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关键词] 《诗经》；《关雎》；《汉广》；《樛木》；比兴；循环解释；主题；并置
本文研讨《诗经》解释学中比兴循环解释的问题。《关雎》一篇自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以儒家道德为目标，出现了三个不同的主题解释，从中可以分析出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①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婚嫁主题乃诗之本义，而道德主题则构成了《诗经》解释学上主题先行的范例。《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之古义，将诗篇主题转变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以比兴循环解释完成了与《关雎》相同的“美后妃之德”的“兴”义。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一、《关雎》的三个不同主题
《诗·周南·关雎》原诗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雎》为”诗三百“并风诗”周南“之首篇，可见其重要。《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和《燕礼》
三篇均载以《关雎》合乐，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关雎》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所论是指音乐，正合于《仪礼》。不过，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否有关诗的内容？和礼教有无关系？后人的兴趣更多地集中于此。《关雎》从战国中晚期到西汉，先后出现了三个对其主题的不同解释，引致后人对其本义的迷茫和更多的追索。
先看《孔子诗论》”《关雎》以色喻于礼“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为战国中晚期作品，此书提出此说。以下引三个相关材料来分析。
《孔子诗论》有如下几支讨论到《关雎》的简：
第十简：”《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
之情，盖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一简：”……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二简：”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简：”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①归纳上述简文，大意是说《关雎》”其初“求女心切，为好色之情爱，后来”改“了，”以琴瑟之悦“、”钟鼓之乐“”凝好色之愿“,结果是”反纳于礼“,”终而皆贤于其初“.从情色到礼乐发生了一个戏剧性转折，此乃本诗所叙之事，其中音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比《孔子诗论》时代略后的马王堆帛书《五行》，其”说部“为了说明比喻的作用，以《关雎》为例，说此诗写”思色“心切，求之弗得，故急，辗转反侧，甚急，”如此其甚“,其结果是”由色喻于礼，进也“,色无非用以晓喻礼，明白了诗的用意，人就会进步[1]65.
《荀子·大略》篇也有一个旁证：
《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谓《关雎》乐得淑女也。盈其欲，谓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礼也。欲虽盈满，而不敢过礼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过礼也……）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污上，骄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为骄君所用，自引而疏远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②[2]336荀子这段话以引用《传》（不知为何《传》）的方式对《国风》的内容做了评价：”《国风》好色“但不过分，其性质为”诚“,可以用之于宗庙音乐；”《小雅》不以于污上“,作《小雅》之人不为骄君所用，疏远之，批评当今政治，怀念文王武王，语言有文采，情感是哀怨的。这是对《诗》”风“和”雅“两大类的总体评价。如果如王先谦集解所云，则”好色“即指《关雎》。考虑到荀子为战国末期人，将他的说法与《孔子诗论》进行联想是合理的。
《孔子诗论》与《五行》”说部“对此诗的解说并无二致，不过前者是针对《关雎》内容的解释，后者则是以《关雎》为例说明何为比喻，恰好证明《孔子诗论》的解说正是先秦某一时期流行的成说，广为人知。《荀子·大略》则总论《国风》好色，且引《传》之成说，为前两者提供了强有力之佐证。可见《关雎》在先秦（稳妥点说，战国中期及以后）是一个”以色喻礼“的经典。第十简以”终而皆贤于其初“一义概括《关雎》《樛木》《汉广》等七首诗，显然并非诗本义。这样，《关雎》之”以色喻礼“即使不是断章取义，”色“与”礼“的对举关系也仍然延续了孔子的”比德“传统，是对诗的道德诠解，而非新的用例。
上述战国中晚期的三种文献尤其是《孔子诗论》和《五行》”说部“,运用了戏剧性叙事的描述手段解《关雎》，乃是先秦不用”比兴“说诗的铁证。
到了汉代，发生了重大转变，比兴成为解诗的基本手段。程廷祚要而言之：”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3]62,此为汉儒诗经解释学的总纲。为了扣合”美刺“,汉儒解诗甚至不惜脱离古义，其方法就是重造比兴。《关雎》恰恰成为印证经学家们”操作“比兴的典型。
《鲁》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性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4]4《齐》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4]4《韩叙》曰：”《关雎》，刺时也。“[4]4薛夫子《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隐无人之处。故人君动静，退朝入于私宫，妃后御见，去留有度。今人君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也。“①[4]7《齐》《鲁》《韩》三家说大同小异，均谓之刺康王，是”比“.《毛诗序》云：”《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4]5《毛传》云：”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4]8《毛诗》谓美后妃之德，为”兴“.《毛诗》后起，显然是立了新说。
同一首诗的作意（本意）即”美“或”刺“,不同的诗说可以有相反的解说，它决定了”比“或”兴“的择取：目的是”刺“则手段上须用”比“,目的是”美“则手段上须用”兴“②。”比“或”兴“决定了《诗经》
中某一首诗的性质。在此结构中，必须有拿来”比兴“的自然物和被”比兴“的具有道德属性的人事，尽管有”美“、”刺“目的之差异，然而自然物却是同一个，即雎鸠，而且其品性也是一致的：”性不双侣“（鲁）；”贞洁，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隐无人之处“（韩）；”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齐，此处已由雎鸠的品性延伸到了淑女）。至于人事，则表现出德性上的差异，”比“而”刺“的，是雎鸠品性的反面即”人君内倾于色“（韩）、”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齐）；”美“而”兴“的，则是合乎雎鸠品性的”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毛）。
因此，汉四家诗用”比兴“解《关雎》的结构是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依”美刺“目标之不同而选择”比“或”兴“.要言之，自然物与人事并置之结构是比兴成立的条件，而”美刺“之成败亦基于此。四家诗关注之重心在《关雎》一诗的前部，即首章，后四章的”寤寐求之“,”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以至于对”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的戏剧性转折却可以视而不见。而《孔子诗论》与《五行》”说部“恰恰忽视首章的自然物雎鸠而关心后四章叙事中所发生的变化，其解《关雎》的结构依循由色到礼的条理分明之过程，并无自然物与人事的并置。没有此一并置，”比兴“是不会被调用的。于是，尽管《孔子诗论》《五行》”说部“和汉四家诗解《关雎》同属儒家诗论，均以道德为目标，却不妨产生大相径庭的主题说解。
至此，《关雎》有了三个不同主题：”以色喻礼“,”刺时“、”讽谕君父“和”美后妃之德“,它们分别基于两个模型，即由色到礼的戏剧性转折之叙事解释模型以及自然物与人事并置之”比兴“”美刺“解释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