实也是伤害文化的精神惰性。
就思想表达的奇异性而言，章太炎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可小视。无论在文章学还是音韵学上，都有承传之迹。章太炎当年的文章变化，与他的学术理念有关。他以古文为基础的思想表达，隐含着一种寓意，那就是在意象、韵律与节奏方面，与当下精神拉开距离。文章之道原也有内在规律，不应马虎而敷衍之。与章太炎一样，他弟子们都不太看得上梁启超一类人物，因为梁氏缺少精神的亮度，文章还在旧的路上。《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就说：
“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新耳；至于新名词，则毫无不合。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止有送进博物馆的价值。”③连梁启超都不太及格，那中国的文字与文章，则非有大的变革不能解之。章太炎的办法是向后转，走向复古之路，在晚清已取得学术上的胜利。
不过因为时间的跨度过大，难以与现实对话，自身的局限也显示出来。章门弟子们大凡拥护新文化者，后来都以为那是一条险路，与大众的距离甚远，故没有谁再沿着此路而行。而面向民众，从大众的接受角度与思想普及的角度看，语言文字的通俗化，才是应当考虑的一种选择。胡适认为，白话文即口语文的一种，需让百姓喜爱。而文字方面，拼音化之前，简化字的实行，才更为重要。关于文章之道，则一清如水的书写，才是应当提倡的选择。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希祖等章门弟子，对此是颇为赞佩的。
白话文之所以很快流行，与西方文化的翻译有关。在交流增多，西学渐进的过程中，汉语表达面对许多问题，如美文不可译的问题就出来了。如何对接西方的思想，较为准确表达对方的意识，汉语的限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钱玄同与友人通信时就讨论过这类问题。在 《关于西文译名问题》中，他写道：“弟以为凡用中国字译西文人名地名，万难一一吻合。其故因字音之理，母音可单独成音，子音不能单独成音，必赖母音拼合，始能成音。中国文字之构造，系用六书之法，与西文用字母拼成者绝异。”他的办法是，“竟直写原文，不复译音”，而“译音务求简短易记”。④可以看出，他们那代人希望从未有的方式里解决翻译里的问题，是颇有道理的。在汉语里夹杂一些外文，既可保存原意，亦能激活句子，使段落有一种别样的意味。
伴随着文学改良运动，世界语的话题在学界蔓延。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都提倡世界语。连吴稚晖、刘师培、章太炎也加入了问题的讨论。
早在１９０８年，吴稚晖在《新世纪》第４４号上发表《新语问题之杂谈》提出“弃中国野蛮之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优良文字”。这是主张汉字改革思想的延续，也是走拼音化道路的探索。为什么如此，钱玄同在《论世界语与文学》中说：
日前孑民先生语我，谓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科学书次之。是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世人说到“文学”一名词，即存心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故智，写许多费解之怪事，以眩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⑤世界语的理念背后，也与世界主义的思潮有关。相信未来的世界是大同的，不再被民族的封闭语系所囿，打破表达的界限，那就多了几重梦幻之意。世界语是人造的语言，它与自然语有很大的不同。就交流的便捷而言，是很有价值的创造。但因为没有历史文化的背景，信息量相当单薄。就审美的精神传达而言，自然语的功能是无法代替的。
“五四”那代人是创造性强烈的一代，他们觉得人造的语言必将给世界的交流带来曙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倘使缺失了千百年的记忆，诗意与哲思都会有所减轻。文明是绵延性的和发展的，不是断崖式的决裂可以解之。在后来的文化进化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二
主张世界语的普及，思路上受到了欧洲和日本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与文学的国际性颇有关系。日本学者小坂狷二在《世界语反对文学》中阐述了世界语必然流行的道理。认为人类语言经历了方言时代，民族文语时代，民族文语与国际补助语时代，世界共同语时代。他以日本语内在的问题为例，谈到世界语必然形成的道理。⑥中国的文人与学者与日本人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有共振。说“五四”学人是在世界思潮里反省自己的母语也并非不对。
在开放的语境里建立新的精神表达，改造文章与词语书写就有了可能性，也催促了新的文化意识的诞生。比如钱玄同不仅在思想层面讨论西化的可能问题，于书写的形式上亦多有用心。他自己是书法家，却不滞于旧习，而有一种变革的冲动。我们看那篇《〈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改用横式的是美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后来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也是用横式。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至于别种杂志书籍，既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⑦文章的表达都不过分，所思所想，未尝没有道理。后来中国报刊的“左行横式”流行于今，他的建议都有所应验，可谓功莫大焉。
钱玄同在自己的判断里，作了大胆的预言，未来的中国文学，应以世界语为之。这个简便、可用的新式表达，当在未来成为一种可能。他在《答陶履恭论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中谈及了自己的依据：“进化之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因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相同，符号愈统一，则愈可少劳脑筋也。”⑧钱玄同的表述流露出的是乐观之思，简单化的一面也流露其间。但他的更为激进的说法还在后头。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里他干脆说：
“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除汉文。”⑨他又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⑩不难看出，他的表述是有内在的逻辑的。大凡懂得一点拼音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到汉字与汉语的缺点。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在翻译英文的时候，因为古语不能对应，遂造出新词，而中文的单位是字，“英文没有对等于字的文字符号”。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到汉语的一些问题。“五四”那代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国人的精神表达，而中国文化的落伍大概与这种载体的落后有关。
应当说，这给钱玄同等人一个错觉，那就是把汉字假设为一种与现代性不可兼容的存在。它在逻辑的绵密与传达的精细方面可能存在先天的弊病。胡适、蔡元培也多少抱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对于拼音方案的态度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多少说明了彼此的心灵相通。其实汉字有技术功能，也有承载功能。人造语可以解决技术功能，但无法与自然语那样有承载的功能。钱玄同大概更多从技术的层面讨论问题，对于承载的功能思之甚少。在翻译实践不多、白话文不得发展，文言文一统天下的时候，他的判断显得急躁和脱离语言的规律。在意图伦理支配一切的情况下，文字的表达的复杂性未得彰明。“五四”新文人那时候的精神困顿和突围意识里的问题，都给后人留下诸多思考的难题。
三
新文化运动一个重点，是开启民智。但因为教育普及困难，文字变成了人们审视的对象。不仅国内的学者如此，外国的思想者到中国来，也发出汉字改革的感叹。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说：“因为中国有这种文字障碍，你们知识分子，不但与欧美的文化相隔绝，并且与你们自己的人民相隔绝。这种障碍，比古代的万里长城更坚固，比专制君主的野蛮性还要危险。”
美国的杜威来华，也感叹汉字的难认，“中国无论如何倾向进步，其文字殊足为前途的大障碍”。这两种势力的会合，在民国知识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作家学者加入汉字改革与中国语文的思考者的行列。争论也在此间出现。
黎锦熙与聂绀弩的看法不同，郑振铎和魏建功有别。在讨论语言、文字、文章的时候，聂绀弩认为：不但我们现在的文章，还有浓厚的文言文的色彩，就是我们的语言，也驮着一副死文字的重担子，局促在文言文的影响之下，使人们养成一种轻视语言、重视文字的观念，无形中削弱了新的语言的创造的可能。这副担子，无疑地是由汉字这特殊形态所规定，它将和汉字相伴始终。如果不把汉字根本推翻，决不能把我们的语言从汉字的束缚之下解救出来的。
可以看出，从白话文的提倡，到文字改革的呼吁，有一个精神的必然过程。那就是寻找新的、适用的载体。人们对于文言文的唾弃，可能是因为其内在的肌理缺少现代性的表达途径。文言的缺点，可以在白话文里克服，这还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而汉字的简化，可能伤害语义表达的内在逻辑，也被漠视了。聂绀弩的思想，直接从钱玄同与鲁迅那里来，但一面也简化了论述的逻辑。他所佩服的鲁迅文章，难道不是用这古老的文字所书写的么？
“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在启蒙的激情里的诸种思考，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他们只是在思想的层面追问选择的可能在何处。不过，在与强大的旧势力抗衡的时候，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忽略了两点事实。一是民智的开发，要靠社会改良，通过结构的变革，是可以使千百万人成为使用汉语的主力。二是，白话文还在实践中，它有与文言不同的功能。钱玄同、聂绀弩所说的汉语的问题，都是文言里的问题。而后来的白话文的实践证明，外来语可以融汇在口语里，而其内在的弹性是文言所没有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语言与文学问题的争论，显示了一代人的表达的焦虑。除了世界语的提出外，对民间语言资源的调查、借用也成为研究的话题。这种选择的价值走向就是由象牙塔走进民间，由古代语走向现代汉语。他们在文学的大众化的思考里，把文章与文字视为被动的存在，而没有看到人的思想可以激活古老的文字，从而给新文学注入新鲜血液。思想的鲜活，定可以带来语言的鲜活，这在鲁迅后来的实践里被证明了。鲁迅在晚年延续了早期与钱玄同互动时的思想，比如对汉语不绵密的思考，对于表述的似是而非的警惕，都颇有意义。而他在翻译过程的新奇句子的创造，不仅文言文不能有此功效，连世界语也难见佳绩吧。鲁迅在无意中已经以自己的实践回答了钱玄同的疑问。
我们今天审视那些言论与思想，会感到他们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进行对话的。那时，大众还没有广受教育的途径，社会充满了不公。他们没有从社会改造层面意识到改变窘态的可能，而是从文字上着手，以此为突破口，自然有进入歧路的危险。另外，他们意识到人的创造性可以使静态的文字和文章之道更合乎人类合理的生活。鲁迅在《门外文谈》里讨论过字是谁造的，怎么来的，谈到写字就是画画，以及古代文与言的不一致的问题。注意，在这里，鲁迅是在文盲甚多的语境里来讨论问题的，在这样的语境里，他的所思所想，也并不过激，还有着许多的道理。从思想性来讲，鲁迅认为古书里有许多毒害人的因素，读了未必让人聪明。大众在没有受到古文污染的时候，以新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保留他们的纯真之气。鲁迅说：
大众并无旧文学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瑏瑥?鲁迅看到了旧文人的问题，也殃及古老的文言文与汉字。这里的情况复杂，人是活的，文字是死的，活的人一定比死的文字更有创造力。故旧文字与旧文章一定被新文字、新文章所代替。不过，文字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这个规定也非死的存在。
上面所引的《目连救母》的唱词，不也是旧文字所书写的么？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生活的不断流动带来的新的创造性的契机，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超稳定性。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字是有相当的弹性的存在。
其实我们细细分析可以发现，鲁迅是把汉语的功能和潜质发挥到极致的人。他对此不置一词，似乎看轻了自己的智慧。他所言者，乃汉字的局限，或者说，是文言的局限。唯其看到了局限，才有了创造的冲动。因为在写作过程中，他摄取了日语的元素，也从德文中受到启发，又能以口语、方言为文，于是汉语的内在的力量辐射出来，给人以奇绝之美。而他书写过程的章法，乃民国书法的精品，其间有六朝的峻急，亦多宋元以来的疏朗、小巧，古风之中卷出诗意的涟漪，都非一般人可以比肩。恰恰是看到旧的书写的有限性，才能不随众俗，在方寸间现奇气。我们从这里读出那代人的苦心。在面对汉字与汉文的时候，他们不是匍匐在其间，而是有超越的渴望。在试图超越而又无法超越之间，他们的审美维度得以打开，汉语的魅力，也在其间有了自己的展示。
现代汉语与简化字的出现，是中国人语言自觉的一个标志。在多种语言的交汇中，我们才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字、语言、文章之道的路径如何。日本、韩国、越南、蒙古都有诸多实践值得我们深思。他们摆脱汉字的过程，留下了语言的难题，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这难题依然存在。不过，在差异里看到共性，也丰富了对母语的认识。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对比东西方的文字时发现，二者是有对应关系的。
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谁敢去怀疑自己的母语的正当性，而“五四”那代人看到了国人表达出现了问题。在新的思想与文化中，文言文失去应对的可能。寻找一种新式的表达途径与载体，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不能回避的使命。后人对汉语的认识，恰是从那个逻辑里发展过来的。自然，其间也有修正，有颠覆，但推动了对于汉语言文字及文章学的认识是无疑的。
四
鲁迅对比中外语言的发展史，看到了词语与文字变迁的可能。他自己想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因为忙碌而未能如愿。从字体来看汉字的形态与表达的扩张，有很深的题旨可谈。他在夏目漱石、果戈理的写作实践里，看到了改变旧的书写的可能性。在翻译中，不断借用西洋的词汇与句子结构，其实就是改变旧的书写的努力。不过，鲁迅在艺术层面考虑汉语的书写时，与胡适的现代白话文的理念有别，也和后来语文的现代化要素不同。按照周有光的观点，语文现代化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一、语言的共同化；二、文体的口语化；三、汉字的简便化；四、表音的字母化。
鲁迅的实践有的与此相吻合，有的不够平易晓畅。对于他来说，汉语还有一个智性的问题。如果只是一般性处理思想与知识，难以进入形而上的层面，这是个矛盾。鲁迅一方面强调大众化，一方面又在翻译中反大众化，遇到了汉语表达的两难。后者从思维的层面考虑问题，前者有启蒙的意义。在表达上，他与胡适、钱玄同差异的根本点，就是既要照顾到百姓的接受，又要在智性上保持高度。变革的时代要两全其美，其实非简单的办法可以为之。
从一个民族的发展史看，语言文字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但也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鲁迅、钱玄同那代人思考汉字与汉语的表现力，是从变化的需要提出来的。因为是探索性的讨论与实践，成就与偏差都有，一些基本的观点成为后来学界不能不面对的话题。母语的变化与发展，是靠历史的积淀方能实践的。鲁迅后来翻译的实践，留下很多遗产值得总结。他的实践多于口号，因为知道自我耕行的重要。表面看来，他们的问题意识在今天被整体的文化理念所否定，但在未来的发展中，未必没有自身的价值。敢于向母语挑战的人，可能是最能丰富母语的思想者。我们看看“五四”以来的文章与艺术，那些伟大的存在，多是由善于创新的人们完成的。
他们可能一时的表达存有盲点，甚或错误，但也是因为越轨的意识存在，才使母语有了无限的生机。
经历了新文化的沐浴与洗礼，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珍贵性，定然会有着与前人不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