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规划管理强势与弱势的共存催生了畸形化的文化生态链
在单一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城镇一级的规划管理部门与上一级的规划管理部门都是以强势的姿态左右着城镇的建设，而民众更多的是在政府对资源的引导与控制中行事。但是在强势的规划管理部门中，因现行规划管理制度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是城镇规划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规划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的审批者，规划实施问题的协调解决者、监督者等，致使城镇领导拥有了绝对的权力，由此使得他们将城镇发展的重点局限于政绩的营造上，而非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进化上，城镇领导在制度作用下成为了强势的管理者。而这一强势造成规划管理部门的弱势，使得规划管理部门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不敢作为，这是导致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卫生差、文化特色丧失等管理病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城镇规划管理强势与弱势共存的矛盾系统中，一方面必然导致管理本身缺乏独立性，对其他政府部门有严重的依赖性；同时，在市场公众利益与开发商利益之间难以保持平衡而导致规划管理的“缺位”,而这一“缺位”必然引发出前文论及的城镇问题。另外，在这共存的矛盾系统中，本该是城镇主人的民众失去了对城镇发展的解释权。在彻底失语的状态下，城镇民众难免会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逐渐瞧不起城镇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会去珍惜自己的文化，反而希望挣脱城镇原有文化生态系统的枷锁，去模仿一种全新的文化，追求全新的建筑造型，塑造全新的城镇风貌，这是对整个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否定。
因此，从文化生态的层面去剖析，其根源就在于城镇规划管理本身在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间相互的缺位，形成了一个文化基因畸形化的文化生态链。
3.4 规划设计制度的残缺加速了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
在人类的发展中，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人类控制和调节环境能力的重要因素，习得的行为模式在技术的进步中得到发展与传承，环境与文化的意义就被改变，适应的过程不但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质量更好。据此，在城镇规划管理中，城镇规划设计作为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体，在运用技术手段来合理分配城镇资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规划设计的成果直接关系到城镇环境、文化、社会及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变异，科学合理的发展蓝图将提升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质量。与此同时，城镇文化生态系统运用文化杠杆来影响资源、环境和社会等的协调发展，它不仅涉及到城镇的外部自然与人工环境，还需要综合考虑城镇内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分析城镇文化生态系统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法，任何单一的研究都会促使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在城镇规划设计中，需要综合考虑城镇的历史、现状发展情况及其城镇周边的地域情况等。但是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城乡规划研究方法局限于经验的归纳与总结，缺乏逻辑演绎，对小城镇的规划多局限于“两头”的设计思路，即局限在城镇总体规划与带有“建筑设计深度”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而忽视了其他层次规划的重要性，忽视了对城镇背后的诸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历史等要素的准确认识，由此使其设计本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城镇总体规划文本上的过分程式化与内容上的雷同性；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局限于城镇发展的研究，而忽视了城镇历史与现有的资源及其内在关系的挖掘。在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层面，往往缺乏对城镇历史、人文、经济及其现状的深入研究与分析，缺乏应有的研究时间与翔实的现状调研，而是将规划的关注点局限在领导对政绩的喜好上，局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编制，以此攫取收益的最大化，而正是这种最大化使得规划局限在从规划布局到建筑风貌的单一而脱离城镇本身的文化生态，偏离城镇历史的变迁、偏离制度的约束、偏离主客体间权利的诉求，由此必然导致建设无序与“千镇一面”的病态。
4 探析医治规划管理病态
4.1 培育系统的、多边主义的管理理念
小城镇规划管理是面向社会最基层的管理，是一项极为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较大中城市的规划管理而言，更为具体而细致，而且很多时候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与法律，还需要考虑非制度的因素，如居民的情感、道德、生存等，其面对的群体也较大中城市而言更为复杂，基于这种原因，规划管理常常难以开展。因此，需要培育系统的、多边主义的管理思维方式，即：①需要从多学科的交叉中吸取知识与养料，既包括专业技术层面涉及的学科，又包括现实生活中涉及的众多领域；②需要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通过多维的、反复的思辨和训练来提高具有务实性的管理能力，这是小城镇规划管理理念的精髓；③要学会在“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中形成并发展规划管理的思维模式。随着新时期我国城镇化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城镇规划管理的思维方式更需要适应这一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全新过程，需要从疲于应付的管理中脱离出来，用一种全新的、系统的、务实的、多边主义的管理思维模式去应对城镇建设问题，杜绝病态。
4.2 构筑有效的、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
城镇文化是有生命的，是生态的存在，城镇文化生态作为一个系统，系统的整体功能不等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产生一种集体效应，既有各部分的功能，又有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新功能，因此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同样，面对复杂的城镇规划管理，需要构筑有效的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城镇规划管理中暴露出的种种病态，很大部分是因为规划管理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以及规划管理过程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这三者间生态链的断裂，因此，修补的关键点就在于构筑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让城镇规划管理整体的功能大于各部门功能之和，同时各部门又各具特点。在城镇规划管理中，会面临一系列常态的变量，如城镇日常管理；同时，也会遇到一些非常态的变量，在面对这一系列变量时，任何单打独斗的管理模式都难以奏效，因此更需要一个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管理机制来处理一系列的常态与非常态的变量，以此促进城镇规划管理文化生态系统的进化。
4.3 建立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城镇规划体系
众所周知，小城镇在经济、人口、用地、产业和交通等众多领域都不同于大中城市，往往没有大中城市繁荣的城市面貌、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激烈的竞争环境，但小城镇拥有着大中城市没有的自然生态环境、乡土情怀与传统民间文化等，这是小城镇的特色所在，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的背景下，小城镇文化是固守我们民族乡土文明的根基之一，面对小城镇的规划设计，更需要有份珍惜的心态，需要有针对性、务实性，需要强调人与地、地与环境、城镇与文化等众多领域的和谐发展，所以需要构筑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规划。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规划是指具有针对性的，以城镇发展中关系主体间的和谐为主体的城乡规划。针对性是指城镇现实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这是基于小城镇不同于大中城市而更具务实一面所提出的。主体间的和谐包括各关系主体的发展问题、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发展与社会就业问题等，以此替代传统的以发展为主体的、以物质空间布局规划为核心的规划。首先，在规划编制中需要对城镇历史、现实环境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梳理并分析城镇空间演变的规律、各大产业对城镇的影响、人与土地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人口规模与构成的变化等，掌握第一手资料，避免闭门造车与自我臆断。在研究中应加强社会学、城市规划学、人口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强化前期研究，特别应加强针对性、务实性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由重视“两头”的规划转变为注重建立由镇域规划、城镇总体规划、控制单元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组成的从宏观到微观的编制体系。其中，在镇域规划层面，应突出发展战略规划与空间管制，突出城镇产业发展战略、环境发展战略、土地资源利用和保护战略等方面的研究。空间管制是镇域管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通过空间管制使得镇域内乡村与城镇、企业与自然环境、各类社会群体（城镇居民与农民 ） 等不同主体的利益得到协调发展，避免重复建设与对环境的破坏。控制单元规划是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针对小城镇发展迅速、多变的特点，对传统的分区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改良、整合，避免分区规划指标过粗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过细、刚性过大、编制成本过高的弊端而提出的。根据总体规划，针对镇区重点发展或急需发展的区块，进行区块划分，形成一个个产权明晰的地块；各个地块进行功能限制而非确定功能；制定相关指标控制的上下极限控制范围与最佳指标。
其中，上限指标是指满足某一个或几个要素（或产业 ） 发展的最佳需求的指标，即理想指标；下限指标是指最大限制某一个或几个要素 （ 或产业 ） 发展的指标，即极限指标。最佳指标是指基于矛盾各方交易成本最低而效益最大化的指标，该指标的设立意在设定各方共赢的发展蓝图。制定各地块的规划管理要求，具体包括强制制度与相关管理导则等，以此引导并控制区块的发展，避免企业乱圈地、地方政府乱作为，以及现实发展与城镇总体规划的矛盾，合理协调好眼前利用与城镇长远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规划的引领作用 （ 图 1）。
5 结语
随着城市与城镇文化、社会、信息和经济等众多方面交流的频繁，作为社会管理之一的城镇规划管理却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城镇规划管理进入病态。小城镇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空间场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文化生态学的解析揭示了引发病态的原因：①规划管理理念的滞后削弱了城镇文化的适应性；②规划重心的偏移导致了城镇文化多样性的丧失；③规划管理强势与弱势的共存催生了畸形化的文化生态链；④规划设计制度的残缺加速了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究其根源在于城镇规划管理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相互的文化生态链上存在缺位，由此形成了一个城镇文化与环境不合辙的、畸形的文化生态系统。因此，医治管理病态之术在于培育系统的、多边主义的管理理念，构筑有效的相互协同的管理机制，建立以务实和谐为主体的规划，形成由镇域规划、镇区总体规划、控制单元规划构成的由宏观到微观的编制体系，以此促进小城镇发展的活力，维系城镇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戢斗勇 . 文化生态学论纲 [J]. 佛山科学技术学报，2004,（5）：1.
[2] 方乐，周介民 . 城市文化生态：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统一 [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9）：34.
[3] 任致远。市长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Z]. 全国市长培训班学习材料，1999.
[4] 李晓龙，门晓莹 . 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探索 [J]. 规划师，2004,（3）：5-8.
[5] 汪华 . 小城镇规划管理的重点、难点与对策 [J]. 规划师，2003,（4）：5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