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是指将外来的而非本土原有的某事物发生转变，使之在解释、说明、应用等方面适合本国、本地特色或特征[1]373,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价值与作用的过程。自 20 世纪初传入后，我国电化教育即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这一历程在抗战期间因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而备受关注与提倡，从而成为该时期电化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中国电教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一、本土化电教理论的提出
抗日战争时期，电化教育因“能以最短的时间，支配最广的空间，以最少的物质，发挥最大效力”[2]2的独特优势，受到战时最高当局及各界的关注与重视。1940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于社会教育司下增设第三科专管电化教育，并将原设之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合并成电化教育委员会，积极开展各项推广工作，电化教育发展呈现出了“战时繁荣”的景象。在此推动下，电化教育理论亦有所突破，尤为值得指出的是，该时期理论界更多的将电化教育与抗战建国这一当时中国最大实际联系在一起，探讨如何有效利用电化教育“扩大抗战宣传，唤起全民参与抗战”[3]1151,标志着我国早期本土化电教理论的初步形成。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理论界意识到了电化教育这一“最易启发民众抗战意识”[4]32的教育形式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国防不仅包括“武力战”,还应有“精神战”,因此战争时期对精神的培养也应当视为同样的重要，而对民众“民族意识之激发，爱国观念的培养”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化教育也就自然“有迅速国防化起来的必要”,以唤醒群众扞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解放的意识。为此，他们指出必须使电化教育“国防化”,并提出了“国防电影”“、播音救国”等口号[5]58.同时，为扩大抗战宣传，该省还设置了街头播音点，随时播放抗战消息[6]10.
二、本土化电教设备制作的尝试
电化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放映机、幻灯机、收音机等一系列设备，受当时工业发展水平的限制，自传入之日起，我国电化教育所需各项设备“均不能自制，概系采用舶来品，尤以采用美国者为多”[7]18.抗战爆发后，原有电教设备因战事毁坏颇多，所剩者很多也因年久失修而亟须补充，无法满足推进电化教育所需，但随着广州、香港等地的沦陷，中外交通被阻，加之战时国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财政困难，即使几经周转，从美国、印度进口一部分设备，也无法满足国内需要。鉴于此，国民政府在尽量进口电教设备的同时，亦倡导、鼓励自制。为此，中央及各地方还出台了一些激励措施，如“为奖励各地电化教育工作人员对于电化教育用具之设计及创制”,浙江省颁布实施了《浙江省电化教育用具设计及创制奖励办法》，规定凡“设计及创制后为复杂之机件，确可制造应用者；设计及创制之机件，确较舶来品价廉物美者；创制之用具，有特殊意义者”,经教厅审查后将“给以一百至伍佰元奖金”[8]56.
在此倡导与激励下，战时国内自制电教设备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器材的改造与活用。如，影片缩印机和裁片打洞机的制作与应用。当时国内的教育电影大都采用 16 毫米影片，而电影院所放映的是 35 毫米的大型影片，因此若要有效实施电化教育就必须将大片缩为小片，为解决该问题，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裘逸章和福建省教育厅的郑朝骧几经努力，分别设计出了自制的影片缩印机；在此基础上，为有效利用当时国内现有的 35 毫米胶片，裘逸章又进一步设计出了“裁片打洞机”,解决了拍摄影片过程中将 35 毫米胶片转为 16 毫米胶片的问题，从而扩大了电教材料的来源。
2.创制简易器材、寻找代用品力求经济。此方面的典型为植物油幻灯机与透明纸幻灯片的发明与应用。1940 年，时任教育部电化教育委员会技师的杜德三鉴于一般放映机、幻灯机只适用于城市，而在乡村放映时须利用发电机发电，需要汽油，而战时汽油又极为宝贵，特创制了植物油幻灯机，该机可用菜油、豆油或麻油为光源，极为经济，尤其适用于一般乡村。之后，为加强幻灯机的光度，他又研发了电石幻灯机，以电石代替植物油为光源。同时，教育部幻灯片制造室还制作了一种透明纸幻灯片，印成历代伟人事迹一套，用卷筒放映，受到无电源地区学校及社教机关的欢迎。
以教育电影和幻灯片为例，1940 年教育部电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后即开始教育电影及幻灯片的拍摄与制作，先后拍摄、制作了《看图识字》、《世界风云》、《儿童节》、《法币》等教育影片和《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戚继光》、《大禹治水》、《西康》、《黄花岗》等 14 种幻灯片。自 1942 年起，国内教育影片的拍摄工作开始主要由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承担，至抗战胜利，该厂先后共拍摄电影五十余部，制作幻灯片二部，主要有：移风易俗专题片，如《重九》、《谷雨》等；生产片，如《家庭副业》等；科学教育片，如《采煤》、《造船》、《制造灯泡》、《炼钢》等；医药卫生片，如《疟疾》、《常山》等；青年军事训练片，如《青年军》、《军事管理》、《夏令营》等，还有《新疆》等地理片[3]1160.
除上述两处外，该时期的教育电影制片机构还有金陵大学、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国际电影推广处、平民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值得指出的是，该时期各省教育厅也纷纷成立了各自的教育电影制片组织或机构，拍摄反映本省省情的教育电影，如福建就专门成立了“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摄制教育影片设计委员会”,负责该省教育电影的拍摄，该处先后摄制福建省情影片、后方抗战纪实片、短片故事片 39 部，其中包括民族意识类三部、国防类四部、军事类四部、科学类一部、教育类十三部、体育类七部、卫生类二部、建设类一部、新闻类二部、风景类二部[6]37.此种地方化的趋势在播音教育方面也有所体现，如广西省在抗战爆发后鉴于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未必“适合本省情形”,于是根据广西省情播出了“以政令传达，新闻报道，战情报告，抗战演讲，抗战教材及抗战歌曲等为主”[9]16的广播节目。可以说，各省省情影片的拍摄及广播节目的播出，进一步深化了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发展。
三、战时电化教育本土化发展的特征
电化教育“自萌芽之日起就暗含本土化的取向”[10]174,可以说，整个中国电化教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电化教育本土化的历史。
1.战时性。这是该时期电化教育本土化的最大特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抗日救国成为当时所有具有良知的华夏儿女的核心使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都应集中在这个抗战建国的大目标”[11]44,电化教育亦不能例外，这是时代赋予其的历史使命，且这一责任本身也是本土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在此背景下，该时期，无论是本土化电教理论的提出，还是电影、播音等电教内容的拍摄与制作，抑或是电教设备的自行研发与创制，均以抗战为核心，为抗战而服务。为了最大限度地武装民众头脑、激发民众民族意识，电教界人士不畏艰难，并结合社会实际进行抗战宣传，发挥了电化教育在“精神国防”“、精神抗战”中的作用，激发了民族意识，鼓舞了民族斗志，从而使之成为该时期不可或缺的抗战力量。
2.被动性与主动性。抗战时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还表现出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双重表征。抗战爆发前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电教理论界及时地将电化教育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国防电影”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口号，并在此指导下拍摄影片，设计幻灯片，编排播音节目等，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化教育在抗战建国中的作用，显现出极大的主动性；而另一方面，在电教设备的自制上却又表现出被动性，可以说，该时期自制电教设备实属无奈之举，且中国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工业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只能自制一些简单的设备（或对现有设备进行适当改造）。主动与被动的双重特征表现出电化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不均衡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电化教育战时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电教界对本土化的进一步探索，从而使之在发展过程中更多考虑中国社会实际和战时特殊需要。
抗日战争时期，在社会各界，尤其是电教界人士的艰苦努力下，我国电化教育本土化获得很大发展。“国防化”电教理论的提出，将电化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为战时电教本土化奠定了理论基石；电教设备的研制与改造，开始了摆脱完全依赖进口产品的尝试；自拍电影、自制幻灯片的丰富与发展，使电教内容更加适应国内实际，促进了电化教育在战时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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