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中无处不体现了对历史意义及价值的探寻。企图通过在小说中抒发强烈的悲剧情怀，旨在达到解构负面价值、弘扬正面价值的效果。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金庸的论文的范文，供给大家探讨研究。
关于金庸的论文范文第一篇：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爱情
作者：陈岸峰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摘要：金庸武侠小说中，主人公之习武历程及其成为大侠之路并不能成为武侠小说成功的唯一元素，情之正与变乃金庸最擅于驾驭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所在，故其作品既是武侠小说，又是当代爱情之经典。情与武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双刃剑，二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情侠结构的完美结合，令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成为当代崇高美好爱情的楷模，而女性在精神与武功方面之作为男主人公之导师，乃金庸在情侠结构小说之突破。欲海情天，恋情的坎坷曲折及恋人的陪伴成长，历尽劫波，印证了一往情深的崇高精神契合，实乃侠之人间化，而侠之人间化，实即人性的书写，亦即是金庸武侠小说对五四文学思潮的遥相呼应。
关键词：金庸； 武侠小说； 情侠结构； 因情成魔； 一往情深；
作者简介： 陈岸峰（1975-），男，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及跨学科研究。；
Abstract:In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the hero's development course of martial arts prowess and his way to becoming a great chivalrous swordsman can not be the only element that accounts for the success of his martial arts novels. Jin Yong is mastery at depicting the purity and changeability of love, which makes his works both thrilling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contemporary classics of touching love and romance. Love and martial arts are two-edged swords in Jin Yong's martial arts novel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dual novelistic structure of love and chivalry makes his characters lofty models of pure love. Besides,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role of serving as mentors of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in both spiritual and martial arts realms is another ingenious plot arrangement by Jin Yong. The ups and downs of love journey and the company and growth of lovers going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ogether all testify to the lofty spirit of deep love, which is in essence a humanization of chivalry. The humanization of chivalry is, in reality, tantamount to the writing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an echo of Jin Yong's chivalry novels to the trends of the New Culture advocated b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eyword:Jin Yong; martial arts novels; structure of love and chivalry; craziness with love; devotion to love;
情与武功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双刃剑，缺一不可，两者互涉，相得益彰。此中，萧峰与阿朱生死相随，郭靖与黄蓉乃侠侣之典范，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可歌可泣1,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最为洒脱幸福，而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的爱情则近乎凄美哀绝。在武功方面，金庸苦心孤诣描写的绝招神功，成为日常话题，而其对于情之书写，则更提升了国民在感情方面的精神性追求。
古往今来，情海茫茫，多少痴男怨女，唱尽无数的向往与哀歌。有论者认为：
金庸的创造在于，他进一步发掘了人的情感的深层结构，从而展开了对侠的现代阐释。古典小说也写情，但这种情是受理性制约，它并不是非理性的欲望。民国武侠小说写情也未突破理性规范。金庸则写了非理性的情。[1]182
"非理性的情",其实亦是人之常情，如《倚天屠龙记》中殷离心中念念不忘的是童年的张无忌，《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为陆展元所弃而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天龙八部》中的阿紫意图伤害萧峰，以令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游坦之为了讨得阿紫的欢心而甘愿沦为玩偶。这一切均是情之变态，却也拓展了情的不同层面。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模式，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终非现实， 而金庸武侠小说在情之正与变两方面均有所发挥，在情侠结构方面更有所突破，可谓曲折回环，堪称一唱而三叹。
一、贪、嗔、痴
-情种、情痴及情孽乃金庸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一旦少了关于情的刻骨书写，该部小说的成功率必然大打折扣，其中篇、短篇小说皆是，其长篇则因情的一往情深或曲折坎坷而催人泪下，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论者这样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贪、嗔、痴：
侠客的悲剧命运还由于情欲。金庸把义侠变成情侠，情欲成为侠客行动的主要驱动力。贪（权势、财富），嗔（怨仇），痴（情爱）三毒使侠客陷于盲目、疯狂、堕落，于是出现了爱情悲剧、争斗悲剧、寻仇悲剧。[1]188
情与欲是两回事，故此，说"情欲"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实乃误读。慕容氏父子、段延庆、丁春秋、全冠清、叶二娘、天山童姥、李秋水均非侠客，而萧峰之大开杀戒亦与"情欲"无关，只是因为其契丹身份被揭发而遭中原武林围攻。至于阿紫、萧峰、游坦之更非"三角恋",阿紫从没爱上游坦之，萧峰亦没爱上阿紫，从何而说"三角恋爱导致他们同归于尽"[1]188?若要说金庸在情欲方面之刻画，此中风流人物，首推《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原因在于：
他不论和哪一个情人在一起，都全心全意地相待，就是为对方送了性命，也在所不惜，至于分手后别寻新欢，却又另作别论了。[2]984
段正淳之风流，使其成为阿朱与阿紫的父亲2.段正淳与段延庆之比武，高低立判，很明显便是纵欲过度所致。同样这位风流情种之功夫当然不及专心致志于武功的萧峰，后来威震西南并会一阳指神功的段正淳竟在马夫人康敏手中犹如3岁婴孩之备受拨弄，最终在情人王夫人的迷药之下而辗转死于慕容复手下，这便是风流孽债的报应。昔日，刀白凤为了报复段正淳的风流而甘愿委身犹如乞丐的段延庆：
忽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2]2064
当时，她并不知乞丐是段正淳的仇人--前太子段延庆，而冥冥之中自有业报：
观世音菩萨曾化为女身，普度沉溺在欲海中的众生，那是最慈悲的菩萨。[2]2068
最终，段正淳最爱的刀白凤委身于当时有如乞丐的敌人段延庆，并怀上了段誉。由此，女人、儿子以及皇位均为段延庆及其儿子所获得，而段正淳却死于妇人之手，下场相当悲惨。
段正淳因风流而贻祸无穷致死，少林寺方丈玄慈竟也因为早年孽缘而身败名裂。玄慈年轻时曾与叶四娘有过一段孽缘，因此犯下淫戒：
玄慈缓缓摇头，叹了口气，说道："明白别人容易，明白自己甚难。克敌不易，克服自己心中贪嗔痴三毒大敌，更加艰难无比。"[2]1826
身为方丈犯下淫戒而被公之于世，实甚震撼：
少林寺方丈当众受罚，那当真是骇人听闻、大违物情之事。[2]1828
但玄慈敢做敢当，亲口承认过错并愿受惩罚。玄慈之犯戒与受罚突显的是情欲之复杂性，并非空门所能勘破，而佛的智慧却使他勇于承担。玄慈当年误信慕容复之阴谋而带领中原武林在玉门关伏击萧远山一家，明知这是萧远山的报复，他亦如其所愿而甘愿身败名裂。在过失被揭穿之后，玄慈身负双重罪孽，在劫难逃，而其智慧亦终在此刻突显出来，他亦这样规劝叶四娘："痴人，你又非佛门女尼，勘不破爱欲，何罪之有？"[2]1829此诚为智者之言。玄慈一力承担所谓的罪过，并获解脱：
过去二十余年来，我日日夜夜记挂着你母子二人，自知身犯大戒，却又不敢向僧众忏悔，今日却能一举解脱，从此便无挂罣恐惧，心得安乐。说偈道："人生于世，有欲有爱，烦恼多苦，解脱为乐！"说罢慢慢闭上了双眼，脸露祥和微笑。[2]1830
然而，倪匡从情的角度而评玄慈为"下下人物，恋栈名位，不知所云"[3].实非如此。金庸在此探讨的是人性，玄慈是和尚，但也是人，他在戒律与情欲之间，先是犯下色戒，而最终觉醒，使其为夫为父，又诚心忏悔，接受惩罚，以死赎罪，以成其为英雄人物。金庸借此突显玄慈"英雄好汉的行径":
但他不隐己过，定要先行忍辱受杖，以维护少林寺清誉，然后再死，实是英雄好汉的行径。群雄心敬他的为人，不少人走到玄慈遗体之前，躬身下拜。[2]1831
金庸在此突显的是一个人若知错而能改，便能获得别人的原谅，而且玄慈并没有在最后时机追究慕容复昔日所安排的阴谋，亦没有反击萧远山的报复，这便是得道者的所为。同样，玄慈的儿子虚竹原本亦谨守清规，而在犯下淫戒之后，他真心爱上西夏公主并快乐地过着婚姻生活。以上这两个例子，恰好说明金庸乃在戒律与情感中作出探讨，以正视人性中爱情的需要与赎罪的勇气。
金庸笔下主人公中在四处留情之后而有领悟者，则非段誉莫属。段誉乃多情种子，颇有《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影子，而他心中竟有情与佛经之辩：
佛经有云："当思美女，身藏脓血，百年之后，化为白骨。"话虽不错，但她就算百年之后化为白骨，那也是美得不得了的白骨啊。[2]1256
虽常常为不同的女子痴狂、烦恼，然而段誉又叹道：
"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可是若能"离一切相",已是大菩萨了。我辈凡夫俗子，如何能有此修为？"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此人生大苦也。[2]1257
段誉从一开始便是金庸笔下一个试验品，从逢美女便爱，到痴迷王语嫣，再到误以为他所爱的女子竟都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及至最后方知道自己并非段正淳所生、他与王语嫣及他所喜欢的女子并无血缘关系时，终于觉悟他所爱的只是神仙姐姐的心像，心像一灭，爱欲即去，他终于"离一切相".然而，他还是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般娶妻生子，晚年按大理皇家之例，出家为僧，这亦是大智慧。
此外，《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康敏、《飞狐外传》中的马春花及南兰，全为情欲所拨弄，从而引致弥天大祸。康敏因萧峰在洛阳牡丹大会上没看她一眼而顿生嗔恨，遂致江湖的连场腥风血雨，最终她被阿紫划破了脸，被镜中自己的丑陋容颜所吓死。苗人凤之妻南兰"水性杨花、奸猾凉薄"、抛夫弃女，而引诱她的田归农所垂涎的只是她的藏宝图而已[4]797.徐铮甘愿娶怀了福安康孩子的马春花，最终却死于同样痴恋马春花的商宝震手下，商宝震又死于马春花刀下，而他们均不知马春花倾心的却是福安康。胡斐在徐、商两人墓前说："马姑娘从此富贵不尽。你们两位死而有知，也不用再记着她了。"[4]492福安康虽视马春花为玩物，而马春花却对他一片痴心：
只听马春花微弱的声音不住在叫："孩子，孩子！福公子，福公子，我要死了，我只想再见你一面。"胡斐又是一阵心酸："情之为物，竟如此不可理喻。[4]742-743
康敏的淫荡毒辣，南兰的水性杨花，马春花的愚昧麻木，实乃金庸对情之失控与欲之祸变的省思。一部《天龙八部》写尽人间的贪、嗔、痴，以武侠小说而阐释佛家思想，无出其右。
情、欲互涉，为情所迷而溺于欲，则不懂情为何物，至于因情而成魔，则是下下之人。
二、因情成魔
爱情可以成就人的一生，同样亦可以令人遗憾终生，甚至毁掉人的一生。《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与阿朱的爱情至死不渝。《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因黄蓉之爱及其引导而走上大侠之路。《神雕侠侣》中身为孤儿的杨过在与小龙女的一往情深的爱情当中，获得了心灵温暖的慰藉。《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在赵敏的协助下，沉冤得雪，儆恶除奸，并毅然远离政治，隐居蒙古。《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在任盈盈的琴音治疗下走向"魏晋风度"的大侠之路，两人重塑江湖，终成眷属。以上均为爱情积极而光明的作用。而因情成魔、扭曲人性、甚至祸害江湖的也很多。
《神雕侠侣》一开始便是腥风血雨，道姑李莫愁凶狠如鬼魅，令人不寒而栗。李莫愁爱上陆展元，而陆展元却娶了何沅君，自此李莫愁胡乱杀人，包括杀害与何沅君毫无关系的何拳师满门二十余口，又在沅江上连毁63家货栈船行[5]4,42.同时，一灯大师四大护卫之一的樵夫，即在《射雕英雄传》中曾被黄蓉、郭靖所戏弄而在田间以一人之力顶住巨石与黄牛的武三通，在《神雕侠侣》中本有家室，却因爱上嫁作陆展元之妻的义女何沅君，因而疯疯癫癫。不幸的是10年之后，武三通仍不罢休而寻上陆家闹事，陆氏夫妇虽已早逝，而李莫愁却要灭陆氏满门，武三通出手相救而为李莫愁的毒针所伤，其妻却又为他吸毒而身亡[6]78.李莫愁实为情魔，外号"赤练仙子",因爱生恨而灭人满门，甚至累及无辜，反讽的是，元好问的词《摸鱼儿》却由情魔李莫愁所唱出：
李莫愁心念一动，突然纵声而歌，音调凄婉，歌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6]627
此为上半阕，可惜李莫愁不懂亦没唱出此词的下半阕的真谛：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莺儿燕子俱黄土",陆展元及其妻子均已成为黄土，独剩李莫愁费尽心思，祸害人间，因情成魔，岂不可悲？而她竟高唱此词而不明个中真谛，岂不可笑？情之所起，一往而深，却不知古今天下多少人沉溺于情而不能自拔，而实不知情为何物。李莫愁乃因情孽而沦为情魔，遂致杀戮众生，风波迭起，如黄蓉嘲讽她的"胡作非为，害人害己"[6]1289,而她最终亦跌入绝情谷中千万根情花毒刺之中[6]1288,遭受业报。至于与她共谋的绝情谷谷主公孙止，他心中只有欲望与阴谋，此人乃集奸淫及邪毒于一身，根本不知情为何物。
《天龙八部》中的江湖风波，起于萍末，一切便从萧峰的一个眼神而始。
康敏因萧峰在洛阳牡丹会上看也不看她一眼，遂怀恨在心而密谋加害：
洛阳百花会中，男子汉以你居首，女子自然以我为第一！你竟不向我好好地瞧上几眼，我再自负美貌，又有什么用？那一千多人便再为我神魂颠倒，我心里又怎能舒服？[2]1071
由于一眸的疏忽，康敏兴风作浪，色诱丐帮长老，杀害丈夫马大元，揭发萧峰的契丹身世：
那一日让我在马大元的铁箱中发现了汪帮主的遗书。我偷看那信，得知了其中过节……我要你身败名裂，再也逞不得英雄好汉。我便要马大元当众揭露，好叫天下汉人都知你是契丹胡虏，要你别说做不成丐帮帮主，更在中原没法立足，连性命也是难保。[2]1073
康敏偷窥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信件而揭穿萧峰乃契丹人之动机[2]1073-1076,竟因爱而成恨，遂祸害无端，最终导致丐帮分裂，萧峰于中原无立足之处。而她亦恶有恶报，被镜中自己的丑陋容颜吓死。此可谓"贪嗔爱痴"之所在，由康敏之倾慕萧峰、害萧峰，再至勾引白世镜，并叫他杀害马大元[2]1073,再至噬咬段正淳之肉，可见诸般恶念，均因情成魔所致。同样，段正淳的私生女阿紫亦为情所困而造孽：
阿紫情根深种，殊无回报，自不免心中郁郁，她对游坦之大加折磨，也是为了发泄心中郁闷之情。[2]1224
情之所至，流落江湖的"聚贤庄"少庄主游坦之却甘于以性命交付 :
段誉斜目向王语嫣看了一眼，心想："我对王姑娘一往情深，自忖已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但比之这位庄帮主，却又大大不如了。人家这才是情中圣贤！ [2]1753
其实不然，游坦之亦是因情成魔，段誉对内情有所不知而误以为他是"情中圣贤".游坦之因痴恋阿紫而甘愿被她戴上铁面罩，成为其练习毒功的试验工具，基本已是被兽化、物化。云南摆夷女子何红药恋上汉人夏雪宜，其时夏雪宜正在五毒教附近采集蛇毒以准备复仇大计。何红药因爱而忘却教规，私带夏雪宜进入毒龙洞而令五毒教失去教中三宝，包括金蛇剑、二十四枚金蛇锥以及藏宝地图，从而被处接受鹤顶蛇的"万蛇咬啮"之惩罚，以致丑陋无比，同时还得20年间不许偷盗或接受别人救济的行乞活命[7]614.最终换来的不过是夏雪宜的"逢场作戏"[7]619,他的真爱是温仪。由此，何红药变成犹如鬼魅般的人物，相当凄凉。
因情而成魔，金庸从元好问的《摸鱼儿》写起，却又突破其想象，此曲既可深情无限，而出自李莫愁之口却又令人不寒而栗。爱的力量，可以是建设性的，亦可以是毁灭性的，这便是金庸对爱情书写的深度拓展。
三、心像
金庸笔下"心像"的书写，实乃对爱情迷障方面的探索。"心像"即心中的完美的爱的形象。这一切实始于《倚天屠龙记》，殷离在蝴蝶谷迷恋上童年的张无忌[8].而在《天龙八部》中再以段誉之迷恋王语嫣展现，因为她像无量宫中琅嬛玉洞中的"神仙姐姐",这位"神仙姐姐"便是逍遥派的掌门无崖子以恋人李秋水的妹妹的容颜而塑造的雕像，同样无崖子亦恋上此"心像"而不自知[2]1597.无崖子将他亲手所雕的玉像当成了李秋水的小妹子，他心中真正爱的是李秋水的妹妹[2]1597.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之生死搏斗便是为了争夺无崖子，两人在冰库之殊死相搏，实乃困兽之斗。最为荒谬的是，号称"逍遥派"掌门的无崖子，一生在爱情上贪多嗜欲，而天山童姥与李秋水由遗留下来的画中人的一颗痣，方知他心中所爱是李秋水的妹妹，从而令两人气绝身亡。三人之感情纠葛，终究虚妄，三人之爱，终非真爱，均是贪念所致。金庸在此将世间情爱之荒谬一面，撕裂殆尽。
出于对情欲之熟悉，天山童姥安排虚竹在西夏地下冰窖中与西夏公主亲热，"梦姑"与"梦郎"遂成彼此之"心像",后来却竟梦想成真。金庸这样描写初涉性爱的虚竹："轻怜密爱，竟无厌足""真不知是真是幻。是天上人间"[2]1557-1560.情欲的书写，亦是定力的考验，虚竹所习的少林派禅功已尽数为无崖子化去，定力全失[2]1557,却终于了解自己的需要：
虚竹觉得这黑暗的寒冰地窖便是极乐世界，又何必皈依我佛，别求解脱？[2]1561
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天山童姥虽然武功深湛，到头来仍不免功散气绝，终化作黄土[2]1619.然而，一场捉弄虚竹的性爱恶作剧，竟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而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为了得到师兄无崖子的爱而恶斗终生，却终无所得。
四、一往情深
一往情深的爱情书写在金庸笔下可歌可泣，堪称自20世纪五四新文学革命以降，近百年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经典。萧峰与阿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流传深远。金庸以其笔下一往情深的书写，成为国民对美好而纯真的爱情典范的向往。
在《天龙八部》中，萧峰被马夫人康敏陷害之后，为江湖所不容而几乎走投无路之际，犹如桃花的阿朱出现，为萧峰所面对的暴烈而黑暗的江湖世界带来春意盎然的生机：
萧峰一怔，回过头来，只见山坡旁一株花树之下，站着一个盈盈少女，身穿淡红衫子，嘴角边带着微笑，脉脉的凝视自己，正是阿朱。[2]869
此际，本来万念俱灰的萧峰忽然生有所恋：
霎时间心中闪过一种念头："我这一死，阿朱就此无人照顾了！"[2]912
第一次的儿女情长，萧峰方才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萧峰纵声长笑，四周山谷鸣响，他想到阿朱说"愿意生生世世，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她明知前途满是荆棘，却也甘受无悔，心中感激，虽满脸笑容，腮边却滚下了两行泪水。[2]924
故此，后来一直纠缠他不放的阿紫亦代替不了阿朱，至于美艳妖冶的康敏与一往情深的阿朱相比之下，更如尘埃。在萧峰心中，只有阿朱，别无他人："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2]2125《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为人孤傲愤世，而他却因为聪慧绝世的妻子冯氏之早逝而准备殉情之舟：
船底木材却并非用铁钉钉结，而是以生胶绳索胶缠在一起，泊在港中之时固是一艘极为华丽的花船，但如驶入大海，给浪涛一打，必致沉没。他本拟将妻子遗体放入船中驾船出海，当波涌舟碎之际，按玉箫吹起《碧海潮生曲》与妻子一齐葬身万丈洪涛之中，如此潇洒倜傥以终此一生，方不辱没了当世武学大宗匠的身份，但每次临到出海，总是既不忍携女同行，又不忍将她抛下不顾，终于造了墓室，先将妻子的棺木厝下。这船却每年油漆，历时常新。要待女儿长大，有了妥善归宿，再行此事。[5]814
黄药师之所为，真乃魏晋中人的一往情深，其对所爱的依恋与执着，实即他女儿黄蓉借范仲淹而指出的"大英雄、大豪杰，也不是无情之人"[5]1115.如此境界，在刚从作为异域的蒙古来到中原而朴实敦厚的郭靖而言，便是在危在旦夕的时刻对黄蓉道出愿在阴间也仍然背着她[5]1220.纵然两者之情感境界高低有别，而情深则如一。
在诸多爱情的书写中，《神雕侠侣》乃金庸刻意为反抗名教而精心结构的"情书"3.杨过与小龙女师徒在南宋礼教制约之下，不顾旁人之阻拦，经历重重困难，生生死死，可歌可泣。杨过与小龙女的一往情深，令旁人黯然失色：
杨过朗声吟道："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6]846
杨过所吟的《古艳歌》中的"人不如故"一句，击中了被弃的裘千尺心扉：
裘千尺望望她，又望望杨过，只见二人相互凝视，其情之痴，其意之诚，那是自己一生之中从未领略过、从未念及过的，原来世间男女之情竟有如斯者，不自禁想起自己与公孙止夫妻一场，竟落得这般收场，长叹一声，双颊上流下泪来。[6]848
杨过与小龙女双双吐血，心灵相通[6]725.而公孙止贪新厌旧，裘千尺以血液破解公孙止的闭穴功，又以枣核伤其双眼[6]843,如此狠毒的夫妇，恰正与杨过、小龙女两人之至死不渝形成强烈的对照。绝情谷谷主让别人绝情而他自己却纵欲[6]778,杨过认为此举违反人性：
有生即有情，佛家称有生之物为"有情",不但男女老幼皆属有情，即令牛马猪羊、鱼鸟蛇虫等等，也均有情，有生之物倘真无情，不免灭绝，更无繁衍。绝情谷所修者大违人性物性，殊非正道。[6]778
本已绝情的小龙女因此重燃旧情，决心与杨过长相厮守，而要人绝情的公孙止却强逼小龙女与他成婚。情与人性及名教的冲突，乃《神雕侠侣》书写的重心所在。绝情谷违背人性的书写，实正是对两宋礼教森严之抨击；杨过与小龙女之师生恋，正是对礼教大防之冲击。诸多劫难之后，杨过赠送三个礼物予郭襄均与军国大事有关：一、歼灭二千蒙古军；二、火烧蒙古军粮；三、送去达尔巴以揭穿霍都王子企图当丐帮帮主的阴谋。杨过又与小龙女共同捍卫被蒙古军猛攻的襄阳，并由杨过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由此，两人的爱情终获郭靖、黄蓉等一干道德捍卫者的默许。最终，杨过与小龙女还是退隐于不属于世俗道德所管辖的古墓之中4.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连番遭受师父岳不群的陷害，几为江湖所不容，唯有任盈盈对他一往情深：
想到她为了相救自己，甘愿舍生，自己一生之中，师友厚待者虽也不少，可没一个人竟能如此甘愿把性命来交托给自己。胸口热血上涌，只觉别说盈盈不过是魔教教主的女儿，纵然她万恶不赦、天下人皆欲杀之而甘心，自己宁可性命不在，也决计要维护她平安周全。[9]1169
故此，令狐冲为了解救甘于留在少林寺为人质的任盈盈而率众攻打少林寺。传承"魏晋风度"的令狐冲与任盈盈最终琴箫合奏《笑傲江湖》，共偕连理，实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侠侣。
《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深爱胡斐，当胡斐中了石万嗔的碧蚕毒蛊、鹤顶红以及孔雀胆三大剧毒时，她毅然"用情郎身上的毒血，毒死了自己，救了情郎的性命"[4]792.《连城诀》中，乡下少年狄云貌不惊人，纯朴木讷，纵被师妹戚芳误会而好事成空，却始终对她一往情深。戚芳中了奸人万圭父子的圈套而为其妇，而狄云则以德报怨，以解药救其丈夫万圭，后来又收养了她的女儿。这段感情，虽不浪漫，亦无甚动人心魄之所在，却令人难以释怀。与之相对照的是同在狱中的丁典，虽是一介武夫，却与凌霜华因钟情绿菊花而惺惺相惜，由此而堕入爱河，这段纯真的爱情因其父知府凌退思的夺宝阴谋而夭折。凌霜华被作为活死人般覆盖于棺木之内以引知悉《连城诀》的丁典前来相见，凌退思诱骗丁典中毒而获《连城诀》中的宝藏秘密。最终，丁典与凌霜华均死于非命，这段高贵如绿菊花的爱情，始终不负彼此的初见。
《鹿鼎记》中的"百胜刀王"胡逸之对陈圆圆一往情深而自白：
当年陈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时，我在王府里做园丁，给她种花拔草。她去了三圣庵，我便跟着去做伙夫。我别无他求，只盼早上晚间偷偷见到她一眼，便已心满意足，怎……怎会有丝毫唐突佳人的举动？[10]1413-1414
因此之故，他竟去保护陈圆圆所喜欢而几乎被冯锡范所杀的李自成5[10]1406-1411,这在韦小宝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韦小宝一直都在戏弄郑克塽及刘一航，目标均在获得阿珂及方怡。而且，在胡逸之心中，一往情深永高于武功："武功算得什么？我这番深情，那才难得。可见你不是我的知己。"[10]1417然而，倪匡则对胡逸之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
李自成"天天晚上来陪"陈圆圆，胡逸之一点也不想干涉？在李自成每晚皆来之际，胡逸之的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11]149
胡逸之对陈圆圆的爱，并不涉及情欲，一如仪琳对令狐冲的爱，只有纯粹的爱念，别无他求。这是爱的最高理念，乃柏拉图之恋，乃"魏晋风度"的光风霁月之恋，倪匡之不理解胡逸之，正如吴六奇、韦小宝之不理解胡逸之一样，并不出奇。
道姑、尼姑、和尚对情的难舍，亦是人性的一部分。仪琳虽是尼姑，却是曲洋口中的"多情种子"[9]184,其对情的崇高执著，有如宗教苦行。仪琳对令狐冲的爱已至极致：
仪琳心想："当我抱着令狐师兄的尸身之时，我心中十分平静安定，甚至有一点儿欢喜，倒似乎是在打坐做功课一般，心中什么也不想，我似乎只盼望一辈子抱着他身子，在一个人也没有的道上随意行走，永远无止无休。"[9]170
至于仪琳之父不戒和尚之甘愿削发为僧，为的是追求作为尼姑的心爱女人而又竟能成功，实是讽刺而不乏幽默，而其一往情深却并无二致。
五、情侠结构的突破
情侠结构的突破，乃金庸武侠小说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之所以获得洪七公传授降龙十八掌之绝技，全因黄蓉之帮忙，在其成为大侠的路上，其武功与文化之修养，全凭黄蓉作为其导师而完成。《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孤苦无依，在被全真教中人追捕、欺负之际，亦是小龙女接纳他成为古墓派弟子并授予功夫，由此他才真正地进入武学的天地。《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在被中原武林驱逐之际，多得阿朱的爱情方获得存活下去的希望。《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更在任盈盈的音乐治疗之下方才痊愈，并在与任盈盈琴箫合奏《笑傲江湖》的精神引导下，传承嵇康《广陵散》的"魏晋风度",由此而"笑傲江湖".在此情侠结构上，男主人公虽仍是武侠世界之中心人物，最终仍是武功天下第一，并成为重塑江湖之领袖，而作为其精神导师的往往却是女性，如黄蓉之于郭靖、小龙女之于杨过、赵敏之于张无忌以及任盈盈之于令狐冲。至于阿朱之于萧峰，则可谓半途而夭折，或许因此方有萧峰之自杀身亡的悲剧。而事实上，阿朱此人物在塑造上，思想深度确是比其他女主角有所不足，故其凭一时冲动以代父赎罪而死，也是合情合理。同样，身边没有作为精神导师的主人公如狄云、袁承志便或身陷囹圄或不得不去国离乡。此外，金庸笔下女性在武功方面亦是主人公的导师，如小龙女之于杨过、天山童姥之于虚竹，甚至于王语嫣之于段誉以及慕容复。由此而言，金庸的武侠世界并非如一般论述所言之男性中心主义。
金庸笔下那些脱离了情侠结构的其他作品，均不成功，如其中篇、短篇小说除了故事内容之不尽人意之外，情侠结构一旦无法突显则终究功亏一篑，如《飞狐外传》《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连城诀》《侠客行》《白马啸西风》《鸳鸯刀》及《越女剑》等作品，几乎无一例外。
六、总结
金庸武侠小说主人公之习武历程及其成为大侠之路并不能成为其小说成功的唯一元素，情之正与变乃金庸最擅于驾驭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所在，故其小说既是武侠小说，又是当代爱情之经典。情侠结构的完美结合，令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成为当代崇高美好爱情的想象楷模，而女性在精神与武功方面之作为主人公之导师，则乃金庸在情侠结构之突破。欲海情天，恋情的坎坷曲折及恋人的陪伴成长，历尽劫波，印证了一往情深的崇高精神契合，实乃侠之人间化，而侠之人间化，实即人性的书写，亦即是金庸武侠小说对五四文学思潮的遥相呼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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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庸。笑傲江湖[M].香港：明河出版社，2006.
[10] 金庸。鹿鼎记[M].香港：明河出版社，2006:1414.
[11]倪匡。三看金庸小说[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注释
1曾昭旭先生认为杨过与小龙女的感情是"偏锋""变格",而郭靖与黄蓉则为"正格".见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载《诸子百家看金庸》，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18页，第27页。
2（1）段正淳在阮星竹家中题写以下诗句："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偎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相见时稀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见金庸：《天龙八部》，香港：明河出版社2005年版，第3册，第23章，第1011页。由"看朱成碧"及阿碧身世不明，并与阿朱同为慕容家婢女，可以推测阿碧似乎亦几成为段誉的妹妹，可惜金庸无暇顾及。
3（2）陈晓林、方瑜及潘国森等均认为《神雕侠侣》是一部关于"情"的小说。分别见余子等：《诸子百家看金庸》，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版，第1册，第46页，第82页；潘国森：《话说金庸》，香港：明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4（3）曾昭旭先生指出杨过可能有的归宿有二："其一便是积极地指向道德仁义的理想，贡献出他全部的生命热力，以建设一个合理的世界。其二便是消极地归宿于彻底宁静的玄境，以平息他生命的躁动不安。前者是他生命的根本成全，后者则是他生命的暂时安顿。而在书中，杨过是放弃了前者而毕竟归宿于小龙女所代表的冲虚玄境。"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见《诸子百家看金庸》，第1册，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5（4）金庸：《鹿鼎记》，第4册，香港：明河出版社2006年版，第33回，第1406-1411页。陈岸峰据吴梅村《圆圆曲》中"西施"与"吴王"的隐喻及结合其他证据，从而推出陈圆圆实为穿梭于崇祯、吴三桂及李自成之间的间谍的定论。详见陈岸峰：《甲申诗史：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97页。
文献来源：陈岸峰。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爱情[J].南都学坛，2021,41（03）：33-40.
关于金庸的论文范文第二篇：金庸小说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作者：韩云波##文学博士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期刊社 西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金庸小说自然也不例外。但早期学术界并不认为金庸小说具有现代性，而只认为其具有"近代性"或"前现代性""后古典性".随着现代性及金庸小说研究的深入，可以发现金庸小说所具有的现代性因素在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总体现代性三个层面其实都有所体现。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更多建基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启蒙现代性之路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异化扬弃的总体现代性之路，其现代性揭示是深刻的，其现代性道路是广阔的。在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更需要将其放到广阔的现代性大格局之中，并由此找到对今天所需要之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的启示。现代性永远在路上，永远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成长。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 武侠现代性； 启蒙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 总体现代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20世纪，现代性乃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话题。对于风靡现代中国以及现代华人世界的金庸小说来说，尤其是当金庸本人拥有多重现代职业身份且"熟悉西方启蒙主义及现代人文主义的精髓"1并以"洋才子"面目创作武侠小说之时，金庸小说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显然就可以认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然而，金庸小说却运用了武侠小说这一中国传统意味极其浓厚的类型方式，那就又显然和新文学的现代性有所不同，这就构成了多年以来的问题所在，也就是本文顺次展开的三个命题：第一，在现代性的复杂结构中，金庸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第二，学术界怎样看待金庸小说的现代性？第三，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金庸小说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性？上述三个问题构成了理解金庸小说现代性的逻辑链条。目前，关于金庸小说现代性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以主题为"金庸"并且全文"现代性"词频大于等于2在中国知网检索，得到371条结果；主题换为"武侠"则有680条结果（检索时间：2021年3月4日）。对于上述成果，本文将在正文部分择其要进行评论，此处先不做文献综述。在学术界的研究逻辑中，可以看到与现实逻辑有所不同：第一，需要证明的是金庸小说是否在学术上具有现代性，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第二，如果认可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那么金庸小说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现代性的学术史历程形成了怎样的互动；第三，金庸小说现代性具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和文学意义，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在这里形成了怎样的纠结、冲突与张力，当下最新的研究呈现了怎样的走向。最后，本文试图说明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武侠小说现代性。本文以上述问题为基本线索，在梳理金庸小说现代性学术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尝试为阐释金庸小说现代性的现实逻辑与学术逻辑提供一个角度，并为坚定"四个自信"提供借鉴。
一、金庸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
作为现代人的现代作品，其所处的环境无不在现代性的笼罩中，但作家却可能对现代性从内心深处抱持拒斥态度，不同文化境域也可能在现代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存在着现代性表征的巨大差异。这就造成了学术界关于金庸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的观点分歧。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研究视角的"现代性"进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领域。就武侠小说而言，较早的"现代性"特征是用来描述古龙小说的，目前可见的较早文献，如1988年罗岗指出"古龙小说在世俗性与现代性两方面都独具特色"2.其后若干年间，"现代性"都没有用来描述金庸小说。直到1997年，研究者才将金庸小说纳入"文学现代性进程"之中，"立足于时代转型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金庸对武侠小说现代性所作的贡献",认为金庸小说是"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为基点"所进行的现代性精神构建。3
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并不与西方同步，"现代性"这一表征西方历史发展的话语在世纪之交进入中国之后，引发了文学学术界的反思。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提出中国文学"近代性"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4由于西方话语中并无近代与现代之分，杨春时在1997年将"近代性"修改为"前现代性"5."近代性"或"前现代性"的命题，试图顾及中国社会与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步，以此避免西方话语对中国现实的误读，其出发点是良好的，但回避了线性时间发展历程中文化空间界域已被全球化历史进程强行打破的历史现实，因而迅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与"近代性"的思路，也影响到了对金庸及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判断，一些学者试图回避直接使用"现代性"来定位金庸小说。如王一川基于"金庸致力于以武侠小说形式发掘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因而将其称为"后古典性",是"古典文化在断裂中的现代性再生形式",是"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样式，是以古典风貌存在的现代性形式".6无论是"近代性"的现代性，还是"后古典性"的现代性，如果说到一个作家的作品具有现代性，无疑都是对其文化进步性的肯定，那么就可以确认的是，无论说金庸小说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性，金庸小说都是具有文化进步意义的，只是其表现的形式较为特殊而已。
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虽然金庸先生表示"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和它是不是武侠小说没有关系"7,但其武侠小说的表现形式，却在20世纪中国文学评论与研究中注定了其不可能摆脱雅俗之争的激流漩涡，在不同学者那里亦必然会带来由于立场不同而出现的过度阐释，并突出表现为"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两个极端"8.在金庸小说现代性问题上，评价的两极同样如此。就现代性问题而言，也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并不突出："如果单纯从策略上来说，支持者们如此专注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多少显得不太明智。""因此，过分专注于挖掘金庸小说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等于是扬短避长，不仅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会模糊人们的视线，阻碍人们去充分认识金庸小说的真正价值。"9更进一步，在持精英主义立场的激进文学批评家看来，就是对金庸小说现代性的断然否定，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声称："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不是应对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面临危机的解决方案。"10
虽然有学者对金庸小说现代性持保留甚至否定意见，但并不影响人们用现代性眼光来研究金庸小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术界究竟是怎样看待金庸小说现代性的呢？
二、学术界怎样看待金庸小说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历史悠久。在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频繁使用这一术语。根据中国知网的全文检索，使用了"现代性"一词的文献，1979年仅仅只有19篇，1986年才突破100篇，1996年突破1000篇，2004年突破1万篇，2008年以后一直保持在每年2万篇以上，可见"现代性"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中国学术界的使用不仅十分广泛而且呈逐年增长之势。使用之广泛，也带来了使用之混杂，对"现代性"的界定与分类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现代性"最初仅仅只是用来描述现代主义等文化潮流，其后范围迅速扩大，到今天已经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现代性"系统。总体而言，"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实际上包含着两条路径：其一，将现代性视为一场发生于近代以来，并以诸多历史事件为标志的思想运动，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其二，将现代性视为一种自启蒙思想兴起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所构造的一种想象性的阐释系统，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觉醒了的主体意识将所有本不可被解释的现象强行纳入可理解系统的一次尝试"11.由此而来，就可以将现代性归结到社会技术现代发展和思想意识现代觉醒这两个大的方面，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即基于社会理性之历史进步的启蒙现代性与基于个体自由之精神理想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具有历时叠加的历史进步性质，而审美现代性则致力于纠正并补足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本质异化与精神变态。启蒙和审美两种现代性并不是依据同类标准来定义的，其价值指向也就截然不同，启蒙现代性指向群体的历史进步性，而审美现代性则体现个体的人文反思性。由于启蒙现代性重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其技术进步，而审美现代性重在救赎和反思，二者的不同指向常常导致矛盾甚至背反，因而在二者之上又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总体现代性或整体现代性。由此，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总体现代性三者，就构成了现代性的完整框架，片面强调任何一者而否定其他都是不全面的。笔者在论述20世纪上半叶武侠小说现代性历程时，就运用了这一现代性框架。12对于金庸小说现代性的判断，本文也依循这一现代性框架来展开。
（一）金庸小说启蒙现代性
启蒙现代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与科技发展过程中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进步；二是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由制度进步带来的社会进步。金庸小说启蒙现代性也在这两个层面展开，并主要表现为传播与生产环节的现代性。
一是技术进步与金庸小说现代性，表现于流通环节，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资本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表现为以物的形态存在的商品、货币和生产资料，也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13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顺应资本特性与技术特性而推进的一场现代化运动，并在抽象意义上表现为现代性的革命运动，虽然着重在经济领域展开，但也必然表现为多领域的现代性推进。就文学领域来说，"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现代性运动，它不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欲望。现代性在文学方面首先体现为严肃文学的繁荣，随后则体现为通俗文学的兴起。因此，中国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是现代性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14,在通俗文学阵营，金庸和琼瑶在大陆的广泛传播就是这场现代性运动中最为突出的武侠、言情两大通俗文学类型的代表。从生产与传播的角度，在物质载体层面实现了现代性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大规模工业复制，使之家喻户晓。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顺应了现代性个性解放语境中对人类欲望的释放，使之入耳入心。与民国年间通俗文学仅仅风靡于下层读者存在巨大不同，金庸小说在不同文化阶层甚至精英知识分子中都拥有大批读者，金庸小说学术研究的热潮迅速形成，并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研究的主流殿堂。
二是制度进步与金庸小说现代性，表现于生产环节，是金庸小说在中国传统中的现代转换。从古典侠义小说到民国武侠小说，出现了从"家天下"到"民族天下"的转变；到金庸小说，则使"民族国家天下"得到突显。"携带现代性而来的西方民族国家彻底动摇了'天下体系'的基础，中国被迫卷入民族国家的历史洪流。用现代民族国家代替传统的'家-国'政治体系，以民族国家对抗民族国家才能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胜出。"15如果说"反清复明"在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那里都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那么金庸则将民族置于国家的实体范畴之中，以"全民族"的名义，不仅反对封建君主，更重要的是争取民族权利，从"为国为民"渐变为"爱惜百姓","在民族融合中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16,其实质就不在于新王朝的建立而在于民族认同的形成。王一川认为，金庸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语境",突出表现为"香港的汉语文化遭遇三种焦虑：非古、非中、非西",因而，"金庸小说往往以活生生的形象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17无疑，金庸小说的这种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就正是现代性制度进步过程中对封建天下体系的颠覆，并由此表现出具有鲜明现代性色彩的文化进步。
（二）金庸小说审美现代性
如果说启蒙现代性以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为指向，那么审美现代性则以对进步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并以人的异化的消除为价值指向。金庸小说在审美现代性层面，同样有所表现。
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的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即理性的认同、肯定，而是对现代性即理性的超越、否定。这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如果将文学的特性定位于超现实的审美层面，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当社会、文化获得了现代性之后，文学并不肯定这种历史进程，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洞察了人性的异化、自由的丧失，因而它反抗理性的统治、批判现代化和现代性。通过这种对理性的批判，文学捍卫了人的自由，并为人揭示了生存的真义。只有当文学达到这种历史水准时，它才获得了文学的现代性，才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18将文学与启蒙理性对立起来，就是认为文学最重要的并不是立足于反映社会在技术和制度层面的进步，而恰恰是表现人性对启蒙理性的反抗。然而，面对强大的理性尤其是"利维坦"式的制度机器时，个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更进一步衬托出个人的勇气与精神自由的可贵，文学也就由此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现代性的人性异化语境中，学者们突出地研究了金庸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就是以个人'主观理性'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客观理性',使之成为了现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支配原则，禀赋主观理性的个人对一切进行自主判断",而由于主观理性的膨胀，造成了"'主观理性'与'共同感'、'个人'与'共同体'分裂",这种分裂就是所谓"现代性焦虑".19德国汉学家顾彬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焦虑称为"现代性的无家可归"20,认为现代性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孤独感和分裂感。学者们注意到金庸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的焦虑。陈墨认为金庸小说描写了一大批"孤独之侠"21.周宁指出，金庸武侠小说提供了一个幻想世界，"它由欲求、希望、信仰、焦虑、恐惧构成"22.按照金庸自己的说法，他是要"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23,人在这种拘束中产生了焦虑，苏静等认为"这显然并非后殖民的身份焦虑，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法焦虑"24.
从现代性焦虑的角度考察，金庸小说中主人公的焦虑主要有两类突出表现。第一类是"父亲"身份错乱不明而造成的"身份焦虑".金庸小说的一头一尾都描写了这种错乱，在陈家洛那里是生父与养父换位的错乱，韦小宝则始终不明白谁是他的父亲。《天龙八部》的三位主人公经历了由"父亲"身份错乱而带来的身份困惑，在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罗鹏看来，"因身份裂痕的存在而发生身份错位、导致身份归属无家可归，从而进入到一个流动性更强、身份认同与再认同关系更为密切的'多层面喻象空间'"25.萧峰与乔峰的错乱，造成了他与汉人共同体的分裂，却又无法回归到辽人的共同体之中，民族与国家在这里不再是共同体，而是被撕裂了的两个层面，一旦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入小说之中，也就注定了作为辽人的萧峰在汉人意识形态与辽人血缘身份的对立冲突中，最终必须以悲剧收场，这实质上也就是现代性语境下个人与共同体分裂之后的必然归宿。第二类是"失父"所造成的相对弱一些的"身份焦虑".知道自己由所从来，却在小说一开始就家园尽毁，无家可归，如果在古典作品中这是命运悲剧或复仇悲剧，在现代性语境中隐喻的则是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寻找家园的焦虑。"射雕三部曲"的主人公几乎全是幼年失怙，残缺的家庭使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充满了"问题",虽然他们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却无法避免性格和行为上的重大缺陷：郭靖木讷刚强，却缺乏战略远见，导致后继无人，其子女郭芙、郭破虏不成大器，郭襄创立了峨嵋派却孑然一身；杨过性格孤僻，虽为神雕大侠，路见不平却主要是随兴所至；张无忌性格软弱，胜利果实被野心家篡夺。家庭残缺的焦虑本来是属人的共性，但"失父"一旦和民族斗争甚至更进一步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已不是家族和部落的复仇）结合起来，这就具备"现代性焦虑"的色彩了。
学者们进一步将金庸小说的创作背景放到香港的特殊文化氛围中，就发掘出了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焦虑，这是在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对于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现代性焦虑，被深刻地卷入现代性转型的漩涡之中，从而展现出文化与时空的分裂。比较典型的有三种观点。
第一，香港文化语境中汉语文化无所归依的焦虑。
王一川认为，"香港的汉语文化遭遇三种焦虑：非古、非中、非西。非古，指它与中国古典文化进程断裂，参照英国模式而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性特征。非中，即与中国文化母体疏离而具有西方文化特征。非西，指它看起来归属于西方文化统治，但实际上又与西方中心相疏离，无法割舍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金庸小说因而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并表现为"以古典风貌存在的现代性形式".26武侠作为具有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符号，实际上处于歧路徘徊的三岔路口。古代中国有杨朱见歧路而哭之，现代西方则有弗罗斯特林中歧路的无法选择，那么，在金庸所处的香港后殖民语境中创作出来的武侠小说中，大侠就很难有一条既定的道路可走，即使是拥有先天优势的那些既定道路，比如陈家洛、袁承志、陈近南的道路，他们"理应如此"、遵循"政治正确"的既定道路及其应有的"光明前景"很快就会被证明事实上黯然无光，必然落入无法预期的悲剧性前景之中。他们没有根，只能在天地之间飘荡，只能等待新一波的历史潮流汹涌而至，被裹挟呼啸而去。这种历史潮流，只能是线性矢量时间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进步。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们在艰难转折之际，必然需要付出"现代性焦虑"的代价，承受生命虚无感的折磨，最终甚至变得消沉或走向毁灭。
第二，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性焦虑。
杨春时认为，"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但现代性源于西方，而西方又是中华民族的压迫者",因此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反对西方",而且"由于民族危机的迫切性，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现代性的任务",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武侠小说选择了民族主义视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新武侠小说的政治背景".27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步要求学习甚至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模式，但站在西方现代性立场对待东方的初衷却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也就是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对待美洲原住民的态度，这就决定了"现代性"仅仅只是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性而不是西方人眼中所谓东方"异教徒"的现代性。西方世界的现代性逻辑拿到中国来，就是南辕北辙。对于中国来说，反封建和反殖民同样重要，反封建需要破除"家天下"而建立国家共和，反殖民需要打倒"洋大人"而实现民族自主，因此，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反抗西方现代性与学习西方现代化同时进行的过程。金庸经历了青少年时代的抗日救亡和中青年时代的香港后殖民，其武侠小说创作的现代性文化背景，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同时又拥有抵抗宗主国殖民文化的生命激情，二者之间所构成的矛盾冲突，形成了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张力。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在金庸小说创作的时代，持续抵抗而不能根本改变现状的挣扎感与无力感，就形成了一种深沉的焦虑，弥散于创作的潜意识中。当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受到压抑甚至被剥夺主体权利之时，个体的自由意志就成了大侠追求的核心理想。金庸小说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虽以突破传统礼法束缚为由头，但实际上已洞穿时空，与现代性焦虑融通起来。
第三，摆脱后殖民"混杂性"从而在文化层面建立身份归属的焦虑。
宋伟杰试图绘制一幅"金庸侠义地形图",他从金庸小说中三部"反清复明"的作品出发，考察作家如何"曲笔书写政治忧患、身份焦虑、历史想象与文化记忆",发现金庸小说叙事策略所标示的，就是"'直捣帝都''分庭抗礼',或是'偏居一隅'的空间移位与定位、离散焦虑与疏解、身份危机与认同"28.民族国家的建立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但金庸小说创作时期香港特殊的后殖民政治体制，按照国际条约的规定，至少在1997年之前无法实现民族回归。作为民族回归的前奏是文化回归，香港的百年历史，港英当局的治理体制使香港成了"混杂性"后殖民社会，无论哪一种文化身份都陷入纯粹文化身份缺失的"混杂"困境之中，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心价值被强行遮蔽，此时，通过地理空间的中心移动书写，就成了试图恢复纯粹文化身份的隐喻。这样一个过程既是被旧世界所束缚的过程，也是打碎旧世界的过程，文化身份的回归必然面临重重困难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挫败，这无疑也是焦虑的源头。
（三）金庸小说总体现代性
就武侠小说的现代性而言，学者们最早谈到的是古龙而非金庸。就文学领域的现代性而言，其主流学术话语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层面的现代性，因而学者们更愿意谈到的是个体的现代性反思和焦虑，而非群体的现代性启蒙与进步，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由此而界分畛域。比如，在谈到古龙的武侠小说现代性时，有论者认为古龙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一种荒诞审美体验，"不仅社会是荒诞的，人性也是荒谬的。感情和理性的分裂，导致古龙笔下的人物面临着存在主义式的内心困境。古龙小说中不仅反面人物陷入迷茫而变态，英雄侠客也往往陷入人性的畸变难以自拔"29,尤其是古龙小说基本上都是"没有年代的故事",这就使得小说主要是在现代性人性异化与人性焦虑的层面展开，即审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层面，而无法通过历史的线性时间来书写人的启蒙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金庸小说与之不同，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而且"几乎完整囊括了'唐宋转型'之后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是'超稳定结构'定型之后的中国历史时代，其定型下来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转型与生成"30,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小说中的启蒙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意义，就在整体上超越了审美现代性的个体自由意志。以"武林盟主"和"香江健笔"双管齐下同时写小说和社评的金庸，他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就不仅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性，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射，甚至使得金庸在武侠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突出的"历史癖",《碧血剑》附的《袁崇焕评传》和《鹿鼎记》附的《康熙朝的机密奏折》，都是以较为严肃的历史学术风格来撰写的。对于大历史的钟爱，使金庸最终把武侠小说写得"毋宁说是历史小说",更在不写武侠小说之后大谈特谈"中国历史大势".
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人是历史语境中的人，写人要抓住历史的本质，弘扬历史的正气。现代性的历程不仅是个体的个性解放，更是群体的历史进步。个体自由与群体幸福的问题，始终是现代性的核心纠结；资本和技术提升了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并促进了整体社会的发展，但其过度发展却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异化，因而需要对这种"进步"进行反思和批判，回归到属人的本质追求。然而，当历史的进步无法充分眷顾每一个人的时候，是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每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利益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二者的纠结一旦失控，就不免造成"暴政"--无论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少数人的暴政"--只要是"暴政",就都是应该被反对的。最终能够在最大意义上避免"暴政"的，则不仅是个体人性的觉醒，更是现代性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中基于"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现代性确认。
三、金庸小说具有什么样的现代性
由上所述，以现代性视角介入武侠小说研究之初，人们首先谈到的是古龙等具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色彩的作家作品，展现了强烈的"武侠现代化"甚至是现代主义审美现代性色彩。金庸小说现代性是个后出的命题，金庸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也曾有过争论。确实，和文学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层面理解不同，金庸小说更加重视启蒙现代性的表达，且在审美现代性层面被古龙小说更加炫目的耀斑所掩，这就给从现代性层面研究金庸小说造成了一重遮蔽，并反映在武侠小说现代性的学术史历程中。
从1988年开始，人们关注到古龙小说基于现代主义文学风格的现代性。1997年，金庸小说现代性开始进入学术领域，随后人们以"后古典性""中华性"等来定义金庸小说现代性，并以此区别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2012年之后，现代性视角开始扩展到整个新武侠小说领域，但主要指1954年以来的港台新武侠小说。陈中亮归纳港台新武侠三大武侠小说家的现代性风格，认为："梁羽生吸收左翼政治，金庸融合启蒙思想，古龙征用现代主义，三人的武侠小说成为现代性三个流派的代表。"31武侠电影的现代性问题也顺次提上议事日程，陈辉认为："武侠等传奇现代性影片的蔚为大观，'其实是中国文化新的认同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想象基础'."32至此，现代性视角已涉及武侠研究的全部主要领域。
张颐武说："启蒙论和娱乐论都是中国电影的'现代性'的展开。它一方面受中国电影本身的商业性特征和民族国家的启蒙要求的内在矛盾所支配。另一方面受资本的运作和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的内在的世俗化冲动和建构新国家和人性实现的超越性冲动的内在矛盾所支配。"33这里虽然讨论的是电影，但武侠小说在民族国家启蒙逻辑和商业娱乐审美逻辑两个方面，都与现代电影非常相似，因而这一结论也适用于中国武侠小说的现代性考察。要注意的是，中国电影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差不多同时起步，二者在早期也曾有过密切的合作，比如系列电影"火烧片"与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的互动，但总体而言，1952年以前的武侠小说主要还只是走向现代而没有展现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性色彩，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笔下属人的自由主要是依托于古典神话传统而不是属人的异化消解，郑证因和朱贞木笔下的国家主要是对古典君臣政治制度的维护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白羽和王度庐笔下的情理冲突与心灵焦虑主要是拘限于传统礼法约束而不是现实生活中人被资本逻辑与理性逻辑所异化而造成的现代性撕裂。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武侠小说的现代性，还没有真正着力到走向现代的应然逻辑所要求的现代性，还有若干浓厚的古典性的痕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现代性主要从港台新武侠小说开始。在港台新武侠小说三大作家中，梁羽生秉持倾向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较深，而这种创作方法一度被有些学者视为"新古典主义"34,被认为并不具备现代性。古龙确实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论者多认为其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思潮，但从市场传播的审美体验角度来看，他表现得更明显的是007式的"优雅的暴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市场推广的审美噱头，大侠人物的楚留香式潇洒与李寻欢式忧郁，并非现代人内心深处异化撕裂的痛苦，精神分析式的人物描写可以视为一种具有现代性人格分裂色彩的写作技巧，而并非是对于属人的现代性疾病的"总体性"诊疗方案，即"从总体上理解现代性的矛盾，将其根源追溯到资本逻辑的内在裂变"35.马克思指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36古龙小说将武侠宏大叙事转换为个人现实生活叙事，然而，"现代性具有不断地打破总体性、统一性的社会变革力量。它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样化，而且也引发了个人生活的碎片化"37,楚留香、李寻欢们有别于邪魔外道，他们无财富之恒产而有侠义之恒心，努力去解决意识领域和内心领域的矛盾，但无法解决现实生活的异化，因而就更多地成了某一类现代性工业复制的文化符号，并最终落入持续的碎片化之中。古龙以"刀"作为日常生活文化符号的特征性兵器，他只是渲染刀法的快速迅捷及有效，而练就刀法的门径则在于"拔刀"这同一机械动作的每天超十万次枯燥重复，梁羽生的审美武功和金庸的哲理武功，在古龙的"刀"那里几乎一无用处。古龙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陷入精神分析层面的现代性人格分裂焦虑，另一方面同时又激赏机械复制与重复的技术生产层面的现代性日常生活异化。
相比而言，金庸小说更多地深入对宏大历史进程的思考之中。如果说金庸先生在1950年代后半叶的"反清复明"创作，从市场策略来说是选择了一种读者市场耳熟能详的流行题材，那么在"射雕三部曲"里他就着力描写了杨康式苟且偷生和李莫愁式为情所困的异化，但这些都还不是现代性资本逻辑对现实生活内在裂变的后果。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描写了"武功"这一武侠世界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这一异化现象扩散到武侠世界林林总总之中，成为弥散于武侠世界的基本生活状貌。金庸小说的武侠小说现代性之路，顺应对属人"现实生活的异化"的解救之路，也就是属人基本人权的保障之路。到了《鹿鼎记》，金庸先生多次突出地表示"爱惜百姓",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由此实现对"异化的扬弃",比如将权力意志下的"嘉定三屠"扬弃为日常生活中的"嘉定三赌",从而实现"爱惜百姓",武侠小说《鹿鼎记》由此"毋宁说是历史小说".
金庸小说的这一道路，笔者曾将其总结为"中国道路",并由此认为："金庸小说的魅力，在于从根本上清理了传统文化从而引进了现代性，启示人们中国文化必须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传统文化由于其固有的内在缺陷已无法充当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了。"38其实，这不仅是金庸小说对古典中国历史道路之异化的现代性扬弃，也是对西方资本逻辑与殖民逻辑之异化的现代性扬弃。由此可以认为，无论是我们将金庸小说现代性指认为"后古典性"或"中华性"等林林总总的哪一种现代性变通观念，金庸小说建基于中华民族国家的启蒙现代性之路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异化扬弃的总体现代性之路，其现代性揭示都是深刻的，其现代性道路都是广阔的。
2015年以来，"现代性"讨论再次成为热潮，一些著名学术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山东社会科学》等都组织了专题策划并刊发了大量关于现代性的文章。一方面讨论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扩展，比如对生活政治、交往理性、公共理性三种现代性路径与抗争性政治的评析，39又比如对"现代性彼此内在相关却各自独立的三种逻辑--工业化逻辑、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和民主制度的政治逻辑"40动态共生关系的建构，这些研究使得现代性的考察视野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提供了更广阔的现代性实现路径。另一方面，人们高度关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表现，"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人意料地--最先抵达现代性的历史限度，并因而不能不以超越现代性为其进一步发展的现实的可能性",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就必然是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也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41这些研究成果对现代性的深化，无疑也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金庸及武侠小说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在2019年以来的学术成果中，关于金庸及武侠小说现代性问题，人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第一，对金庸小说现代性的确认。如笔者提出"社会责任的引入是武侠现代性的标志"并以此突显金庸小说的"中国道路"42;认为金庸先生是在"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纠结与张力"中完成了"武侠小说文类历史的选择"43;"金庸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人物中心武侠形式建构，由此对武侠人物提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总体性界定，也在个性解放的意义上开掘人性深度，将武侠小说写成了内蕴着现实困境与理想价值的现代性生存境遇与自由追求，从而实践了金庸先生'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的文学本质认识。"44卢敦基指出金庸小说中"广阔的地域描摹衬托出了完整的中华'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45.苏静等以英语世界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为样本，专题论述了"中西方不同语境中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错位"和"身份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异代与现代化转型"46.第二，对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状况的总体认识。如汤哲声认为："中国武侠小说史现代部分的基本定位就是三个方面的'现代性',一是关于政治社会变动及市民诉求的社会诉求，二是纸质报刊和现代印刷所产生的报章连载，三是武侠小说成为代表时尚阅读的时尚风格以及与电影、评弹、弹词等方面的互动。"47刘国辉综述了2010年以来关于武侠小说现代性的相关研究。48第三，对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现代性的研究。陈夫龙指出老舍"关注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武'的命运和'侠'的出路的现代性反思与探寻"49.王景认为"大陆新武侠的侠义伦理和江湖观念就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与创新性融合倾向。但二者之中，对传统侠义伦理和江湖观念的现代性转化及解构倾向更为突出"50.武侠小说现代性问题虽然并非从金庸小说发端，却在金庸小说这里结出了累累硕果。
四、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武侠小说现代性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与西方现代性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被称为'新现代性道路'"51,这条道路与西方政治学界的流行观念形成了明显反差与本质区别，以致于白鲁恂在1990年的那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广为流行。然而，回到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学起点，却又是从晚清开始"以'引进来'的方式对中国传统话语进行现代性改造"而开启的，52这就不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当代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之后，西方现代性理论对于经典现代性又有了新的发展，"现代性焦虑"成为普遍性征候，这也反映在主要产生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兼半殖民地文化语境下的"港台新武侠".前述金庸和古龙的小说的"现代性焦虑"就尤其明显，"后金庸"武侠小说更是充溢着由"'无望之希望'构成了他们的后现代语境，'人之精神'构成了他们的现代追求"的"后现代语境之中的现代追求"53,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武侠文化张力。人们也展开了对现代性焦虑的激烈批判，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摒弃了古典的、客观的自然秩序这一形而上学基础，现代性就是一场不断堕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灾难"54,现代性一旦走入偏激的死角，就会反而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并从而导致属人的异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必须以新的眼光来审视现代性问题，将金庸小说放到更广阔的现代性大格局之中，并由此找到今天所需要的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的启示。
第一，是将金庸小说放到金庸个人所处的现代性大格局之中。正如陈墨基于作者传记研究所指出，金庸有八种工作身份，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国士情怀",然而"若不写武侠小说，就没有金庸"55,多种身份相互促进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立体的金庸。倪斯霆指出，金庸对查氏血脉有一种"深深情怀"56,金庸有着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深深眷恋。研究金庸小说，离不开金庸的见识、抱负与功业，他对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关注，是他推动历史进步的启蒙现代性追求；而他所遭遇和描写的人性困境，则是他审美现代性的沉思。二者相辅相成，在金庸与金庸小说那里，表现出了一种金庸式的总体现代性大格局。
第二，是将金庸小说放到他所处时代的现代性大格局之中。金庸小说创作巅峰期所处的时代，在西方世界兴起了一场标志着"政治激进主义的衰落"的"六十年代文化运动",其后果正如程巍所说："那一代人的消失，带走了一个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的时代，当今时代有充分理由对政治狂热保持冷淡，而稳健的常识也忠告人们：宁可生活在平庸的时代。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571960年代金庸小说的大侠结局，大多归于平淡世界的侠隐，虽仍武功盖世，但张无忌等一批人却明显表现出政治能力不足，韦小宝的退隐也可以看作是在康熙的政治能力面前甘拜下风。平淡就这样与平庸几乎混同起来，从追求平淡到热爱平庸，也就可以看作是那一时代的现代性大格局。了解这一时代文化背景，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金庸小说的追求与抱负，并从而思考金庸在1970年代初放弃武侠小说创作而投身政治领域的制度文化探索与建设之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金庸晚年在其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中研究古典世界的政治制度，这就犹如青年王国维醉心于审美现代性而后来一头埋进三代制度研究之中。审美现代性固然是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然而也必待启蒙现代性为其提供历史进步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金庸小说创作的时代正是全球现代性进程的大变局时代，1960年代对全球格局的重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起飞与观念重塑的节点。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金庸小说的现代性及其所处时代的现代性大格局，无疑会有更多的收获。
第三，是将金庸小说放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大格局之中。在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签订前夕，金庸先生以查良镛的本名撰写了一系列《明报》社评，后来结集为《香港的前途》出版，提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著名观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报告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正式列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中。冷战结束之后，尽管世界上冲突不断，但"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已势不可挡。以"武打"作为特征性场景的武侠小说，当然不能回避武力冲突；而金庸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以战止战",以小规模的武力冲突或个人的牺牲，避免酿成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和长时间的战争与动乱。在武侠小说的世界建构里，不同团体之间和平共处，共同或各自独立探索武功武学的奥秘并获得人类体力与智慧的极大解放与延伸，金庸小说里的大侠们宁愿退出江湖，让位给更具历史大格局的时代新人，构建共同命运，促进共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现代性建构，破坏了封建主义，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痼疾又带来了"虚假的共同体"的属人的异化，因而需要通过审美现代性来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属人的自由。然而，要从"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同体'进化的前提和基础"58,这就又必须回到启蒙现代性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轨道上来。学术界曾在文学现代性问题上一度推崇审美现代性而排斥启蒙现代性，我们今天就是要将二者作为一对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二元组合来辩证看待，金庸小说早期集中以个体自由的个性解放张扬了审美现代性的魅力，但金庸小说的大结局却是以群体幸福的"命运共同体"来完成的，这就无疑雄辩地证明了两种现代性的统一，也是对于不同现代性理念的"破坏"与"建设"."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更进一步将目光投射到更大格局中来，"成为关于文明和世界以及人性诸主流文学元素的另类表达，并可以成为关于世界体系的拥有思想深度、历史高度的深思熟虑的体系化表达"59,这就正是对金庸小说现代性精神的弘扬与发展。至此，关于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就可以说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话题。现代性永远在路上，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成长，武侠现代性也将是总体现代性意义上的启蒙与审美的对立统一。
注释
1陈墨：《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罗岗：《新派武侠小说渊源与魅力初探》，《赣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3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4杨春时、宋剑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5杨春时：《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6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7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8韩云波：《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论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9邓集田：《异元批评和过度阐释--金庸小说研究与批评中的两种常见现象》，《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0顾彬：《"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1夏莹：《现代性的极限化演进及其拯救》，《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12韩云波：《审美与启蒙的悖论：从王国维的道路看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历程》，《江汉论坛》2017年第3期。
13于春玲、陈凡：《马克思技术批判视野中现代性追问的逻辑进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14杨春时：《金庸、琼瑶小说的传播与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5赵超：《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探索》2016年第6期。
16韩云波：《论金庸小说的"中国道路"》，《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7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8杨春时：《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
19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0顾彬：《德国的忧郁和中国的彷徨：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1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2周宁：《从金庸作品看文化语境中的武侠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3金庸：《神雕侠侣》（4），广州出版社，2013年，第1431页。
24苏静、韩云波：《金庸小说"走出去"与英汉交流语境中的接受与反思》，《外国语文》2019年第3期。
25李泉：《英语世界金庸武侠小说研究--以罗鹏的〈天龙八部〉视觉图像艺术研究为例》，《外国语文》2017年第1期。
26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7杨春时、彭勇：《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8宋伟杰：《"包括在外",排除在内，华语语系叙事策略--重绘金庸侠义地形图》，《东吴学术》2013年第6期。
29陈中亮：《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中心》，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第88页。
30韩云波：《论金庸小说的"中国道路"》，《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1陈中亮：《现代性视野下的20世纪武侠小说--以梁羽生、金庸、古龙为中心》，第41页。
32陈辉：《传奇现代性与武侠文化之积淀--再论李安武侠巨制〈卧虎藏龙〉》，《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年第4期。
33张颐武：《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34叶翔宇：《梁羽生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纪念梁羽生逝世十周年》，《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35郗戈：《现代性问题的诊断与治疗：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对话》，《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37叶方兴：《从"悬浮"走向"融合"--论现代性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探索》2019年第6期。
38韩云波：《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9莫雷：《现代性视域下如何阐释政治的本性？--兼论墨菲对吉登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批评》，《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40孙建茵：《现代性三种逻辑的动态共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家费赫尔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41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42韩云波：《论金庸小说的"中国道路"》，《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43韩云波：《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论金庸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44韩云波：《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形式建构的生成--一个类型学的分析》，《浙江学刊》2019年第6期。
45卢敦基：《论金庸小说"武"的创新：一个现代武侠小说的演进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46苏静、韩云波：《金庸小说"走出去"与英汉交流语境中的接受与反思》，《外国语文》2019年第3期。
47韩云波：《中国武侠小说史撰述的类型格局与武侠体验--以创作派林遥的武侠小说史撰述为中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48刘国辉：《论201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武侠小说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49陈夫龙：《"武"的历史命运反思与"侠"的现代出路探寻--从老舍作品看侠文化改造的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50王景：《论大陆新武侠研究的若干问题》，《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51李包庚：《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百年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52肖开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探讨：以林纾"融合"话语为鉴》，《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53韩云波：《论21世纪大陆新武侠》，《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54谭安奎：《重返形而上学？--反思政治哲学中的两种几何学尝试》，《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55陈墨：《金庸的头衔、功业及相关问题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56倪斯霆：《金庸在津"祖业"考》，《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57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58钟明华、缪燚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初探：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探索》2020年第2期。
59韩云波：《从"后金庸"看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浙江学刊》2020年第4期。
文献来源：韩云波。金庸小说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J].浙江学刊，2021（03）：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