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大观众来说，他们并不希望导演张艺谋去执导商业大片，而是期待他执导他最擅长的文艺片，拍出像《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那样有探索意识的精品电影，给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其实，张艺谋自己也希望拍摄一些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也希望从商业片退却回到文艺片，让广大观众高兴的是，他挟电影《归来》实现了真正的“归来”.电影《归来》上映以后，很快打破了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广泛认1讴歌纯美爱情的优秀作品，表现了导演张艺谋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个体命运的人文关怀。
一、对纯美爱情的颂歌
电影《归来》通过非正常年代的陆焉识与冯婉瑜之间的生离死别演绎了一段旷世奇恋，歌颂了他们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对纯美爱情的追求。电影《归来》的故事并不复杂，好像还有点老套。在20 世纪 50 年代的“反右”时期，某大学教授陆焉识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青海劳改。十几年后，他私自逃了出来，目的是想回家看看妻子孩子。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他的女儿丹丹因为受到父亲的连累已经在内心和他断绝了父女关系。女儿不愿意见他，也不想让她妈妈见他，他又被抓回劳改场。当他三年后归来时，他妻子冯婉瑜由于遭受刺激，患了心因性失忆症，不认识他了。
他为了治疗妻子的病，采用了各种方式，终不见任何效果，于是陆焉识对妻子不离不弃，精心照顾妻子许多年，直到永远。电影对他们之间的情感写得非常饱满，既令人心酸，也令人感动。
电影《归来》歌颂了陆焉识与冯婉瑜之间的纯洁爱情，纯洁爱情是无私的、利他的。“我们知道，爱在本质上是自我牺牲。当然，自我牺牲不一定就是爱，但爱必定伴随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
[1]42电影《归来》没有直接写陆焉识与冯婉瑜之间的情感，而是通过表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怀来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情与亲情。陆焉识在劳动改造 17 年之后突然想回家看看自己的妻女，至于为什么回家，电影没有交代，留下了空白。可能是因为劳改太艰苦，他担心自己支撑不住有一天突然离去再也见不到亲人，所以拼死也要回家看看妻女。冯婉瑜听说陆焉识逃跑之后，就知道他肯定会回家来看她们，她既希望他回家，又不希望他回家。她希望他回家是因为她非常想念他，她不希望他回家是因为他没有被释放，他的归来会给家庭与他本人带来更大的危险，他回家是自投罗网，肯定会被捉住，因为他们的家已经遭到严密监视。当她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和敲门声时，她本想开门又担心有人监视，电影通过面部特写镜头写出了她的担心、焦虑而又犹豫不决的神情，令人为之动容。当她看到焉识给她留下的纸条时，她连夜蒸了一锅馒头，收拾了一包行李，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来到火车站。当她发现陆焉识已经被人跟踪，她不顾自身安危高喊 :“焉识，快跑，跑！”她自己摔倒在地，以至于头破血流。后来，她不再锁门，防止把焉识关到门外。当陆焉识归来后，他发现妻子不认识自己了，由于某种刺激，妻子把他误认为是方师傅，他有家难归。为了照顾妻子，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一间盛放杂物的小屋去住，为的是能看到妻子房间的灯光，为的是能多看妻子两眼。
他采用刺激、情景模拟等方法帮助妻子恢复记忆，但没有效果，他不惜充当修钢琴的人、念信的人来照顾妻子。他并没有因为当年女儿的无情而怨恨她，而是原谅了她，他又说服妻子与女儿和好。
电影把陆焉识与冯婉瑜之间的自我牺牲精神写得非常真实自然，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得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加浓烈，更加持久。
这部电影可以说并不是一部爱情作品，它没有情人之间的呢喃蜜语，没有情人之间的浪漫，也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激情，它实质上写的是一个男人照顾一个失忆病人的故事。然而，这个病的病因却是由于冯婉瑜对于纯真爱情的坚守，冯婉瑜什么都记不得，只记得她的丈夫，只记得要去车站接她的丈夫。陆焉识不离不弃地照顾妻子，是为了践行他对爱情的承诺，他们之间虽然没有爱的甜言蜜语，却有爱的刻骨铭心，有爱的地老天荒，有爱的力量。人类在分享爱情甜蜜幸福的同时，也应该欣然接纳它的苦难，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在当下的消费社会，爱情成了消费的对象，市场经济的法则成了社会的普遍规则，人们早已不相信爱情，不谈爱情，这部电影讴歌了纯洁爱情的巨大力量，歌颂了人性的善良与丰饶，激活了人们心中对于美好情感的向往，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
二、对个体的关怀
《归来》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如果说，爱情故事使这部电影感动，那么这部电影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怀使这部电影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人文精神。“文革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在七八十年代是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2]256《归来》这部电影不但揭示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不幸，而且揭示了“文革”对于个体命运的伤害，提出了令人惊醒的社会问题，渗透着反思的内容。“文革”让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妻离子散，让人们亲情破碎，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划清界限成为当时革命青年最时髦的口号。当陆焉识冒着生命危险回家来看自己的妻女时，女儿那双冷漠、警惕的眼睛射出的是无情的光芒，这让陆焉识深受打击。
他对女儿说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丹丹说 :“我不认识你，没有人想见你”.这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女儿的父亲来说，不知是何等的悲哀。丹丹为了跳上主角，向上级告密，透露了自己爸爸的行踪，致使她爸爸被抓了回去。然而，她仍然没有跳上主角，她竟把自己爸爸的照片全部剪掉以泄愤。“文革”不单单是给中国造成了经济的衰败，而且在思想上严重污染了人们的精神，产生了像丹丹那样的“畸形儿”.从某种角度说，丹1是由于自己的冲动，爸爸被抓住，妈妈受到重大伤害患了失忆症，妈妈一直不肯原谅她。她妈妈患病后，她不敢、不愿意走进自己的家门去看妈妈，她爸爸有家难归，她同样有家难归，当爸爸归来时，她甚至都不敢去接自己的爸爸，不敢踏实地去叫一声爸爸，她自己心里的伤痕是难以磨灭的。电影通过一个孩子对亲情的果断抛弃形象地揭露了“文革”给一代青年造成的心灵创伤，揭露了灾难到来时的人性中最为阴鸷的一面，具有力透纸背的力量。
更为深刻的是，这部电影揭示了“文革”给生命个体带来的巨大不幸以及难以抹平的伤痕。一般的书写“文革”的作品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 :坏人被抓住审判，好人冤屈得到平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如长篇小说《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土牢情话》、《小镇上的将军》等。从社会层面来看，一场社会动乱的灾难容易得到救助，但从个体层面来说，创伤却可能难以愈合，甚至根本不可能医治。余大卫自杀身亡，巩素珍余生只能生活在孤独与回忆中，她的痛苦不是一个平反通知所能消除的，余大卫的个体价值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了。当社会恢复正常时，冯婉瑜却没有恢复正常，她的记忆难以恢复，她唯一没有忘记的是去车站等待焉识，而这却是她病情日益加重的表征。冯婉瑜的心因性失忆不但是一种身体创伤，更是一种文化创伤。“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3]11冯婉瑜的失忆症是文化创伤，仅靠物理治疗难以见效，他们的精神、道德和心理上的伤痕是难以平复的。从社会层面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制定政策给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进行平反昭雪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减轻社会悲剧氛围，这样做是必要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样做就够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些个体生命价值的毁灭是不可能弥补的，我们应该始终对个体生命保存一种敬畏之心，肯定、尊重人的价值，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当一些作品以全社会的胜利冲淡个体价值消失的悲剧气氛时，这部电影直接切入个体生命，从个体角度表现灾难带来的巨大伤害，揭示了社会动乱对人的个体生命形式、个体价值、个体意义的毁灭，表现了导演张艺谋对普通个体命运和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
三、对“文革”的反思
电影《归来》在“文革”书写方面具有独特的视角，影片直接写“文革”的场面并不太多，直接书写“文革”的画面不过是丹丹横眉立目苦大仇深的表情、火车站“大批判”的标语、带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贫穷昏暗的画面等，从这几个画面，观众可以依稀看见“文革”的影子。电影主要是表现“文革”后冯婉瑜难以治愈的失忆症、陆焉识对冯婉瑜的照顾以及冯婉瑜对陆焉识的矢志不渝的等待等情节，从侧面揭示“文革”给人的心灵造成的一种创伤。电影虽然没有直接控诉“文革”的罪恶，而又处处揭示了“文革”给人们的生活留下的巨大阴影，“文革”成了一个缺席的在场，颇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
以往我们揭露“文革”的灾难，总把责任归结到某一些人身上，把自己作为单纯的受害者，这样的叙述不能说不对，但这样叙述缺少了一种深刻的忏悔意识。“灾难发生了，每个参与过灾难的人都是有责任的。不论别人承认不承认，不论别人如何逃避，或者把自己描述成灾难的受害者”,其实，“文革是民族的共同犯罪',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出了无耻小人，而是因为我们恐惧，因恐惧而丧失了良知，背离了善”[1]30.造成冯婉瑜失忆症的，除了方师傅的直接伤害是直接因素外，其它的都是间接因素。从电影中我们看到，导演没有把“文革”中的干部漫画化，街道李主任很有人情味，奉命来抓捕陆焉识的邓指导员与刘同志也是按规定办事，不是那种品质卑劣的小人。即使是方师傅，导演也没有正面描写方师傅的罪恶，而是通过丹丹的转述间接交代了方师傅对冯婉瑜的伤害，这就淡化了方师傅的罪责。
很明显，导演不愿意把冯婉瑜的悲剧直接归因于某一个人，没有把方师傅设置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导演认为方师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这就显示了导演的独具匠心与一种人道主义情怀。
“基于此，北岛认为在那一段扭曲的历史中，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我们的懦弱使自己成了实际上的同谋”.[4]156暴力都有人性的基础，“文革”的发生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民族的责任，这种反思是真诚的、大胆的，也是彻底的。
电影《归来》渗透了一种浓郁的反讽意味，反讽的运用为影片增加了多重的丰富意蕴。陆焉识从下水道里逃了出来，他浑身上下漆黑一团，甚至连眼镜片都变黑了，这个场面透出一种滑稽，令人好笑，又令人感慨，这是对那个时代“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动表现。冯婉瑜不认识陆焉识，陆焉识没有办法，只好让社区李主任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李主任问冯婉瑜 :“同志，你相不相信组织？”冯婉瑜说 :“相信。”李主任说 :“我是不是代表组织？”冯婉瑜点了点头，李主任说 :“那你是不是应该相信我？”冯婉瑜回答 :“相信。”李主任拉过陆焉识说 :“那好，我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爱人陆焉识同志。”冯婉瑜却说 :“我知道他是谁，他姓方，我不愿意他在我家住。”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他一般都不会违抗组织的命令，因为冯婉瑜是个失忆病人，所以她才能说出一些不合逻辑的话，组织对她也无可奈何。其中李主任的话是对“文革”话语的戏仿，消解了“文革”话语的神圣与庄严，让读者以轻松的心理体会到“文革”话语的霸道与荒谬，这个场面为电影增添了笑场，笑中含泪。冯婉瑜的话语不多，带有自说自话的味道，明显是一个病人的反常话语。电影正是通过一个失忆病人的话语揭示了“文革”之后人们对“四人帮”打着组织的幌子进行宣传的愤怒、怀疑与否定，非常巧妙。冯婉瑜只记得去车站接陆焉识这件事，巧合的是，陆焉识给她的信中所写的到家日期是本月五日，没有写具体的哪一月，因而每逢一个月的五日，冯婉瑜都要去车站接焉识。在以后的许多年中，陆焉识都拉着冯婉瑜去车站接那个早已归来不会再归来的焉识，对冯婉瑜来说，等待就是她的精神支柱，等待就是她生活的一切。
陆焉识归来了，冯婉瑜的魂却不在了，这真是“人归来，魂不在”,既令人感伤，又令人温暖。这个情节同《等待戈多》中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的等待都有一种荒谬感，具有一种反讽美学。正是这种反讽让我们体会到了作品思想的深刻，冯婉瑜与陆焉识的等待见出了人类良知的高扬，而人类良知的高扬正是人类前行的希望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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