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针对三种特殊的知识“产物”进行研究。本文以“理论 / 分析框架 / 工具”的三部曲作为研究问题，替代了管理学上经典的理论与工具的“对立关系”.大家在相关论文写作时，可以参考这篇题目为“管理学理论、分析框架及工具的关系”的管理学原理论文。
原标题：管理学中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工具①
管理学领域的教师和学者们不断创造和传播着关于组织管理的知识。这些知识本身来源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又同时被装载在各种载体上。在众多的承载知识的载体中包括了“概念”,“理论”,“工具”,“分析框架”,“方法”,“先进的方式”又或者是“实证研究”等等。几种不同的载体也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中，这样的文章或著作本身也是知识汇集的产物。
本文旨在针对三种特殊的知识“产物”进行研究。本文以“理论 / 分析框架 / 工具”的三部曲作为研究问题，替代了管理学上经典的理论与工具的“对立关系”.下文将首先对于这三种“产物”分别给出定义，然后着重对于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各类文献中，“理论”和“工具”毋庸置疑是经常被探讨和争论的对象。（Suddabyet al.,2011;Chiapello & Gilbert,2013）“分析框架”是管理学的特色之一，也对于实践者和学者都有重要的意义（可以用于比较理论和比较工具），但是却相对很少被文献所提到。
一、理论或限定化管理
关于如何判定一个“理论”的好坏，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标准。一些人认为可以根据理论中的因果关系的可推敲性来判断，另一种说法则是根据该理论是否产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为标准。
但是，关于“理论”的定义，学术界是有着基本的共识的。“理论”是指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集合，并且能够用来解释某一结果。（Whetten,1989）理论的存在也就是假设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存在的。如 Hedstrom 和Swedberg（1989）所说，单单是变量的辨识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科学的学者应该对于观察到的社会机制提出解释。
一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可以涵盖从变量之间的总体关系到某一特定现象的解释等不同的内容。（Abend,2008）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个“真实”的理论是应该能够在它适用的领域涵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当然，理论的应用领域可以比较窄，如Weick（1989）所言，一个理论可以既广泛又具体。理论在广度提高的同时就相反的在解释力度上会降低。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所谓的“真实”的理论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理论。例如，Daft 和 Lewin（1990）指出，理论论述与固有想法截然相反，因此造成的“惊喜”才是一个好的理论应当具备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追求“惊喜”,一些学者难免会试图制造“虚假”的理论，也就是与现实不符的理论。除了理论的真假，在管理学上更多见的情况是一些人试图用来建立理论的论证其实是无法验证的，或甚至其中的变量或机制是不可识别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证是不能被认定成理论的，而只是学者制造的“不假”的说法。比如Hedstr?m和Swedberg（1998 ;voir Depeyre &Dumez,2007）曾指出理论时常被描述或者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的简单的堆砌所替换。
理论的建立虽然极有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受瞩目的科研成就，但是新理论的产生在管理学上终归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一现象究其原因有多种。首先，学者们往往很难建立、测试并最终认定一个理论的有效性。这一系列的过程要求学者具备多种能力。因此，人们当然更容易去寻找前文提到的“不假”的论证。其次，一些学者常常把精力放在了研究概念、方法论方面的辩论，或者是实证等等，反而对于理论建设本身失去了兴趣。最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或许是理论本身在管理学上的意义就不是特别重要。其实，管理学科研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与经验相关联，建立一个抽象的泛泛的实用性不强的理论也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的意义。（Suddaby et al.,2011）
如此的假设理论是无用的可能看似非常不谨慎。但是，在管理学领域，理论本身的很大的问题恰恰来源于所谓的“因果关联性”.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辨认出因果关系、规律性，或是 Deleuze 和 Guattari（1994/1991）所说的混乱中的功能，那么理论将组织和个体在某种具体情况下进行了完全的限定。“选择”（Child,1972）或者“代理”等在管理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理论是可以解释主体的行为和变量之间关系的体系（Coleman,1986），但是理论框架中主体的行为确实是被限定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