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启动到 2010 年，我国经济保持了32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但 2010 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 2010 年的 10. 4% 下降到2011 年的 9. 3% 、2012 年的 7. 7% 、2013 年的7. 7% 和 2014 年的 7. 4% ,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准确认识这个新趋势，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总书记洞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为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这一思想是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科学论断，揭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
***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首要特征是经济将从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中高速增长。[1]
这一论断所揭示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所揭示的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各国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不发达经济发展到成熟工业经济，各国经济大致要经历不发达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六个阶段。[2]
在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经济表现出类似的发展特征。如，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不同阶段各国产业结构会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时期，初期工业主要是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制造业； 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工业结构升级时期，产业结构从初期的初级产品制造业转向轻工业，并在中后期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后期阶段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时期； 后工业化社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 现代化社会则是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与产业结构的演变相对应，在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速开始提高，工业化中期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会表现出加速增长态势，但在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会下降，从高速增长状态转为中高速增长，在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进入低速增长期。
不同阶段各国经济发展的类似特征仅是一种趋势，不同国家因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等不同，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及整个经济增长也会有很大差别。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都经历了重化工业化阶段的高速增长期与工业化后期的较高速增长期，但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差别。其中，日本经济在 1961 ~1973 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介于 -1. 02% ~12. 88%,年均经济增速高达 8. 78%.1973 年以后进入较快增长期，1973 ~ 1990 年 经 济 增 速 介 于 - 1. 23% ~7. 15% ,年均增速为 4. 13% ; 韩国经济在 1966 ~1988 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介于 - 1. 49%~ 14. 1% ,年均增速高达 8. 59% .1988 年以后进入较快增长期，1989 ~ 2002 年经 济 增 速 介 于- 6. 85% ~ 9. 39% ,年均增速为 6. 35% .
我国经济在历经 1979 ~ 1990 年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后，1990 年以后进入以家电快速增长为主的轻工业化阶段，2000 年以后进入以汽车和房地产快速增长为主的重化工业化阶段，2007 年以后进入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至201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演变相对应，我国经济在 1978 年以后开始进入快速 增 长 期，1978 ~ 1990 年 GDP 年 均 增 长9. 3% ,1990 年以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1991 ~2007 年 GDP 年均增速高达 10. 6% ,特别是 2000年以后，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进入加速增长状态，GDP 增速从 2000 年的 8. 4% 提高到 2007 年的 14. 2%.2007 年以后，在需求结构转变、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我国工业和第二产业增速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呈现相对快速的发展势头，从综合消费需求、产业发展状况、出口及外部发展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判断，我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这一时期是经济从高速增长状态向中高速转换阶段，经济增速将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状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揭示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
***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增长更趋平稳。[3]这一论断揭示了未来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趋势，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看，各国经济增长在任何时期都是周期性波动的，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别。[4]
在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因生产过程更加迂回、产业链更长，经济的加速数提高，经济增速的波动幅度也增大。在经济从工业化中期高速增长向工业化后期的中高速增长及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低速增长的转变过程中，随着经济结构从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速趋于下降，经济增速波动幅度也会减小，经济运行会更为平稳。如，日本经济在 1961 ~1969 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增速振幅曾高达 13. 9 个百分点（-1. 02% ~ 12. 88% 之间） ,而在经济较快增长的1973 ~ 1990 年期间经济增速的振幅也下降为4. 32 和 6. 71 个百分点 （1974 ~ 1979 年振幅为6. 71 个百分点，1980 ~ 1988 年振幅为 4. 32 个百分点） ; 韩国经济在 1966 ~1988 年的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的振幅高达 15. 59 个百分点 （-1. 49% ~ 14. 1% 之间） ,不考虑 1998 年因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意外下降，1989 ~2002 年的较快增长期韩国经济增速振幅只有 4. 84 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性波动，按波谷到波谷计算，分别是 1980~ 1990 年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时期的波动周期，1990 ~ 2000 年轻工业相对快速发展时期的波动周期和 2000 年以来重化工业相对快速发展的新一轮周期性波动。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除了受到产业结构及发展阶段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在 1980 ~1990 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2 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因素在经济波动中逐步占据主导作用，经济增速波动也表现出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类似的波动特征，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大幅度波动，1992 ~2013 年期间平均经济增速高达 10. 22%、振幅高达 6. 6 个百分点。
2000 年以来，我国经济的新一轮周期波动上升期为 8 年，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周期性波动的下降期，至今已回调 7 年，2012 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 8%以下，截止 2014 年三季度 GDP增速基本稳定在 7% ~ 8% 的区间。从过去周期波动情况看，经济增速在底部徘徊一段时期，产能过剩得到消化，一旦外部发展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即恢复周期性上升。如，第一轮周期在 1990 年达到波谷，此后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后，经济迅速恢复上升。第二轮周期经济增速在 1998 年下降到 7. 8% 的低点，此后到 2001 年基本稳定在 8%左右的较低增长状态，2002 年我国出口恢复快速增长，经济因此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在本轮周期性回调中，鉴于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企稳阶段，预计到 2015 年我国经济仍将在 7% ~8% 的底部运行，此后将随着出口恢复较快增长进入新的周期性上升期。但受发展阶段及经济增速下降趋势制约，未来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振幅将缩小，在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经济增速将回升，但难以回升到 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整个经济运行将呈增速趋于下降、振幅趋于缩小的周期性下行趋势。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阐明了我国需求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并趋于平稳，重要原因是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转换。***总书记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5]这一论断揭示了需求结构演变的基本规律，也阐明了我国需求发展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
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其中消费和出口是基础需求因素，短期内投资是需求因素，中长期看是供给因素，决定投资的基础因素依然是消费和出口。因此，从中长期看，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需求因素。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很大差别，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出口快速增长是各国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出口及其带动经济和收入的快速增长，也是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基础，出口对经济增长及经济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大。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社会，出口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础，但对大国而言，受制于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和劳动成本上涨，工业化后期出口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下降，消费需求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由消费需求和出口快速增长共同拉动的，但不同时期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巨大差别。在 1978 ~1990 年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阶段，我国出口规模较小，1980 年出口只有 271. 2 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国内最终消费需求的 9%,到1990 年出口规模 （商品和服务出口 ） 扩大到3258. 4 亿元人民币，但也仅相当于最终消费的27% ,这一时期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需求因素。1990 年以后我国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进入消费需求和出口双轮驱动时期，经济发展也进入工业化快速提升的高速增长期，到 2007 年我国出口规模扩大到 102 817. 6亿元人民币，与最终消费的比率提高到 77. 8%,出口快速增长成为 1991 ~ 2007 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2007 年以后我国出口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速明显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应减弱，到 2013 年出口与最终消费的比率已下降为51. 4%,消费需求再度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需求因素。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下降，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将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6]
从出口发展趋势看，2012 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 年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的比重已达 11. 76%,接近德国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1990 年的 12. 21%,） 、超过日本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1993 年的 9. 58%） ,从德国、日本等贸易大国的发展经验看，我国出口高速增长期已结束，未来出口增速将向全球出口平均8% 左右的增速回归，与 1990 ~ 2007 年期间年均25% 左右的出口增速相比，未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趋于下降。
在出口增速及其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消费需求增长。目前，我国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进入以产品更新需求和新产品需求为主的低速增长时期，但创新能力较强、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计算机、手机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仍保持快速增长状态。
以城镇居民家庭为主的乘用车需求正在从高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拓展，这意味着汽车消费需求也将从 2000 ~2012 年年均增长 39% 的高速增长期，转向增速为 10% ~ 15% 的次高速增长期，国内商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趋于减弱。商品消费与出口增速的下降，意味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结束，但服务消费的较快增长依然能够支撑未来消费及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发展规律看，随着耐用消费品逐步达到饱和需求状态，服务性消费会快速增长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如，美国个人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在 1970 年就超过商品消费占比，此后到 1990 年的 20 年间服务消费一直保持了年均 10% 左右的高速增长状态，成为美国消费及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居民商品消费增速下降，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性消费正在迅速崛起，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家政服务等服务性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消费支出中占比不断提高，成为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增长点。
未来我国服务消费也将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加上汽车、手机和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较快增长，未来较长时期我国消费仍有条件保持较快增长状态。消费需求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增速趋于下降，将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模式从出口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消费结构从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的转换，也将带动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将因此从工业化中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转向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
***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明确指出，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这一论断揭示了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趋势。
后发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一般依靠两大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即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取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二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即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较低的成本消化吸收发达国家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实现自身快速技术进步。凭借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和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依靠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投入，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工业化后期，劳动成本的上涨和技术溢出效应的逐步消失将使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失去动力，经济的成功转型将主要依靠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缺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的情况下，工业化国家经济会停滞发展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引进利用外资和吸收国外成熟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工业化。与许多国家工业化中前期的发展模式类似，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以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相关研究表明，1978 ~ 2007 年的 30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只有 3%,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只有 30%,其余 70%的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拉动的。[7]
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劳动力过剩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选择，但随着我国要素供给条件的改变、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和外部发展环境的改变，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日益接近其发展瓶颈，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从供求基本平衡向供给不足转化，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速的重要因素，要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加大技术进步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劳动力供给看，根据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就业制度，2014 ~2016 年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仍将大于城乡退出劳动力规模，预计 2014 ~2016 年劳动力净增加数量分别为 266 万人、120 万人和 203. 6 万人，扣除自然失业率后的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规模仍将继续扩大，从 2013 年的 76 977 万人扩大到 2016 年的77 567 万人。从 2017 年开始，我国新增劳动力规模将小于城乡劳动力退出规模，预计 2017 ~2025年每年减少人数在 3 万 ~ 308 万人之间，平均每年减少 174 万人，全社会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从2017 年的 77 564 万人下降到 2025 年的 76 001 万人。从劳动力需求看，根据经济就业吸纳能力的发展趋势，未来要实现经济年均增长 7% 的增长目标，我国非农产业所需劳动力规模将从 2014 年的 53 869 万人增加到 2025 年的 67 232 万人。与劳动力供给规模相比，2014 ~2017 年我国劳动力需求规模与供给规模基本一致、劳动力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但从 2018 年开始劳动力需求规模将大于供给规模，且劳动力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将从2018 年的301 万人逐步扩大到2025 年的6206万人。解决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可采取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但根本措施在于加大技术进步力度，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需求，未来我国技术进步将主要依靠自主创新。
五、经济发展新常态重要思想是指导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指南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集聚的矛盾与问题会更加突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总书记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思想，不仅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特征，也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应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深入、全面认识***总书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思想，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基本思路，全面深化改革当前经济体制与机制，针对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做好预案研究，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和政策储备。
一是新常态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新的变化。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特别是 1990年以后城乡居民之间、城乡居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及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8 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下降，基尼系数从2008 年的 0. 491 下降到 2013 年的 0. 473,但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格局的转变会导致收入差距再度扩大，经济增速下降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时也意味着不同收入阶层与群体之间收入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新的调整。如，产业结构从工业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将意味着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职工收入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职工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 新常态下企业为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会加大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资本要素投入的相对快速增长也意味着资本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会进一步提高，资本要素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在收入增速下降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会比收入增速较高时收入差距扩大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危及经济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社会转型。为此，多数国家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以缩小收入差距。未来我国要应对新常态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需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差距适度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二是新常态下社会保障问题更为突出。收入差距缩小并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充分条件，一些国家如美国收入差距很大且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 1967 年的 0. 4 持续扩大到 2013 年的 0. 48） ,但美国经济的活力明显高于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在 0. 31 左右的欧盟国家，重要原因是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保持经济运行效率的必要条件，前提条件是具有能够托底的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很大，新常态下收入差距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因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起步阶段，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均存在统筹层次低、制度不统一、不同群体待遇差别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起能够托底低收入和失能等特殊社会群体养老与医疗的机制。从我国人口结构与人口出生率看，新常态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迅速提高，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 2020 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提高到 17. 17%,到 2050 年将提高到 30% 以上。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迅速提高意味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和医疗保障支出的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应对新常态下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新挑战，需要按照***总书记在 2014 年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以建立托底机制为重点，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会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我国资源需求规模也迅速扩大，铁矿石、石油等矿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2013 年铁矿石对外依存度接近 70% 、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 60%.在工业化过程中，我国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走一些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依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污染问题，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和水污染问题显示，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但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对资源需求规模依然会继续增加，铁矿石、原油的对外依存度还会进一步提高，保障资源供给安全的压力会持续加大，自然环境也会面临更大的污染压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挑战，需要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外资源开发，提高我国在资源性产品开发利用与定价方面的话语权，确保资源供给安全，更需要按照***总书记在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切实推进节能减排，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四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出口规模的扩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改变了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特别是2000 年我国加入 WTO 以后，我国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出口结构的大幅度升级，对国际经济与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冲击，在利益驱动下欧美发达国家针对我国出口的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持续增加，由此还衍生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等一系列针对我国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与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还会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贸易与政治格局，外部发展环境也会更加复杂。应对新常态下外部发展环境复杂化的挑战，需要按照***总书记在 APEC 会议主题演讲中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全面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构建“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国内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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