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诚意”、“正心”两德目，《大学》主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意即告诫警醒世人，凡事要发于内心，表里如一，不矫饰造作，不自欺欺人，应独善其身。
作为管理者更要注重道德自律，不断加强意识和行为修养，尤其要在“慎独”上下功夫，不被所谓财货享受蒙蔽了思想，时刻保持意念真诚、心思端正，此乃执政做人之本色也。
关于“修、齐、治、平”，《大学》认为：“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说明“齐家”与“修身”之间的重要关系。事实上，一个人只有自身的品德端正，才能教化他人，也才能经营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推而广之，一个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高，如何管理好单位事务？此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号召管理者要以德治国，广施仁政，实现四海升平，天下大治。“三纲八目”以简练的语言和丰富的内涵揭示了管理者人格修炼的一般过程。“三大纲领”提出了修德向善的目标和方向，“八大条目”给出了修炼的方法和途径，实为管理者修养之大道，对于塑造理财者良好的道德人格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二）“心安理得”———理财决策之心智模式
理财是组织系统中的一项重要管理活动。世界着名经济学家、现代管理科学创始人赫·阿·西蒙（Ｈ．Ａ．Ｓｉｍｏｎ）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正确的决策，能够使组织的各项资源发挥出应有效用，从而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错误的决策，则会有损组织管理活力，甚至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故而可见，决策在组织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意义。而组织系统中的决策活动实质就是管理决策者心智活动的过程、结果和表现形式，其思维活动的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决策活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现实生活中，决策者身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心智活动受到众多的外部干扰而易生偏差，难以在审慎的情境中作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正因如此，有关决策心理学的研究正日趋成为一个热点。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大学》里已经非常精辟地概括了科学决策的心智模式。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即《大学》科学决策“心安理得”之六大过程。如下图所示：【图】
管理者作决策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认知取向、价值追求和处事原则，才能够超越困扰，镇定不乱；只有镇定不乱才能够宁静致远，心不妄动；只有心不妄动才能够随遇而安，安然空明；只有安然空明才能够去私止欲，谋虑周全；只有谋虑周全才能够利益天下，心安理得，从而达到至善之境界。作为理财决策者较之一般人要直面更多的世俗诱惑，如何能够在诱惑和干扰面前做到立场坚定，心不妄动，思虑周详，科学决策，无愧他人和组织的信任与重托，需要理财决策者认真地加以思考。
（三）“絜矩之道”———理财之组织规范
“絜矩之道”是儒家具有代表意义的管理思想之一，《大学》里所言“絜矩之道”既是人们明德处事的行为准则，也是组织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理财行为同样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絜矩之道”原指建筑上反复测量以求水平精准之法，后被引申喻示为审事度理，推此及彼，公平中正的规范管理之道。正如伍庸伯先生所言：“‘絜’是量度之谓。‘矩’则所以为方也。絜矩之道，盖所以预矫其偏，俾其出于正也。”关于“絜矩之道”，简而言之，就是“上行下效”，“不令而行”之意。“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这段话表面意思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忠恕伦理，因其“本于客观普遍不易之理而来，因而便是一原理了”。用之衡量事物，则可使其归于方正；用之处心制事，则万物皆得其自然之所，人人能得以自尽其心；假之用人、理财治理国家，则能以事物发展本质规律为准绳，“智周万物”，“涵养万民”，达到“上下四方，各就其中”的至高管理境界。
（四）“损余补缺”———理财之调控策略
俗语有云：“财者，民生之大命，人情之同欲”。财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关乎百姓的生活和国民的生计，更与组织的生存、政权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故此，有关财经制度的改革及其调控手段的实施，一直为古今中外民众所关注，更成为执政管理者和财经思想家的工作重心和谋虑焦点。
构建一个“小康”、“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追求，而“有余”和“不足”的不公平现象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客观存在。正因如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虽道出百姓心声，但在封建社会却只能成为幻想的“乌托邦”。尽管如此，中国历代高明的统治者、有德行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探索，并竭力倡导和实践着“小康”、“大同”的社会目标。《大学》所提出的“损余补缺”的宏观财经调控措施就折射了儒家“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和对公平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