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节目论文第六篇：喜剧《脱口秀大会》综艺节目成功因素研究
摘要：近年来脱口秀节目在我国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状态，收视一路飙升深受大众喜爱。作为国内语言类现象级网络综艺之一的《脱口秀大会》，从2017年8月进入观众视野至今已走过三季，热度依旧，频登热搜。本文将从节目内容、精心挑选的明星嘉宾、独特的传播和营销方式这三个方面分析《脱口秀大会》成功的原因。
关键词:脱口秀;语言类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高级幽默;
“脱口秀”兴起于美国，以1926年火爆荧屏的《奥普拉脱口秀》最为典型。该节目以创新的节目形式、奥普拉极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兼具社会性和娱乐性的话题内容，为脱口秀在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国，脱口秀的起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由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在电视上掀起“谈话式”语言类节目的热潮，受到广泛好评。如今，这种舶来的脱口秀节目，经过长期本土化的改良之后，在市场中蓬勃发展，呈百花齐放之势，诸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东方卫视的《今晚80后脱口秀》、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等，异彩纷呈，深受大众喜爱。以下以近两年来收视一路飘红的喜剧脱口秀节目《脱口秀大会》为例，分析脱口秀成为一道独特文化景观的原因。
《脱口秀大会》是由腾讯视频出品，企鹅影视、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脱口秀竞技节目，该节目根据每期不同的话题，由脱口秀演员们完成高质量的创作内容输出，在同台表演的较量间，充分释放了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高级幽默，自2017年开播以来，深受观众喜爱，收视一路飙升，7天内播放量曾一度增长超过2.38亿，更在第三季决赛之夜，斩获了44个热搜，许多爆梗也被大众所津津乐道，使此类小众语言类综艺节目强势崛起，成为国民级喜剧。分析《脱口秀大会》可以一窥脱口秀节目的成功因素。
一、“秀外慧中”的节目内容
（一）平民化的节目选题
在传媒业高速发展的时代下，市场以美丑对立的姿态，为观众呈现出大量契合审美、迎合主流价值观的视听内容，但随之而来的便是节目同质化日趋严重，一夜爆红的网红明星层出不穷，导致大众审美疲劳。并且，媒体一直以来向大众灌输的“完美形象”和“完美人设”难以久存，这种娱乐狂欢和泛偶像化的内容，虽然可以激起观众一时的情绪迸发，但与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相差甚远，最终导致情感间离。而脱口秀节目的定位是敢于说真话、用心讲好生活故事，在赢得欢声笑语的同时，可以引发观众进一步思考，产生不同的理解，最终引发情感共鸣。
在收看脱口秀节目时，我们追捧的对象不再是某个熠熠生辉的人物，也不是投射在偶像身上对完美的无限崇拜和向往，而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探讨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和事物，话题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婚姻、工作、债务、人性等，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而脱口秀用智慧幽默的方式直击这些痛点，从而获取观众的心理认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小人物”承载着整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大多游走在幸福与痛苦的边缘线上，那种徘徊与挣扎，为生活增添了浓郁的色彩，当观众以敏锐的嗅觉察觉到话题之中隐藏的深层力量时，就能很快融入到节目当中去，将不满且急于改变现状的焦灼情绪共付笑谈之中，缓解生活压力，身心得到种种愉悦。根据着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类需求的划分，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寻求更高级别的需求，因此，比起那些高谈阔论，观众对于生活化的场景更加喜闻乐见。以《脱口秀大会》为例，除了明星开场嘉宾借自我调侃引流的惯例之外，节目主要的看点聚集在参加脱口秀竞技的素人演员身上，他们与媒体长期为观众打造的“完美荧屏形象”背道相驰，很难用具体的一两个标签概括某个人，他们立体而鲜活，段子幽默且腹黑，残酷的赛制竞争下，真实暴露人性中的自私、胆怯、妥协、叛逆等，但我们逐渐爱上了这种喜剧方式，脱口秀的喜剧化和娱乐化绝不意味着无厘头的狂欢，它是用喜剧的外包装和真挚且深刻的情感作为内核，为身处社会高压之下的我们提供一剂安慰。
在这些深入浅出的演讲里，每个人都能在素人演员身上找到情感投射，笑中带泪，对生存与生活有了更好、更宽泛的解读。这些脱口秀演员涉及到不同的年龄阶层，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例如被称为新时代无产阶级女性代表、车间一枝花的赵晓卉；曾在银行柜台点钞、做着这种稳定体面的工作却感到不快乐的House；身形圆润、对年龄时常感到焦虑的汽车工程师老田；把日子过成段子、最终以离婚告终的夫妻cp程璐和思文......短短几分钟的表演，千百字的写稿内容，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真实经历融汇其中，这些笑点紧跟时代步伐，探讨着令人“扎心”的话题，小人物身上背负的种种压力和无奈，以及笑对人生失意时，他们的自我挖苦和互相调侃，庸俗却不低俗，调侃缺点却不嘲笑缺陷，捧腹大笑之余，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这个偌大的社交空间中找到一丝存在感。这些都是脱口秀能够在众多节目形式中异军突起的原因。此外，脱口秀演员也不同于其他语言类节目的程式化，他们可以手持一把吉他，也可以字字诛心、爆梗不断，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在演出中相得益彰，大胆而自由地将个人观点巧妙融入表演里，甩掉那些包袱，张扬前卫，博取观众一笑。最终脱口秀在大众文化语境的解读下，能够有所思想，有所表达，充分释放高级幽默。
（二）新颖的节目表达方式
后现代主义为受众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他们挣脱束缚渴望自由，批判与解构着传统的社会观念和固定的思维模式，言简意赅即“拒绝崇高”，而脱口秀近几年在我国传媒市场上勃兴的原因，正是因为这种新颖的表达方式将宏大的社会话题瓦解成不同的生活碎片，嵌入到形形色色的人群当中，再由他们表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使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小的话题切入点，看到生活的原貌以及面对的社会问题，即借描摹群像以表达深刻主题。情感共振之余，充分展现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普罗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争夺的话语权，以及对理性和墨守陈规的抗拒，而《脱口秀大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解构。
以频上热搜、褒贬不一的脱口秀演员杨笠为例，她的爆梗“为什么男性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在节目播出后迅速发酵，掀起了轩然大波，有扞卫男权的人把她视作中国艺术文化的异类，也有很多明星主动发声支援她，认为女性不该被默认为被冒犯的对象，引来诸多非议。在多数人的潜意识中，女性被视为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总是不断被边缘化等诸多问题都有展现，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但这种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思想仍在沿袭。虽然杨笠因此被推至风口浪尖，但这个有锋芒、敢于表达自我、具有新鲜视角的独立女性，本身就代表着这个社会大多数人身上具有的反叛精神。在当今时代，女性早已觉醒，杨笠只是一个载体，其话题之下体现的，就是对传统男性权威的解构，这种多元化的价值思考，是真正属于大众的精神狂欢。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呼兰段子中，对诸葛亮出山原因的评述，英雄初出茅庐不为江山美人，竟是为了社保公积金，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这是虚构戏说历史，但从后现代主义层面解读，他们用解构宏大叙事的方式，把沉重的社会议题拆分成篇幅短小的段子，赋予了笑点深度。在自我调侃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当代年轻人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社会现实，看似段子幽默，言语云淡风轻，实则是以幽默来化解社会议题的沉重，在推动大众欢愉的讨论热潮之后，引发更为深刻的思考。
此外，脱口秀节目坚持内容原创，通常以3～10分钟的段子为输出单位，符合受众在移动端收看节目的日常习惯。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受众的时间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难以对某一事物贡献持续的关注，一旦超过时限，注意力便很难集中。一方面，脱口秀中的这些段子篇幅短小，内容精练，在短短几分钟内，可以由不同的演员完成不同的内容讲述，这种快节奏、情感不断更迭、以及频频爆发新笑点的形式，可以最快速度俘获大众眼球，贡献出源源不断的收视流量。另一方面，脱口秀节目碎片化的呈现，满足了市场中不同受众的需求，在内容为王的时代背景下，新式脱口秀解构了传统谈话类节目的“一贯到底”，海量的信息以不同板块呈现，虽然每期节目都有一个统一的议题，但呈现的具体内容、演员的职业构成及各自的表演风格、年龄段的分布，丰富多元，为节目奠定了庞大的收视基础。
二、精心挑选的明星嘉宾
节目中的明星嘉宾也是普罗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匮乏，偶像明星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粉丝在这些近乎完美的偶像身上，找到了精神寄托和慰藉，使自身情感得到最大化满足。媒体催生出的这种饱满度极高的偶像明星，在电视剧或是诸如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中是大受欢迎的，他们是普通人欲望的载体，有着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优点，正是这种崇拜心理，使当红明星成为了引爆收视的功臣。因此，明星成为了市场化的标签，他们拥有庞大的粉丝基数，是节目争夺收视率、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合适的明星嘉宾为节目奠定了稳定的收视基础，并且能够带来持续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在脱口秀这种特定的语境下，明星自身的热度并不是制作方唯一参考的要素，他们邀请的嘉宾往往是具有争议性的、自带话题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
其一，脱口秀旨在用幽默的段子化解生活中的无奈。这些脱口秀演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熟练的表演技巧，更要通过自身表演，为观众打造释放压力、消遣娱乐的渠道，将积极乐观的人生心态推广至更多人。同时，脱口秀带来的这些段子，不仅要引人发笑，还要借这种高涨的情绪，引导人们笑对生活困难。例如在《脱口秀大会》中担任领笑员一职的李诞，这个眯着小眼睛、永远嘴角带笑的男人，从编剧破圈成为艺人一路走红，他喜欢写作，但绝不为那些华丽的辞藻活着，我们很难从李诞口中听到一些极致的词汇，“还不错”“人间不值得”“活明白了”成了他的标签，比起诗和远方，他更愿意选择充满烟火气息的平凡生活。幽默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而不是用来取悦观众的工具，所以李诞讲的那些段子，恰好处在崇高和庸俗的边界线上，看似诙谐幽默，实则借瓦解崇高来调侃现实，这种与现实世界调和、妥协的态度，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其二，此类明星嘉宾本身就具有话题性。他们身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推翻了影视剧为他们强硬设置的完美人设，从华而不实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在社会大环境下与普通人一样经历着无数痛苦与失意，借幽默诙谐的段子以自嘲，越是“扎心”的话题，越容易带来不同凡响的节目效果，这是因为人们在获取外界信息时，抱有求新求异的心理，而这些具有争议性的明星，打破了人们的心理定势，具有很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媒体和受众的极度关注，这些明星嘉宾和他们参与的话题很容易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从而引起二度传播。因此，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下，他们无论是揭丑还是自我开解，都可以与大众拉近心理距离，促进节目的传播，获取更多利润。同时，普罗大众可以学习偶像身上面对挫折的从容，这样既增强了节目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又为节目增添了新的看点，提高观众的观赏体验和节目的收视率。以常驻嘉宾罗永浩为例，在《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中，罗永浩借“是终点也是起点”这一话题，消解自己欠债6个亿的人生挫折，这一段人生道路上的至暗时刻并没有击垮他，一直活跃在热搜中的抹黑历史也仍旧存在，这位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受到了众人的非议和冷嘲热讽，即便如此，节目中的他依旧以松弛、幽默的形式描摹着现实生活，诸如身边欠债的朋友，知道他欠巨额债务之后拒绝还钱，他把这一痛点讨巧的融入到“杯水车薪”的笑点中，这些看似肤浅化、表面化、侃侃而谈的内容，实则触及他心中难以言喻的痛苦，暗自传达着深刻的含义，营造情绪峰谷，当观众从这种情绪之中走出后，便能够反观自身，及时作出调整，有人说他是一个偏激的理想主义者，也有人从他身上，看到身处大时代下悲壮创业者的缩影，伴随着种种质疑与讥讽的声音，罗永浩凭借自己在各行各业中的打拼，已还清4个多亿的债务，他是人们应对挫折永不言败最好的样本，这种隐藏在“毒舌”背后的智慧，真正发挥了媒体对大众思想的积极引导作用，能够引发每一个人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学习和借鉴这种笑对人生的态度。
三、独特的传播和营销方式
在脱口秀较为密闭的空间环境制约下，节目的传播方式和营销手段，直接决定着该类节目在我国文化土壤中的生命力，因此，准确地获取、维系目标受众，就成了实现节目绩效的关键。如今，人们的收视习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受众与电视的关系是关注特定频道和电视节目，是受众与该节目的“定时约会”。1但现在人们通过移动端，享受着各类社交媒体、视频App等带来的庞大信息流，在信息共享和传播的过程中，一改过去受众的粗放型划分，媒体借网络大数据，有针对性地辨识节目的目标受众，精准分流，例如两微一抖（微信、微博、抖音）。当代主流收视群体日渐习惯了短视频消费的形式，传统喜剧长篇累牍、时间冗长的内容，俨然已成为过去式，而脱口秀篇幅短小、笑点集中、内容丰富、利于快速传播等特点，与当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契合，以及脱口秀中独特的“梗文化”，因其兼具看点和笑点，受众自主地选择了自己认同的部分复制分享给更多人，可以在短时间迅速扩散到广阔的空间内，加强人们的联系纽带，吸引更多观众将注意力转向脱口秀，这种反复传播的宣传方式，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情感宣泄口，同时可以使网民在特殊的网络环境下，将求同存异最大化以寻找群体认同感，从而有助于节目的传播。
除了上述传播方式外，节目的营销手段也是丰富多样的。以《脱口秀大会》热炒“雪国列车cp”为例，在节目播出期间，#杨天真撮合李雪琴王建国#、#李雪琴王建国好甜#等话题都曾经登上微博热搜，获得过亿的浏览量，在快节奏的社会压力之下，普罗大众情感压抑且难以释放，所以磕cp满足了人们建设内心乌托邦的夙愿，使自身情感合理转移到荧屏cp身上，这种以“情感”为切入点的营销，将媒体的商业属性隐藏起来，它不仅自带流量为节目增添了新的看点，同时使双方粉丝甘愿被捆绑在一起，制造更多的话题，这些被cp吸引来的观众，基于情感因素具有很强的粘性，不仅远超唯粉带来的单一经济，还能够使他们心甘情愿为cp进行话题转发、讨论，以及对其衍生的产品进行自愿消费，为节目赚足了人气，提高了节目的曝光度。
脱口秀还有一种独特的营销方式，就是全国各地线下开放麦活动的进行。所谓开放麦，不仅能为登台的演员提供一个打磨段子、反复练习的场所，还可以为这一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吸引更多人投身到脱口秀事业当中，培养稳定的市场。在开放麦讲演的过程里，每个人都能充分释放自己表达的欲望，不断创新表演形式，经观众反馈后，反复揣摩打造出真正有价值的段子，提高表演水准，永葆脱口秀常青的生命力，一大批脱口秀演员因而赢得了大众的认可，也被更多人所认识，这种逐渐积攒的坚固忠实的粉丝群体，为脱口秀节目打造了名利双收的稳定局面。
综上，脱口秀节目以其“秀外慧中”的节目内容、精心挑选的明星嘉宾、独特的传播和营销方式等特点，强势席卷收视市场，获得广泛好评。而这种基于喜剧层面和社会现实层面的艺术文化，不但引领着观众借幽默释放压力，还为脱口秀节目打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传递着积极乐观的人生心态，成为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注释
1黄升民，刘珊.“大数据”背景下营销体系的解构与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4(11):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