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核心词是观察汉语词汇、词义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本文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语义场入手，把关于汉语核心词 “人”的相关词系联在一起，同时把汉语词义和民族语言或其他语系语言进行比较，进而在类型学的视野下，观察语言中某一核心概念，会有哪些共同的演变。这样我们在汉语研究中结合其他语言的方法，能观察到一些只研究某一种语言的人所不易注意到的现象。由此系统地考察核心词 “人”词义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内在的演变机制。以期从宏观上观察汉语词义的发展演变，探索和揭示人类自然语言词义发展演变的共性。
通过对核心词 “人”的大量语言事实的描写，我们发现从汉语核心词 “人”可以看出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如下特征:
一、词义发展具有严格的系统性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语言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系统论”引入汉语研究后，在语音和语法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目前词义研究方面，仍侧重于个体词义的研究，对语义场整体的宏观考察不够。通过对核心词 “人”的研究，我们发现词义演变具有严格的系统性，而近些年认知语言学的引入，使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词义演变的系统性问题。 “认知”就是人对外部对象以及人自身的知觉、思维、直觉、意向等。人的认知机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
“认知”涉及两个认知领域: 源域 ( source domain) 、目标域 ( target domain) 。一个领域用来说明另一个领域，被说明的叫做目标域，用来说明的叫做源域。目标域指的是人们想要表达的对象或事物，就是传统修辞学中的本体，而源域概念指的是被用来描述目标域概念的对象或事物，即传统修辞学中的喻体。从源域 “物”到目标域 “人”的投射，就产生了一类称人词汇。也就是认知语言学上的“转喻”，这种认知过程是语义变化的重要途径。这种认知模式中，喻体和被喻体处于同样的认知框架中，因两者接近或相似，喻体可以指代被喻体。“不同的源范畴突出目标范畴的不同的方面，决定于使用者意欲表达和突显的内容。”
通过穷尽性的考察核心词 “人”，我们发现在语言中常用人体器官来指人，“口”可以泛称 “人”; “齯”是牙齿落尽后更生的细齿，这样的人必然是高寿的年长者，所以可以用来借指老年人; “胡”是兽类颔下垂肉，当人年纪大的时候，下颌也会出现这样松弛的肉，故可以指老年人; “目”可引申指首领、头领; “头”引申指为首的人;“首”也可以指首领; “鼻”在一些方言中用来称呼小的东西或物体，也称奴婢。 “髦”是发中毫也，也可以指出类拔萃的人物。这种语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汉语中，其他语言也广泛存在，如: 印度尼西亚语中 mongkok ( = bermon-gkok) “( 向上) 凸出，突出; ［喻］ 杰出的，出类拔萃的，显着的”。英语中 “eye ( 眼睛) ”可喻指侦探; “finger( 手指) ”可喻指 “警察”或 “告密者”; “mouth ( 嘴，口) ”可喻指人; “hand ( 手) ”可喻指人; “head ( 头) ”可喻指 “有头脑的聪明人”或 “首领”; “heart ( 心、心脏) ”可以喻指 “爱人、情人”，汉语中称 “心肝儿”。由此可知人类使用语言符号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类型性。
另外，也常用一些称呼动物的词来指称人，如: “枭”本为猫头鹰一类较凶恶的鸟，也喻指凶恶或杰出的人;“龙”传说中的神兽，常用来喻指君王或英雄才俊; “凤”是传说中的神鸟，常用来喻指帝王或圣德的人; “虱”寄生在人畜的身体上咬人的小虫子，也可以用来比喻寄生作恶的人; “鸾”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也可以用以借喻贤人、君子; “鸨”本为一种鸟，也喻指老妓女等等。
也可以用房屋来指人，人们建造房屋来遮风挡雨，躲避危险，建筑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长期生活于建筑中，因此常用建筑来喻指人。如: “闺”内宅，内室，后来可借指妇女; “室”堂之内，人所安止也，可以指至亲 “妻子”或居住于同一屋檐下的 “家人”; “堂”正寝为堂，故可用其尊称他人的母亲; “宸”天子所居之处，也用以代称 “帝王”; “家”居也，也引申指 “丈夫”; “房”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同 “室” 相对，可引申指“妾”; “阃”指妇女住房，也指妇女或妻子。
也常用 “植物”或 “时间”来称人。从年龄上看，人的生命的各个阶段，同植物相似，在 “人是植物”这个隐喻中，人被看做植物，有与植物一样从茁壮成长到凋零的生命流程，当我们说某人是 “一株幼苗”，意思是这个人处于生命的早期阶段，当我们说 “茁壮”或 “茂盛”，意思是这个是处于成熟阶段，当说到 “凋零” “凋萎”，意思是这个人处于迟暮之年，濒临死亡。 “稚”幼禾，也可指儿童; “季”为穉之古文，幼禾也，可引申为年少者的称呼; “本”是草木的根，也可指有血缘关系的嫡系子孙;“枝”是同 “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枝”指嫡长子以外的宗族子孙; “苗”本指植物幼小的植株，可以指 “后代”;“肄”嫩条，可引申为 “后裔”。黄树先师发现在其他语言中也有这种现象，如: 印度尼西亚语: “萌芽，发芽，长芽”为 “menunas”，也可喻指 “有子孙，有后代”。德语:“小树枝，嫩枝”为 “Ｒeis”，同时也有 “后裔，子孙”的义项。西班牙语: “新枝”为 “vástago”也转喻指 “子嗣，后代”。同样，如果在 “人生是白天”这个隐喻中，诞生就是黎明，成熟是中年，老年是黄昏，死亡为夜晚。
也可以由鬼神指人，或者用物品代人，或用官职代称人，这些都不仅仅是汉语才有的语言现象。
此外，我们发现语言具有系统性，作为语言子系统的语义也有系统性。两种语言大量语义成分的平行发展，说明这两种语言曾经有相同的语义系统。语义是人脑的产物，是人脑对外界客观想象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是用同一种语言来交际的，也是用一种语言来思维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的语言，造就了人们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思维方式。两种语言语义的平行发展，说明这些语言的人们曾经有相同的心理素质和相同的思维方式。
二、词义发展同文化密切相关
词义是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说话人与写作者思想的体现，词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非常密切。词义的发展演变也是社会发展演变的产物，词义的演变无不映射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萨丕尔也曾说: “语言基本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上来理解。”
比如汉语中， “民” “氓” “甿”都有蒙昧无知之义，都可引申指 “百姓”，这同封建传统的等级观念是有关的，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 “天子”英明睿智，而处于等级末端的下等民众被认为是蒙昧无知的，这样上层阶级的统治就变得天经地义了。
此外，中原汉人文化发达，也产生了唯我独尊的思想，汉人自古以来对四方民族的蔑称、贬称，恰好反映了这种观念，如: “虏”“卤”是古时对北方外族或南人对北方人的蔑称; “伧”是南北朝时江东人对楚人、北方人的蔑称;“蛮”本指荒野遥远，不设法制的地方，也是古代对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 “戎”对西部少数民族的蔑称; “夷”是古代对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 “狄”是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蔑称; “僰”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蔑称。
“男”义场下的词，同大、杰出、力量、尊称等褒义色彩有关，如: “男、雄、汉、士、夫、子、儿、父( 甫) 、爷、公、翁、倩、郎”可以看出汉语 “男”义场下的词的词义发展演变同男权社会的文化背景是相符合的。丈夫和妻子的称谓也体现了古代汉族一夫多妻、以夫为尊、妻尊妾卑的婚姻文化。很多称呼丈夫的词汇都体现了这种以男为尊的文化，如: “良” “郎” “辟” “伯”“普”等。而称 “妻”的词，都同 “匹配、匹敌”相关，意思是同丈夫地位相当，相匹配的，如: “妃”匹也;“配”女与己为匹以相对也; “嫡”与相匹敌也; “妻”妇与夫齐者也; 而 “妾”的卑贱地位，决定了在词义上，常同女奴、地位低下者相关，如: “妾”本义为女奴; “婢”女之卑者; “嬖”贱而获幸曰嬖。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等这些背景映射到语言中，就表现为词义的演变发展。“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称呼。这种称呼总是反映一定社会或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此外，宗法观念在语言中有鲜明的体现，汉语亲属称谓严格区分血亲和姻亲，直系与旁系，父系与母系。
三、结 语
通过我们对汉语核心词 “人”的考察，我们发现人类自然语言虽然丰富多彩，但是人类有着相似的生理机制、生活需求和社会关系，所以，不论语言是否有亲属关系，思维的同一性也会使语言在语音、词义、语法上体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汉语的词义演变不仅也呈现出严格的系统性，而且汉语的词义演变同汉文化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客观现实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都是相同的，思维上形成的概念、判断等也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对同一个事物，不同民族在词汇、语音、语法等语言表达方式上却都不同，不同民族的语言都可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民族的语言来了解民族的文化，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来更好地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我们通过对核心词 “人”的考察，进一步印证了语言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可以反映民族文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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