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与东亚海上邻国围绕岛屿主权与海洋资源的争端时有发生。海洋争端的频发对中国海洋权益和周边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准确分析当前东亚海洋争端的态势与动因，科学制定维稳与维权相得益彰的海洋政策尤为紧迫。本文拟对东亚海洋争端的广延性、持续性和烈度进行审视，从体系和单元两个维度分析海洋争端的动因，并为中国东亚海洋维权提出对策建议。
一、东亚海洋争端特征
在海洋世纪，国家安全利益边界发生拓展，海洋领土主权与陆地领土主权同样是国家坚决予以维护的核心利益。海洋能源资源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支撑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海洋公共安全往往关乎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利益的重要性和零和性使东亚海洋竞争加剧，海洋安全结构出现持续动荡。东亚海洋争端就广延性看，多边化趋势明显； 就持续性看，长期化态势浮现； 争 端 烈 度 表 现 出 可控性。
（ 一） 海洋争端的广延性： 多边化
就广延性而言，东亚海洋争端关涉主体众多，而且多元主体间相互联动，导致争端趋于多边化。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维持和发展‘开放安定的海洋’时，要发挥主导性的作用”.[1]东海成为中日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两国之间的岛屿争端、划界争议、资源争夺以及军事争斗日益白热化。中韩专属经济区划界久拖不决，渔业纠纷发生频率逐渐增加。南海争端涉及众多行为体和几乎 亚 太 地 区 所 有 国 家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行为，[2]（ P3 ~9）已经形成了“六国七方”介入，“四国五方”军事占领的武装割据局面。美国企图从维护一个开放的东亚地区海洋系统中获益，因为该系统可以支撑美国的全球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美国的经济进入该地区并维持其在本地区的政治影响力。[3]（ P10）日本和韩国在南海航行自由、贸易、能源安全以及力量投送方面存在着重要利益。
日本将海洋合作作为日菲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除了提供 10 艘巡逻船和增强通信系统之外，日本与菲律宾在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并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加大支持。[4]安倍提出继续向越南提供巡逻船。[5]越南和菲律宾极力主张将南海问题“东盟化”,希望东盟以集体行动向中国施压。2014 年 7 月，菲律宾在东盟外长会议召开之前努力与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举行会谈，呼吁各方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统一立场。[6]
此外，东亚海洋争端国积极推动国际舆论，使争端显现出国际化趋势。东亚海洋争端广延性不断拓展，管控难度逐渐加大。
（ 二） 海洋争端的复杂性： 长期化
海洋争端的复杂化决定了东亚海洋安全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各相关主体间战略互信不足以及争端管控机制的缺失又延缓了争端解决的进程。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洋力量崛起，日美对中国海洋力量和海洋维权手段产生猜疑，联手炮制“中国海洋威胁论”.2012 年 2 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2011） 》，提出“中国海权威胁论”.报告认为“中国海军开始着眼于建立堪与美国的海上军事优势相对抗的海军力量。中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范围已经超越了第一岛链而逐渐朝着第二岛链扩大。”[7]（ P66）2013 年美国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中国年度报告，大肆渲染中国海洋力量的增长。“美国海洋情报局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拥有 313 艘核潜艇和 342 艘水面作战舰艇，其中包括大约 60 艘可携带洲际导弹及反舰巡航 导 弹 的 核 潜 艇 以 及 75 艘 水 面 作 战 舰艇。”[8]（ P215）该报告对中国处理东亚海洋争端表示出不信任态度，认为“中国并不打算通过多边谈判和国际法律判决程序，而是将利用其以日益增长的力量作支撑的强制手段迫使邻国承认中国的主张。”[8]“中国海权威胁论”不仅使中国与美日两国战略互信降低，而且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洋崛起的疑惧。菲律宾外交部长担忧中国调用大量军事和准军事化船只在苏岩礁和仁爱礁威胁其海洋安全。[9]
战略互信的普遍缺失使争端各方在海洋争端管控与争端解决上很难达成有效共识，海洋争端将长期存在。此外，目前存在的《南方各方行为宣言》和《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争端的缓和，但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在争端解决方面并不能充分发挥效力。南海争端不仅变成美日牵制中国在东亚崛起的战略工具，而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和复杂化，更使争端在可见未来无解决之望，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 武力争端的戾气也不断累积。[10]
由此可见，在海洋利益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东亚双边海洋争端存在复发的可能，争端的持续将是长期性的。
（ 三） 海洋争端的烈度： 可控性
东亚海洋争端中力量对峙的主要目的是威慑和显示存在，争端烈度在整体上是可控的。一方面，相关各方并不愿看到战争的发生。在霸权相对衰落期，美国在参与东亚海洋事务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并不愿意发动代价高昂的战争。日本的军事右倾化行为给东亚海洋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向中国的全面挑衅或蓄意发动战争。在黄岩岛和钓鱼岛争端中，各方虽然都做出“不怕决一死战”的态势，但可以 看 出 武 力 并 不 被 各 方 认 为 是 优 先 选择。[11]（ P11）可见，当前东亚海洋争端处于低烈度层次，走向战争的可能较小。
另一方面，即使在出现海洋争端的情况下各当事方仍保持理性、克制，并且通过多渠道的沟通合作努力控制争端的升级。目前，中日之间建立了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就海洋安全保障和海上危机管理等问题进行定期磋商，努力寻求海洋争端的解决路径。2010 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中方持续做出反应与日方交涉，使争端在短时间内得以缓和。2012 年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中日海上争端趋于紧张，但并未持续升级，双方都采取“冰冻”措施。2012 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一个多月，中国打出维权“组合拳”,实现了对中沙群岛的实际控制，双边争端基本得到解决。由此可见，尽管在广延性上看，当前东亚海洋利益竞争加剧，争端复杂程度提高； 在持续性上看，战略互信和争端管控机制缺失，海洋争端长期化，但海洋争端的烈度是可控的。力争降低争端升级的风险，维护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地区环境仍是各国共同的利益所在。
二、东亚海洋争端动因审视
东亚海洋争端的发生与发展受体系与单元的双层影响。主要海洋大国权力比变化和力量结构的失衡加剧了海洋体系的不稳定性。单元主体海洋战略的调整使区域海洋安全陷入困境，强化了各国间的海洋竞争。
（ 一） 体系环境： 多极竞争趋势加剧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转型期，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国际体系变迁引发东亚海洋安全环境的嬗变，新老海洋强国权力对比发生变化。中国海洋力量崛起，美国海洋霸权弱化，崛起国与霸权国战略竞争加剧。
近年来，中国做出了“由陆向海、陆海兼备”的战略转变，努力建设海洋强国。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兴起，中国逐步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2012 年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结交入列，意味着中国海洋崛起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美海洋力量差距的缩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国的海洋霸权，使中美两国海洋领域互疑增加。美国将中国海洋力量崛起看作对其海洋霸权的威胁，认为“中国海军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12]中国学者认为： “在东亚，海权大国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把陆权大国中国的影响限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使其不向海上扩展。”[13]（ P8）政治互信的缺失给东亚海洋体系环境增加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洋争端的发生。而且，当前东亚海洋体系力量结构的调整出现了不利于中国海洋安全的失衡状态。美国通过加强同盟关系、调整前沿军事部署，利用海洋联盟遏制中国。2010 年美国出台了《海军作战构想》白皮书，提出在区域层次上以争端管控为重点，主张“部署决定性的海上力量限制区域性武装争端”,以海上力量的优势维持地区稳定，“在区域性的混乱影响全球系统之前对其加以预防或限制”.[14]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美国不断加强东亚海洋部署和同盟关系，积极介入东亚海洋事务。在东北亚，美国加强了与日本的防务合作，推进导弹防御系统，在军事技术和人员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美日深化联合作战计划，不顾中国反对将夺岛演习常态化。在东南亚，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军事合作，为中国海洋崛起制造对手。2011 年 6 月 27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在南海的“骚扰”进行谴责，主张美国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