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省却了小说 《陆犯焉识》中的很多信息，花大力气讲述的是 “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两次 “归来”.一些文章认为相较于小说，影片显得过于单薄，在多年前的一次访谈中，张艺谋说： “我认为电影的主题要简洁。主题简洁了思想简洁了，感情的包容量才会大，感情的力量才会大。如果主题和思想过于繁复，情感必要被削弱，也就成了拿符号写文章。”[1]
因此，《归来》删繁就简，将小说中描述的有关陆焉识海外留学、监狱生活、情感波折等情节都抹去，单单选取了小说的后三十页做文章，通过对 “归来”这个意象的反复涂抹，表达了导演对社会、历史、人性的思考。
一、归来： 革命与暴力
影片伊始，即暗示了故事的时代背景： 《红色娘子军》的排练、“不忘阶级斗争”的条幅、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等细节提示影片所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时期。丹丹对排练 《红色娘子军》的热情，对饰演吴清华的痴迷，都证明了她是被时代所规训了的 “女儿”,于她而言，革命高于一切，一切 “地富反坏右”都应该是被抨击、批判的对象。她的父亲当然也不例外，在其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生身父亲远不如党和革命来得亲切、真切。
其母亲冯婉瑜是一位老师，此时却以被教育者的形象出现，正在服刑的大右派父亲陆焉识越狱潜逃，舞蹈学校工宣队告诫她们一旦知道消息必须立即报告组织； 冯婉瑜一回家便受到街道权力部门及监狱领导的警告。陆焉识还未回家，整个氛围已被渲染得非常紧张。面对各种权力部门的要求，丹丹这个立场坚定的 “新时代女儿”表现了 “大义灭亲”的决绝，这种决绝背后不乏被异化的可悲； 冯婉瑜显然更为犹疑，这种犹疑表现了旧时代女性 “改造”的艰难，其间却不乏一丝人间的温暖。陆焉识还未归来，工宣队、街道、监狱等早已聚合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张力量之网足以将冯婉瑜的犹疑扼杀，也足以将陆焉识的任何周详计划化为齑粉。
陆焉识终于出场，与影片此前色彩相对明丽的画面不同，此时多数画面呈现出黑色的基调： 凄风冷雨的夜晚、接近乞丐的衣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分不清颜色的口罩、黑乎乎的皮肤以及隐约可闻的体臭，一个被视为社会垃圾的长途跋涉者出场了，其为这一次归来其所经历的磨难已可见一斑。雨夜中匆匆行走的谨慎、到家附近后的四处观察、轻叩家门、遇不测火速撤离等细节又刻画出一个心思缜密、反应迅捷的落难知识分子形象。在影片后部陆焉识咨询医生有关心因性失忆的问题时脱口而出的标准法语暗示这是一个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不顾一切地越狱不过是为了看看多年未见的妻女。在陆焉识归来叩门的瞬间，冯婉瑜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心理斗争。其眼中饱含的泪水和不停翕动的双唇表明她多想打开这扇门，而双手的犹豫又清晰地表达了她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无论是开还是不开，都将把她推向深渊。她在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争斗中不能自拔，最终，母亲角色获得胜利---她保全了女儿的政治生命而牺牲了作为妻子的渴望。然而，此举让她的良心受到巨大谴责。所以当丈夫提出天桥相会时她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同意，在她看来，这是她和丈夫之间的单独相会，与女儿无关。于是有了天桥相见的激情戏。陆焉识躲在阴暗潮湿的天桥下，就着肮脏的雨水洗脸等待爱人的到来； 冯婉瑜久未出现，让其内心焦急，豁出性命在处处潜伏着 “革命者”的火车站高喊她的名字，看到冯婉瑜的那一刹那不顾一切地冲向她，这些细节将天桥情感戏推向高潮。然而丹丹的告密促使这次相见流产，无孔不入的各种政治力量粗暴而专横地阻止了他们的相见，第一次归来不过是在人群中遥远地看了彼此一眼。
这一眼的急切、深情、焦灼、隐忍无不显示了他们的心灵相通。不过，这一眼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陆焉识面临加刑的残酷现实，冯婉瑜头部受到伤害，丹丹未能饰演吴清华。这是电影表层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实际上，这里面还有许多 “留白处”: 陆焉识这一次越狱会导致加刑乃至枪毙，因此冯婉瑜在此后的日子必定为此上下奔走。然而，在那样一个强权当道的时代，本身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一穷二白的女性，她用什么东西同政治做交易？ 在强大的政治面前，她唯一能够出卖的就是她的身体，这一行为深埋了她日后无限隐忍与屈辱。
二、归来： 伤痕与反思
时代背景切换，第二次归来已经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陆焉识平反。相较于第一次归来，这一次归来没有躲藏、没有跟踪、没有告密，是合法的、得到组织认可的归来。然而组织认可了，情感却不认可---当陆焉识带着蕴藏了 20 年的思念与渴望激动地站在冯婉瑜面前时，她却患上了心因性失忆而无法与他相认，影片中情感与政治总是处于可笑的错位状态。为了唤醒冯婉瑜的记忆，权力部门以 “组织的名义”告诉她这个人就是陆焉识，要她承认站在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一直受政治力量压迫的冯婉瑜试图接受组织给予的权威答案，然而政治在这里终于失去了它的力量，她终究未能辨认出陆焉识。政治企图以武断、粗暴的方式干预任何领域包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显得苍白而荒诞。
为了唤醒冯婉瑜的记忆，陆焉识做了种种尝试： 重复车站接站的场景未能奏效； 使用心理疗法通过旧照片回忆往事旧人，亦不过归于徒劳； 弹奏熟悉的钢琴曲唤醒冯婉瑜短暂的记忆，清醒后一切照旧---陆焉识的种种努力最终白费，冯婉瑜始终未将他认出来，而反复将其认作方师傅--- “文革”中的当权派。在方师傅这个政治符号的引导之下，冯婉瑜在 “文革”中的非人生活才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这个弱女子在 “文革”中所受的苦难才漫溢出来。
完全可以想象，当陆焉识被流放遭受种种折磨并有生命之虞时，冯婉瑜被迫委身于方师傅之流。在此，冯婉瑜在 “文革”中的苦难生活可见一斑： 一方面担心丈夫的安危、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还要遭受当权派的种种凌辱。
除此而外，陆焉识第一次回家冯婉瑜没有及时为他开门成为她的心结并最终聚合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她虽用行动比如为陆焉识减刑而四处奔走想以此来抵消没有开门的错误从而消解内心的压力，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残忍的悖论：她以一个教书匠臭老九的卑微身份在那个时代苟延残喘，妄想去救大右派的丈夫，唯一的筹码只有身体。她所做的越多，所受的屈辱也就越多，从而心底的压力也就越沉重。
她对陆焉识心灵的付出以身体的背叛为代价，她付出的越多背叛得就越深，灵与肉的分裂所造成的巨大精神折磨全部向冯婉瑜袭来，她所有的救赎只会将她拉入更深的深渊，她若想正常生活下去，唯有选择遗忘---否则心灵的沉重只会让她走向死亡。在展现了大右派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所遭受的重重磨难的表象之下，影片深层次地揭示了大右派的妻子---这些默默无闻的女性所默默承受的累累伤痕。
面对妻子所遭受的非人折磨，陆焉识决定去寻找罪魁祸首---方师傅。他拿着当年方师傅摧残妻子的武器---饭勺，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解心头之恨。
当他风尘仆仆赶到方师傅的家门口时，遭到方师傅妻子的破口大骂，其语无伦次的话语逻辑无不表明她已精神失常，而方师傅也被专案组拘留。这也是一个碎裂的家庭，无论是暴力的受予者还是施予者，都没有逃过历史的浩劫。陆焉识的报仇行为突然变得可笑起来，他的报仇对象突然变得虚无起来，成了一个 “无物之阵”,政治在此显示出它的诡谲与残酷。
三、归来： 荒诞与反讽
尔后，影片中有了多次 “归来”的情节。因为陆焉识“5 号归来”的信，每个月的 5 号冯婉瑜都会精心打扮后到火车站去接陆焉识，风雨无阻。陆焉识每个月 5 号陪伴着冯婉瑜举着 “陆焉识”的姓名牌去接那个在她心中永远都在归来却实际上永远也无法归来的陆焉识。“平和、克制甚至略显压抑的叙事方式，是中国导演张艺谋文艺片的明显标签。”[2]
随着情节的发展， “归来”这个意象的内涵慢慢发生变化，如果说影片对第一次 “归来”的涂抹是为了展现革命暴力，第二次 “归来”凸显心灵的伤痛从而进入更深一层的反思，往后的 “归来”意象则越来越具有荒诞的意味。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所等待的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出现的人，如同等待戈多一般渺茫与荒诞。陆焉识举着自己的姓名牌等待着自己的归来，这自我的分裂更是象征着经过了 “文革”中重重折磨九死一生的陆焉识永远也不可能等到活在冯婉瑜心中的多年前的那个自己。荒诞的情节一次一次披露了伤痕的永远不可弥合。从心理疗救的角度来看，于冯婉瑜而言，她时时在等待，潜意识里却处处在拒绝。试想，如若冯婉瑜真的认出了归来的陆焉识，她带着残破的身躯和满心的累累伤痕站在她心目中的 “男神”面前时情何以堪，相认的那一刻就是毁灭的那一刻！ 心因性失忆帮助了她，帮助她关闭了可能会走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的通道，她所失去的这部分记忆是她最不忍直视的人生苦难，记忆一旦回来，所有不忍直视的疮疤也将回来，唯有对伤痛的麻木和遗忘才能让她有勇气生存下来。心因性失忆表征了冯婉瑜这个弱女子在那个特殊年代于重重压迫之下所经历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苦难与精神折磨。
在此，张艺谋完成了对历史的解读与回望。有研究者指出： “张艺谋其实希望带着我们重回中国 20 世纪的苦难之中，他试图在这个新世纪里重述那个关于 ‘伤痕’的老故事，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和中国人在 20 世纪所承担的历史痛苦相遇，在这里凭吊历史，让隐在心中的历史的伤痛得到一个超越的机会。”[3]
虽然，相较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言， 《归来》 可能在主题或思想上并没有提出更新更深的东西，然而，整个时代语境发生了变化，整个受众群体发生了变化。“文革”刚结束的年代，各种揭露与反思 “文革”给人们精神和肉体造成伤痛的文本基本上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共鸣，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 “50 后” “60 后”心情沉重地随着影片揭开伤痕重温那段历史而抛洒热泪时， “80后”“90 后”乃至 “70 后”却对这段历史相当隔膜，观影过程中发出不合时宜的笑声。这笑声暴露了人们对历史暴力的冷漠与遗忘，影片所表现的历史赋予人们的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痕在影院的笑声中同样显现出荒诞的色彩。正如陈墨所言： “今年电影有一个压舱石在，这就是 《归来》。
如果没有压舱石，没有历史的记忆和反思，我们民族以及电影业会过于轻飘，不知道要飘到哪儿去。”[4]
这是 《归来》在这个众声喧哗的 “轻时代”对年轻受众思考力与批判力的呼唤，这也是 《归来》不可忽视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张艺谋，叶坦。 电影是感情性的东西，与张艺谋谈话[J]. 电影艺术，1998（ 03） .
[2]郭强。 谁的归来，谁的不归[J]. 艺术评论，2014（ 06） .
[3]张颐武。 老去的张艺谋归来，时代却已经走远[J]. 中关村，2014（ 07） .
[4]陈墨，李迅，张为。 归来三人谈[J]. 当代电影，2014（ 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