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作家安徒生的 《海的女儿》塑造了纯美、善良，具有牺牲精神的美人鱼形象，这个形象经过广泛传播成为大众对美人鱼的基本想象。周星驰的美人鱼形象则是建立在安徒生版本美人鱼基础上，加上现代商业、青春情爱、环保生态主义，形成独有的香港风情。
与安徒生的 《海的女儿》剧情具有互文性的，首先是着名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歌剧《水仙女》。[1]《水仙女》结局为王子虽另娶公主，却因思念水仙女鲁萨卡抑郁成疾，无药可医。王子和鲁萨卡重遇湖畔，祈求鲁萨卡最后一吻。鲁萨卡给予王子深情一吻，并抱着死去的王子沉入湖中。两个作品虽然年代不同，结局迥异但均来自同一传说。
除此外，还有 17 世纪、18 世纪之交的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的小说《水妖》 （ Undine） ,水妖温蒂娜 （ Undine） 为爱替嫁，丈夫移情别恋，温蒂娜在丈夫再婚时给予负心人致命之吻，自己化作一泓清泉环绕在他的墓旁。
无论是西方的仙妖，还是中国 《楚辞》里的山鬼、《聊斋》中的狐狸精，这些非人类形态的女性皆充满色欲和死亡的威胁，而更早的希腊神话中的塞壬，仅靠歌声便可迷人心智，可见美人鱼海妖对男性的诱惑力量。因此，美人鱼的传说自始至终皆与情欲以及死亡有关，并在不断演变中呈现新的情欲纠葛。
中国本土的人鱼故事起源甚早，并且同样拥有广为人知的鲛人传说。汉初 《山海经》记载了陵鱼、氐人、互人、赤鱬、鱼妇等各种人鱼形象。晋干宝 《搜神记》记载，鲛人如鱼，逐水而生，不用纺织和穿衣，哭泣的时候，流出的是珍珠； 清代画家聂璜的海洋生物图谱 《清宫海错图》中对人鱼进行详述： “人鱼，其长如人，肉黑发黄，手足、眉目、口鼻皆具，阴阳亦与男女同。惟背有翅，红色，后有短尾及胼指，与人稍异耳。” “阴阳与男女同”,人鱼在此不仅已具阴阳之别，其 “着衣饮食，但不能言，惟笑而已”的内容也与 《小美人鱼》描述一致。
与之相同，元代林坤曾有传记，有人一样的鱼生活在海里，五官如伊人唯美。玉脂一样的皮肤甚是洁白，少饮酒则面露桃花色，长发轻盈马尾一般柔长，如此描述恰是如今的美人鱼。
纵观中西方的美人鱼文化原型，其形象表征皆涵盖被消费、被歧视和奴役等充满色欲和死亡符号意义。周星驰新作 《美人鱼》也是如此： 人鱼姗姗最初以色诱骗港产富豪以求人类放弃对人鱼种族的侵犯。
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传说： 人作为万物之长，与其他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天生没有横骨，而且三魂七魄、奇经八脉皆备。追求人类自由灵魂意志的美人鱼象征具有神话色彩的自然界符码，得到无数艺术家的讴歌和赞美。但通过人鱼故事的演变可以发现，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新思想的不断涌进以及对科学的崇拜，人类观念发生转变。代表自然的美人鱼趋于淡化，被视为背景、工具。为人所用，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最终沦为人类 （ 男性） 统治、压制、征服的客体和他者。
周星驰的 《美人鱼》中多处设置了人鱼与自然的隐喻： 人鱼族群中长老的七彩尾部划出的水花在平和时可幻化成历史图像，给年轻的人鱼们讲述人鱼与人的故事，在人类侵入时也可招致风暴，保护同族不受人类的伤害，暗喻人鱼与自然的一体化。影片中对人鱼族群的围捕过程与纪录片 《海豚湾》中日本人残忍肆意猎杀鲸鱼的场面高度相似。姗姗为爱不忍伤害刘轩，最后放刘轩离开，这种博大的胸怀除去表层意义上女性爱恋的情爱性质之外，在深层次意义上也暗含并容徧覆的母性情怀，一种 “厚德载物”的大地德行。
然而，在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后，人鱼、女性、自然都自动被归置到二元对立的另一面： 太阳/月亮，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父系/母系，文化/自然，人类/人鱼。这种统治意义的逻辑在于前者优于后者，前者控制征服后者。西方的主流价值是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和使用。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传达出了人类的崇高价值和自然界根基，将人类地位定位于万物之上，而培根则传达出万物存在的价值源于造福人类，理应受到人类的支配。在这样的二元对立逻辑下，艺术创作的中心也是人类，且多为男性视角。 《美人鱼》的前半段就将这样思想统治下的百态众生加以描摹，生态保护成为骗取国家投资的噱头和商业卖点，波澜平静的海湾下埋藏着人类杀机重重的声纳。自然和非人类男性群族在这里已经被 “他者化”,而要扭转这样的创作模式，就需要改变这种将自然和女性 “他者”的创作模式。
二、生态女性文化批评建构的理论奠基
（ 一）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转向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立足观念层次，研究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的深层次联系，强调观念决定行为，只有破除观念，方能使妇女与自然得到完全的解放。所以，《生态女性哲学》（ 2000） 的作者凯伦·沃伦才在其着作中提出 “统治的逻辑”这一概念，其中深意是指 “弱者”服从于 “强者”.她始终相信 “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原则”的存在着实足颠覆传统的父权统治城堡，从而使二元思维以及价值等级观念等理念彻底解体，给妇女和自然带来完全解放。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立足文化层次，认为只有彻底改变精神文化根源，方能使妇女与自然得到完全的解放。麦钱特站在理性主义者的立场传达出女性权力潜在的负面性，并在着作中强调其与混沌自然的一致性，所以被征服是必须而为之的。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危机，其本源都归结于理性时代文化急于僭越女性化的结果。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立足社会层次，强调社会、政治和经济是压制的根本原因。在 《生态女性主义》 （ 1993） 一文中，学者范达娜·希瓦与德国学者迈斯指出，本质上这是对于妇女和自然生殖能力的压制，根本上体现的是父权文化。[2]
无论是哲学、文化还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都是力图从本体论出发，通过观念角度和方式的更改以达到自然和女性双重解放的目的。因此，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 二） 本土生态话语资源的内置
第一，生态哲学思想。古代中国朴素辩证自然观讲求 “天人合一”,阴阳相合。《周易》曾有记载，以天为上，天地可安定； 从低到高进行排序，便是高贵和低下的排列； 动态与静止自由定律，则阳刚和阴柔方可判决。
第二，生态文化思想。 《荀子·礼论》曾有记载，土地是生命的根基； 祖上是人类的发源；君臣是教化的根基，等等。因此说礼，向上尊重天，向下敬爱地，遵爱先祖，兴旺君臣。所以敬爱生命，尊敬天地、先祖、军师。其次，贵和，以和为贵，强调天地人三者和谐。管子、墨子、荀子等人提出的 “和合” 承载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第三，生态经济思想。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指出不用细网捕鱼，则鱼鳖享之不尽； 依时节伐树木，则林木用之不尽； 明清孙兰提出万事万物相生相长而不相克，以上都是基于经济层面开始探讨并反思人类经济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为中国生态女性文化的建构提供更充足、丰富的内涵意义。
三、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影视伦理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观要求女性主义的生态发展必须摒弃旧有的男性制的统治原则，即一方压制另一方的伦理秩序，基于互惠和负责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建立新的伦理秩序。这种观念建立在21 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下，运用于影视艺术之中，便是要求影视艺术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姿态，着力倡导和塑造生态女性文化批评。
在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里，朴素的辩证自然观崇尚阴阳和谐。周易中有阴阳之解，以阴为保守之力，柔弱需怜悯的概念，“阳”是进取性质，具有保护或爆发力的特质事物。因而 “阴”又与女子、坤道、大地形成一体，而 “阳”与男子、乾道、天命形成一体。阴、阳，乾、坤皆指涉两性的二元对立。
而在西方， “对于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剥削和掠夺，开始于美人鱼传说盛行的 16,17 世纪”.此时，对于科学革命的推进和演化，对于上帝，具有神力自然的非人类物种的人性化描述都展现出人类自然观的机械化和理性化。自然作为人类母性的形象隐喻 （ 老美人鱼） 逐渐消逝，而作为可供消遣的形象隐喻 （ 小美人鱼） 开始出现。当今世界对于科技统治自然的核心观念进行了重新构建，“17 世纪的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催生机械性发展，女性世界在机器之下，受支配”[3].而地球滋养者的形象，原可以当作一种文化强制力，基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出发制约人类采取不合理手段对待地球。然而，工业时代的进步重塑了该种具有控制力的形象并且给人类对自然进行侵略予以反向的文化许可，这样的文化隐喻默许对女性的污蔑与破坏： 中世纪传说对于代表自然力量的女巫的清洗，影像叙事中所呈现的非人类女性形象的迫害。无论是 《美人鱼》中的姗姗还是 《阿凡达》中纳美族女子，都处于被统治和压迫的位置。
标榜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的学者阐述了世界整体被价值二元论的主宰，成为两部分，而主宰自然和女性的双重统治理念桎梏的力量来自于价值的二元论和等级制。传统的大众观点中，那些和自然、女性、非人类、蛮荒联系在一起的美人鱼是从价值上低于文明，男性则是开发者。沃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4]在沃伦看来，二元伦理关系和价值等级制之所以成为统治自然和女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被纳入了一种压迫性的观念构架： （ 1） 价值二元论； （ 2） 人类等级观念；（ 3） 上级可控下级观念； （ 4） 特权观念； （ 5） 统治逻辑。这种压迫性的伦理关系是用来证明统治关系和征服关系合理性的伦理建构，可以适用于任何的 A、B 关系，当 A 价值大于 B,就默认 A 对于 B 的统治和征服是合法的。 《美人鱼》中对于美人鱼族群和海豚的非人道掠夺与残杀正是这样伦理价值尺度的体现，影像银幕的隔离感使得残杀的血腥、等级制度的掠夺变得温和易于接受，却没有改变这种伦理价值本身的血淋淋。
四、结 语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意义在于改变这种压迫性的 “观念结构”,改变处于 “阴”性自然被动承受的生存状态，改变自然界的生态危机，而尊重、同情和关爱为精髓的 “阴性”文化，重构影视伦理。纵观以生态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除去最近的 《美人鱼》 《捉妖记》 《阿凡达》等讲述人类与非人类自然族群关系的电影，最终的哲学指向无一不是重新树立对于自然的信仰，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 《美人鱼》的片尾，面对采访选择隐居自然，和美人鱼携手共游海洋的富豪刘轩便是这种生态主义伦理观的践行者，人与美人鱼的伦理关系由最初充满色欲的征服奴役关系，转变成琴瑟和鸣的 “夫妻”关系，背后也是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的重构。这种充满诗意的家园意识的描写，恰是未来影视伦理价值观所需要传递的。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Wayland Barber. The Dancing Goddesses:Folklore,Archaeology,and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Dance[M].W. W. Norton & Company,2013.
[2]Benjamin farrington（ ed） . The Philosophy of FrancisBacon[M]. University of Chicage,1996: 62.
[3]Shiva V. Staying alive: women,ecology and develop-ment[J]. Rur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1994（ 01） .
[4]麦钱特。 自然之死： 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 吴国盛，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